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奋斗了一百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2020-11-18 18:11:35 8字路口

01

1927年10月24日,欧洲,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秋意正浓。

路易斯大街224号莱昂普公园前,一个身穿黑色礼服的人群在摄影师招呼下列队坐好,拍摄集体合照。

28位男性,一位女性。

相机快门“咔嚓”一声,时间被胶卷瞬间凝固,历史就此定格。

这是一张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合照。《时代》杂志后来在评选“影响人类20世纪的10张照片”中,将这张照片列入其中。

理由是:

照片中每一个人所取得的科学成就,都足以对人类文明的进化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还有一个更通俗的解释:

如果把这些人一下子从历史中拿掉,那么今天的物理学教科书,可能会薄三分之二。

照片里的可谓当时地球上最聪明的一群大脑。出现在这张照片上的29人,有17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马克斯·普朗克,20世纪世界物理学的泰山北斗。有了他,今天的中文互联网才有这句俗语: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今天哪怕你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上全,都不可能不认识他。

——那位唯一的女性,是世界上第一个两次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居里夫人。她的画像,至今还挂在中国的每一间中学里。

其他人的名字同样如雷贯耳:薛定谔、波尔、海森堡、郎之万……

将这些最杰出的大脑汇聚在此的,是一次会议。由比利时首富欧内斯特·索尔维发起。

索尔维年轻时因为研究化学制碱技术而发家,之后一生沉迷于科学,他甚至把崇拜的科学家画成画像,挂在家中。

晚年认识到个人力量有限的索尔维,决定自掏腰包,每三年举办一次科学会议,把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都聚集在一起,讨论最前沿的科学问题。

这次会议,从此称为索尔维会议。

愿景是:让思想碰撞交流,科学家将会改变世界,科学的成果也将应用到每个人生活之中。

为此,索尔维还投入巨资,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一座索尔维科学城,只为将这里

打造成为世界科学界的中心,产出一流的科学成果。

今天,回看索尔维会议留下的影像资料,你会发现:这些面孔中,没有一个亚洲人。

29位人类最顶级的物理学家,两个来自美国,其余的都来自欧洲。

因为,当时世界科学的中心在欧洲。亚洲人在科学界的贡献寥寥,还不足以被邀请参加这场科学盛会。

普朗克提出量子力学概念的1900年,中国才刚刚引进第一本介绍近代物理学知识的书,日本人编写的《物理学》。

不过,世界与中国的科学联结并未断绝。

这一年,一个叫叶企孙的中国年轻人拿到了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

他算得上是亚洲科学界最杰出的头脑之一,因为测量普朗克常数,证明了其假说,一度在学界引起轰动。

然而,叶企孙没有选择留在美国从事高科技研究,而是回到了中国,走一条更艰难的道路:创办清华大学物理系,为中国科学界培养人才。

他名下出了57位院士,10位两弹一星元勋。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物理系上大三的时候,热力学就是叶企孙教的。

叶企孙先生一生共教出了79位院士

而索尔维会议那张举世瞩目的合影里,一位法国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四年后来到了中国。当时,他已经担任了索尔维物理会议主席。

此事的背景是,中国政府迫切地想要在科学发展上有所建树,向国际联盟申请派遣专家组,帮助中国推行教育改革,进行学术指导。

在中国考察三个月后,这位顶尖物理学家牵头写下了一份《中国教育改进意见》,其中对初生的物理学学科建设提出建议:

中国各地应该联合成立物理学会,加强与海外物理学家的联络,以此推动中国物理学的发展。

这份报告出炉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数所高校宣布联合成立中国物理学会,加强在优势资源上的合作和互补。

当世界开始走向科学高速公路的时候,积贫积弱的中国,才开始蹒跚学步。

02

在科学领域,很多年里都没有来自亚洲和中国的声音,但中国人一直从未停止追赶的步伐。

1964年,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的蘑菇云宣告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欢腾。之后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颗自主研制的人造卫星发射上天,让中国的科技建设慢慢有了底气。

于是,更激进和大胆的探索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72年7月4日,中科院物理所牵头组织了一场“高能物理发展与展望”座谈会,地点就在东长安街33号的北京饭店。

在很多年里,这座饭店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对外窗口之一。普通老百姓进出这里,要检查护照和介绍信,就如出入国境一般。

会议的一大核心议题是:

中国要不要建设高能物理加速器。

高能加速器,由英国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在1919年提出概念,简单地说就是制造一个高真空环境的特殊磁场,让构成物质的微粒子加速器在其中无限加速碰撞,以研究物质的物理特性。

这项发现的应用成果,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科学家以此进行的研究助推了无线电、半导体、电视、雷达、激光、 X光的发展。

当然,这样的一台设备必然极其昂贵。日本建造了一台100亿电子伏的加速器,花了大概1亿美元。这个数字对当时的中国,不啻天文数字。

目前全球唯一对公众开放参观的高能粒子加速器,位于日本茨城县高能促进研究所。

而当下,已经加入原子弹俱乐部的中国,是不是需要以举国之人力、物力投入,建成一台高能加速器,迈向世界科学强国呢?

作为世界物理学最高成就的获得者,杨振宁也被邀请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让中国科学家们想不到的是,在举国上下的振奋气氛中,爱国之心不容置疑的杨振宁却极力反对这个主张。

而且他认定:中国要10年以后才具备讨论建设加速器的基础,现在不要说造了,连讨论都没有必要。

一场剑拔弩张,可能影响整个国家科学进程和社会发展的争论就此展开。

杨振宁反对建设加速器,理由有几个:

第一,中国计划建设100亿电子伏的加速器,而欧美使用的则是高达2000亿电子伏。而且,10年之后的加速器乃至物理学本身,都会有极大的变化,现在没有必要讨论。

第二,高能加速器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中国固然需要在未来科学道路上探索,但此时更应该脚踏实地。要知道,中国去年的钢产量是2100万吨,只有美国和苏联的六分之一。

这笔钱,完全可以更加花在刀刃上,投入到更加基础的计算机、生物、化学领域,帮助中国人研究那些能够在当下改善生活状况的技术。

第三,在物理方面,中国急需大量人才。要多开学术讨论会,多鼓励年轻人参加,目前的教育制度是否与要求培养更多的科学人才有矛盾?……

杨振宁的结论是:

讨论这个问题,比讨论10年后造大加速器重要得多!

在这场会议结束后,中国放弃了在当时建设加速器的构想。那些原本要投入到高能加速器领域的资源,数以亿计的资金和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就此改变。

当时的中国,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随便举个例子:八十年代末,中国从美国购买了基因重组乙肝疫苗技术,这一项花费就是700万美元。

要知道,几年前有个叫易纲的北大经济系学生去美国公派留学,国家只给了他2美元当做生活费。他到了美国才知道,这钱正好够买2瓶番茄酱。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这700万美元花得太值了。

八十年代,是中国乙肝大爆发的时代。

全国当时拥有1.2亿名乙肝病毒携带者,占世界三分之一。著名作家路遥就是因乙肝引起的肝硬化去世的,年仅43岁。

从此,中国每年为超过2000万名新生儿免费接种乙肝疫苗,免除了几亿人感染乙肝的恐惧和数以百万计的肝癌死亡,摆脱了“乙肝大国”的称号。

科学技术的实验和探索,固然需要有人仰望星空,不断推进探索的油门;也需要有人在关键时刻,及时审慎地踩刹车。

如今,打开索尔维会议的官方网站,会发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身份是荣誉会员,兼科学委员会顾问。

Professor Chen Ning Yang,香港中文大学及清华大学,中国北京。

这份邀约,来自他作为全球高能物理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身份。

从叶企孙那代人到杨振宁这代人,中国人以几代人的积累和努力,才能在这里拥有一定的发言权。

用今天流行的一句话来说:

我奋斗了一百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03

距离当年探索超能加速器的争论,一晃已过去近半个世纪。

和当初相比,中国已经告别当年的贫穷积弱,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神话。

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发现,越是作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就越需要有最先进和厚实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撑。

一个当下最典型的案例是,华为。

这家迄今为止最杰出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因为2019年以来遭遇美国芯片断供威胁,经历了创办以来最关键的生死危机。

芯片,这项需要厚积薄发的科技,在当下中国科技事业的版图上,还属于尚未攻克的科技盲区。

对于这场危机,任正非最近的一次讲话点破了其中的核心:

我国的经济总量这么大,这么大的一棵树,根不强是不行的,不扎到根,树是不稳的,万一刮台风呢?我们拧开水龙头就出水的短、平、快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我国的基础工业还是不强的,小小一滴胶,就制约一个国家的故事,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是分子工程,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

任正非说的一滴胶,无疑就是芯片技术中的关键材料:

光刻胶。

这种用于涂在硅片表面的合成固化树脂,可以在光刻机生产芯片时,帮助保护芯片的关键电路部位,是芯片生产中最重要的关键性原材料之一。

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日本企业掌握了全球最先进的光刻胶生产技术,垄断了全球超过80%的光刻胶供应市场。

针对光刻机技术对中国封锁的问题,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钹教授指出:

光刻机的关键技术,是许多国家分别掌握的,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占。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不在其中,人家就能卡你。

真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互相依赖罢了。日本人掌握了光刻胶技术,所有(国家的)光刻胶都得跟他买,谁也不敢卡了。

在当下的中国,从未如此需要在基础科学和科学实践领域的探索,去帮助中国掌握自己的关键科技和核心技术。

不止是任正非。在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群体中,也越来越多的人对此有着深刻的洞察。

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也曾以少年时代痴迷科学的故事被人熟知。

他曾有过一个天文学家的梦想。14岁那年,他央求父亲用四个月的工资,给他买了一台天文望远镜。为此,他成为全校第一个看到哈雷彗星的人。

后来,他没做成科学家,而是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公司的理念是:科技向善。

秉承着这个理念,从2019年开始,腾讯发起了“腾讯科学周”。其中包括了科学WE大会、医学ME大会、X-Talk科学互动沙龙和科学探索奖的颁奖典礼。

一如当年的索尔维会议,这场盛会无关商业、无关个人利益,而是希望将那些最杰出的头脑会聚在一起,让他们的交流汇聚成为思想,让科学改善和帮助人们的生活。

和当年索尔维会议的传统相同,腾讯科学周邀请了全球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最优秀的科学家们齐聚一堂,用思考交换思考,共同关注那些影响人类未来的议题。

第二届“科学探索奖”得主

这当中,有医学科学家关注抑郁症、艾滋病、癌症等疑难疾病如何攻克,有地质学家研究地球奥秘、人类起源,也有物理学家共同关注引力波、宇宙探索的未来命题。

也有和当年传统不同的地方,比如,更关注科技工作者的生活。

今天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往往被事业爬坡、生活压力大、研究经费紧张等问题困扰。

所以,腾讯出资10亿元人民币,联合众多科学家发起“科学探索奖”,每年遴选出50名青年科技工作者,给予他们每个人连续5年、每年60万元的资金援助。

最终的目的,是激发青年科学家的创造力,鼓励他们探索更远的未来,也激励更多人投身到科技探索之中。

杨振宁等15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成为腾讯科学探索奖的联合发起人。

在首届大会上,97岁的杨振宁向年轻的科学家们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做研究生的时候和博士毕业后5到10年的这段时期,是科研工作者比较困难的两个时期。腾讯“科学探索奖”特别关注这个时期的学者,这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个计划。

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人类的生产力增加了几百倍,而且增加的这几百倍今天继续在推动21世纪人类的发展。

一个年轻的学者在这个时候进入科技研究队伍,一方面是非常幸运的机会,一方面也是一个非常挑战的时代。

抓住这样的机会,克服这样的挑战,下一个大师云集的场景,被定格的地点也许就在中国。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相关推荐

热门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