伯特兰·罗素是近代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他对数学理论的完整性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于罗素，最有名的事迹即是引发第三次数学危机的“罗素悖论”，也就是常说的理发师难题：有一个理发师立志要给城里所有不为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这名理发师是否要给自己理发？这样的悖论导致现代数学有关“集合”的理论一度出现崩溃。
从这样的故事中，罗素本人的逻辑及思维能力自是可见一斑，令人意外的是。这样的一名著名的英国逻辑学家曾经也是一名中国通，他曾经写过一本名为《中国问题》（1922）的论著。
我们都知道那个年代的中国在国际上还只是落后的代名词，像罗素这样的专家学者也因此对中国的衰落原因产生过研究的兴趣，因此写下了这么一本书。
汉字有三种弊端
在罗素写下这本论著的那段岁月，他花了大把的时间在中国生活，实际体验了中国的文化和习俗，自然地，这些就成为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资料。
当然，这段研究让罗素确定了中国文化所独有的三个主要特征，并加以批判，而在这三个特征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的文字，罗素大致如下地批评道：中国的文字采用表意符号构成并书写，会导致三个问题。
也即是汉字的三大“缺陷”。这第一个问题就是汉字的字形过于复杂，要想学习汉字，必须先学会若干种符号（也就是笔画），其种类是远大于英文的26和字母的。
罗素的想法不难理解，由于笔画的数量太多，要想入门汉字的系统学习，先天上就要更难，毕竟启蒙教育时期，复杂的汉字会使得孩子更难学，这种想法总结来说就是中国人的汉字输在了起跑线上。
这种想法其实不无道理，中国的文字最早由甲骨文演变而来，而甲骨文时期的汉字其实是祭祀时专用的一种文字，几乎只有祭祀才能看懂，甚至当时的君主都不能理解这种文字。
汉字的打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沟通的工具，而是记录的工具，所以负责祭祀的司祭们可以将这种字变得很难很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人能够破译或许也保证了祭祀家族地位的传承。
随着漫长时间的发展，汉字从记录的工具转变成了交流的形式，所以此前的弊端便逐渐显现出来了。
在民国甚至更早之前的那段时间，中国的汉字普及率确实不高，而中华人民的文化水平也同样地不怎么高，不过事实上，罗素的想法依然有他的局限性，中国的汉字是在不断变化与成长的，建国后浩浩荡荡的简体化运动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数学家的数学分析
尽管汉字曾经不适合书写，也不适合学习，但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却也形成了一套融洽的学习体系，而且汉字的笔画其实也没有罗素所认为的那么多。
现代常用笔画类型就不超过30种，按照“永字八法”来分类的话，笔画仅仅只需要分类成“点、横、竖、撇、捺、提、折、钩”八种（对应“永”字八笔）就可以了，如此看来，罗素对汉字的研究还是不足够透彻。
罗素认为汉字的第二项缺陷是无法进行排序，即是说，同样笔画的两个汉字，我们无法确认哪个字该排在前面，哪个字该排在后面，这就会给字典、目录的编纂带来巨大的问题。
作为一名数学家，罗素将汉字当成集合去进行思考，所以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汉字没办法与数字集合形成一一映射的数学关系，这就必将导致无数的问题由此滋生。
英文这一类的字母文字的排列方法，其实是源自于拉丁字母，他们可以和数字序号形成一一对应的数学映射关系，因此罗素这名数学家自然是十分倾向于这类书写，也因此对汉字抱有怨言。
另外，罗素写下《中国问题》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发明如今的拼音字母表，所以在目录编纂等问题上确实是十分的棘手，不过后来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了，汉语字母表出现了。
汉语拼音字母起始于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解决了这一问题，从此罗素所言的这项缺陷自然也便不复存在。
正因为汉语拼音的横空出世，我们才有了《新华字典》，才能够让汉字出现在了电子媒介上，才能赶上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开始，不过，这也说明了，缺陷或许是客观存在的，但往往可以通过人为手段进行弥补。
对比之下，缺陷何在
至于最后一项缺陷，罗素所言的是对于表音文字的翻译做不到尽善尽美。
罗素认为，西方的字母语言可以轻易地通过表音这一手段来将舶来品的新词完整地进行翻译，而汉语要想音译却往往只会显得不伦不类，这样造出的新词在先天传播上就会产生困难，如此一来，在使用汉语的地区就很难迅速吸收来自其他国家的最新知识了。
这样的想法换一个高大上的词汇就叫做赶不上经济全球化，不管是科学还是其他领域，确实充斥着大量的专有名词，罗素认为，表意文字不够国际化，自然也会使得中国不够国际化，最终势必会被排斥在蔓延全球的学术圈之外。
关于这一项缺陷，其实作为我们邻国的日本本来也应该具有，日本自从在我们唐朝时进行大化改新以来，文字也是同我们一脉相承的。
不过，日本在平安时代却创造了第二张字母表（片假名），专门用来进行训读，因此他们的语言对舶来词的接受度是相当高的。然而，如此真的会使得语言产生进步吗？
或许未必，毕竟日本的这第二套书写往往也只是徒增了日语学习者的烦恼罢了，带来的便利性却是微乎其微，原本不明白的外来词即使改用片假名进行书写，也不会变得和蔼可亲。
更别说演变至今，日本人的英文发音都已经越来越不标准了，片假体系下的外来语俨然有了形成另一种语言形式的趋势，这无疑不证明了罗素的这项思考也依然充满了短视的成分。
至于汉语，令人有些咋舌的是，到了现代，也不乏一些像是“沙发”、“妈咪”、“黑客”这样耳熟能详的音译词汇，而意译也常常惟妙惟肖，实际上，这种缺陷打从一开始就并不存在。
小结：
《中国问题》，这本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罗素所著的论著是成书于1922年的，彼时的中国因为饱受清政府无能的祸害以及西方列强的侵略，一度陷入了病入膏肓的可悲境地，在这个时期，对中国充满批判的这本书也便应运而生，尽管我们不能否认罗素对科学世界的巨大贡献，但也不得不明白，他的这些理论中也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
当然，这种偏见更多的原因还是由于历史人物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他们不能预测未来，自然无法想象到汉语这种高深莫测的语言还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汉语作为一门语言，或许确实有其缺陷存在，但在中华人民的群体智慧添砖加瓦下，这些问题也势必会迎刃而解。
同时，这也说明了，人无完人，哪怕是盛名在外的伟大数学家，也是会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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