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80后90后,也热衷于组团

2020-11-13 15:52:21 凤凰读书

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来说,“五四”相当于一个青春期。当时,“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最重要的文学社团。它们一个主张“文学应该关照社会,有责任、有使命”,另一个主张“艺术不该具有功利性与社会目的”。学者许子东则表明:“即使是在拉开历史距离的今天,这样的分歧也可能依然让我们陷入两难境地。”在本文中,对于这个固有的文学争议,他探讨了两个流派的形成背景、分析社团成员个人理念以及归纳艺术的起源。正因为历史的螺旋式发展,在娱乐至上的时代,我们更应该重新认识与思考文学的最终意义。

01

一幅文坛的纷争地图

在《新青年》分化以后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学界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色彩。“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青少年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风格流派最发达、最繁荣的时期。这有点像人的青春期,十五六岁或十七八岁,也许是谈恋爱、写诗最重要的时期,过了就过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来说,“五四”就是这样一个青春期。当时,“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最重要的文学社团。

文学研究会

创造社

文学社团要变成一个文学流派,通常要有四个条件。第一,要有几个作家,有点名气,有些成就。第二,要有志同道合的文艺观点。第三,要有一个自己的阵地。换句话说,要有一个可以稳定发表作品的地方,通常会办一个杂志,或者有人本来就在办杂志或报纸,那么拉他入社团,来支持自己的流派。第四,要有自己的批评。创作之外,要有同一阵营或友好社团的人来评论。做得好,就变成了一个流派,或者说风格。一般来说,流派、风格越多,文学界就越繁荣、越热闹。

02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出现的大背景

在《新青年》以后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哪些流派?我们从“左”和“右”开始讲起。这两个概念,后来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变得十分混乱。法国大革命提倡自由、平等、博爱。最简单的理解,强调自由的就是右派,强调平等的就是左派,博爱的是中间派。具体在“五四”时期来讲,革命是“左”,比如陈独秀;改良是“右”,比如胡适。

陈独秀

胡适

再具体来讲,这两派怎么看待中国老祖宗的东西?右派偏向于保存传统,左派偏向于反传统。最基本的定义是“自由”和“平等”,右派主张所有的人一起跑步,跑得远、跑得快的就拿得多,这样是公平的社会;左派主张不管你怎么跑,大家都要吃得差不多,这才是好的社会。一个是机会平等,一个是结果平等。在今天回过头来看,都是为中国好,为中国民众好,但主张是很不一样的。

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现在只是讲新文学的流派,没有包括当时最保守的派别,比如晚清遗老林琴南,学衡派的梅光迪,还有吴宓等。这一派里,其实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王国维是最典型的传统文人,学问非常好,同时西学也极好。他跳湖自杀,因为看不下去社会文化变革。今天看来,王国维是“反动”派,因为他反对中国文化当时的变动方向。

除了保守派以外,新文学里比较“右”的就是胡适这一派,《现代评论》和新月社。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都是“整理国故派”,所有的古代文献到现代重新整理。更加偏右的,是《现代评论》的主编陈西滢,凌叔华的丈夫,跟鲁迅老是吵架,后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官员。和这一派比较接近,同学们又比较熟悉的,就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的徐志摩,还有闻一多、朱湘、陈梦家等,都是新月派。他们在艺术上不赞成艺术直接为政治服务,尤其不愿为“左翼”的政治写作,一般就被排在比较偏右。因为胡适的关系,这一派作家与当时国民政府的关系也不那么紧张敌对(闻一多是个例外)。而且,这些作家大都是英美留学。

夏志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说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家中,凡是英美留学回来的就比较保守,凡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就比较激进,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为什么?因为他们出去留学都是二十世纪初,当时西方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成熟期,过了诸如“法国大革命”那样的造反岁月,出现了所谓“世纪末”情调,接下来就出现了现代派。所以,去欧美留学的人回来,不会那么激愤,觉得中国有的问题其实西方也有;而且,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有不少东西很美好,比如科举,比如诗词。所以这一派比较倾向于改良,比较珍视中国的传统。而日本正处在明治维新之后,正在激烈地拆掉传统,走向现代社会,试图“脱亚入欧”,而且走得比中国成功。在世界文化发展链条里,日本比西方晚了百年,又比中国早了几十年,它还处在对“现代性”的想象中,介于中国与西方的发展时序之间。因此,当时去日本留学的人,不管性格怎么样,郁达夫也好,鲁迅也好,都比较激进。而且,日本的环境也特别刺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早一批回来的留日学生,就是周氏兄弟。周氏兄弟很有趣,一方面很激进,说自己心中有个“流氓鬼”,同时又有非常绅士的一面。鲁迅很讲究,古书都要毛边的,周作人更不用说,喝茶,听雨。他们是很矛盾的,因为他们在“左”和“右”中间。周作人和鲁迅一起办的杂志叫《语丝》,据说这个名字是当时随便在一本书上挑了两个字。内容上不管政治,也不管左右,就是写散文。虽然后来兄弟反目,但这个流派延续到林语堂、梁实秋,影响到今天香港的小品专栏。小品文,最初是淡化政治的中间派。

《语丝》

比他们再稍“左”一点,但总体还是中间派的,就是文学研究会。比如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都是广义的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文学研究会派别的作家,是中国“五四”文学的主流。从人数、阵容上看是这样,从观念、创作倾向看也是如此。如果说从欧美回来的是绅士,从日本回来的是革命派,那么文学研究会大部分是本土作家,是中国国学培养出来的教授。

创造社的几个创始人都是日本留学生,创办不久就和文学研究会发生争吵,互相讽刺,其中的文学倾向、政治背景以及个人恩怨后来曲折延续了几十年。“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流派,一是为人生的艺术,一是为艺术的艺术。除了一些表面的文人争吵、意气用事或误会误解外,两个流派的文学主张的分歧,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即使在拉开历史距离、足够客观的今天,也可能会陷入两难的选择。

03

文学研究会:文学是为人生的艺术

文学研究会的人最多,是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成立的,发起人有郑振铎、叶绍钧、周作人、王统照、许地山、沈雁冰、耿济之、蒋百里等,后来加入的有冰心、庐隐、许钦文、许杰、王鲁彦、朱自清、老舍、沈从文等。文学研究会派别的作家是中国“五四”文学的主流,从人数、阵容上看是这样,从观念、创作倾向看也是如此。

文学研究会的大部分人都在北京。这些作家风格很接近,可是他们没有杂志,就拉拢沈雁冰成为社团的主要人物。沈雁冰当时很年轻,二十几岁,主编了中国最主要的一个文学杂志《小说月报》,商务印书馆出版,原来刊登文言小说,沈雁冰改版后登白话小说,然后变成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杂志。

沈雁冰

《小说月报》

夏志清有个概括,他说文学研究会是一个对文学抱着严肃态度而深具学术气氛的团体。有一种文学分类的说法,即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通俗文学泛指的娱乐的文学。但这些概念推敲起来都有些问题,不是说娱乐的文学就不严肃,不能说金庸写《鹿鼎记》就不严肃。一般说来,严肃文学自觉有营养,甚至像药一样有治病的功能;通俗文学则更关心如何让人舒服。这的确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态度。

鸳鸯象征爱情,一男一女。蝴蝶呢?它把花里的花粉到处传播,说得好听是媒婆,说得不好听就是性行业的经纪人。有些东西用科学一讲就很令人惊讶。比如花,我们都觉得很美好,可鲁迅说,花其实是植物的生殖器。虽然生物学的角度是事实,但作为人类约定俗成的文化行为,是一种引诱的礼节。

改编自亦舒作品《喜宝》的同名电影

当时的文学主流是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最多言情小说,包括今天同学们熟悉的深雪、李敏、亦舒、琼瑶等,都是批量制造爱情故事。这在当时也是主流。文学研究会要反对,认为写东西是有责任、有使命的,是要为社会好的,不只为了消遣和娱乐。

严肃态度是相对鸳鸯蝴蝶派而言,学术态度则是相对创造社而论。创造社是由一群相信天才、相信灵感的文人组成,好像不需要多读书,人品道德和文学成就没关系;文学研究会则认为作家要多读书,要有才能训练,要有学术追求,相信人品与文品有联系,作家应该为人正派,讲究道德修养。

叶圣陶是文学研究会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代表作是《倪焕之》,讲一个有新思想的老师斗不过学校的旧环境。还有短篇《遗腹子》也很好。他的后代现在还在写小说,叶兆言。最早的中学教科书,都是叶圣陶主持选编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个《中学生》杂志,还有个开明书店编中学教材,主编是三个人: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学语文基础是由他们决定的,这个基础就是文学研究会的方向,关心社会,温柔敦厚,代表了文学国语的主流派。比如郁达夫的作品,他们选《钓台的春昼》、《一个人在途上》,而不会选《沉沦》。

特别要提一下许地山。他也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作家,福建人,在台湾出生,留学海外,又执教香港大学,对香港新文学有重大影响。因为他在港大做中文系主任,白话文在香港才成为正式的语言。他写得很好的作品有《春桃》、《玉官》、《商人妇》等,最好的是《玉官》,是写他母亲的,讲她吃教会饭,在教会里打工,可随身的口袋里老放着一本《易经》,就是这么一个很现实的人生,而且不矛盾。

电影《春桃》

还有《春桃》,故事是讲春桃的丈夫被抓去当兵,传来消息说死了,但其实没死,只是瘸了腿。丈夫回来以后,发现春桃和另外一个男人同居了。这个男人在照顾春桃,以为她丈夫已经去世了。于是,回来的丈夫说,我走吧,你已经和春桃建立了家庭生活,我又是个废人。另一个男人说,你是她合法的丈夫,现在又残疾了,你不能走,我离开吧。当两个男人很尴尬地相互谦让时,春桃来了,她说,我的事情我决定,你们两个都不走。一个很浪漫的女权故事,还专门拍成电影。《商人妇》的女主人公,是和祥林嫂一样命运的人,两次婚姻不幸,但最后靠宗教和读书,找到自己的生路,得到了一个幸福的结局。

许地山有个笔名叫“落花生”,意思是人生应该像花生一样,果子结在地下看不见的,但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在地下,这是他的人生哲学。他的格言是:“人间一切的事,本来没有什么苦与乐的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大多已是大学教授,学问也都很好。比如郑振铎,他的《文学大纲》是我的启蒙读物。编写这部书时,他只有二十几岁。当初,他们这一代人做大事的时候,就是今天意义上的八〇后、九〇后,非常年轻。

04

创造社:文学是为艺术的艺术

早期创造社的这一批成员,也都是八〇后、九〇后,如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在日本留学,都很傲娇自恋,都喜欢文学,而且看不惯国内的文学,既看不惯鸳鸯蝴蝶派,也看不惯文学研究会。他们觉得文学研究会是一批学究,带着功利目的,写“血和泪”,想救社会。他们说,文学不应该救社会,文学就是为艺术,不应该有目的。文学也不应该靠学问,文学就要靠“灵感”。这几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一个是学文学的。郭沫若是学医的,郁达夫是学经济的,成仿吾是学造军火、造大炮的,张资平是学地质学的,他的小说集叫《冲击期化石》。

这几个留学生在日本凑在一起,要成立一个团体,要改变中国文坛,十分骄傲自信。其中,郭沫若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不一样,文学研究会是靠集体的力量,十几个作家一样重要。创造社虽然有五六个人,但重要的人就是郭沫若和郁达夫。两人无形之中有分工,郭沫若的成就是诗歌和戏剧,郁达夫的成就是小说和散文。

郭沫若这个领域对手比较少,尤其是戏剧,除了曹禺以外,戏剧成就高的人不多。现代诗歌方面,郭沫若也是写得最早的,后来徐志摩、闻一多超过他。但小说、散文是大部分作家都写的,比如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郁达夫能在这里占一个位置,很不容易。

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创造社提倡“为艺术的艺术”。这两个主张,关系到艺术的起源、本质、意义和功能。艺术的起源有很多种,有两种最根本的说法。

第一种,劳动是艺术的起源。这是普列汉诺夫的主张,鲁迅也相信这个说法。比如,最早的歌是怎么来的?在原始时代,如果很多人一起来搬一棵树,就要喊一个口号,这就是鲁迅说的“杭育杭育”(即“哼吼哼吼”),是最早的歌。还有,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艺术,是欧洲一些山洞里的岩画,画了一些牛和标记,这可能是最早的人类绘画。有些人类学家说原始人画这个不是玩,就是做标记,说在这里曾打到过牛,或者藏了牛的什么东西。所以,艺术起源是劳动,它是功利性的,是有目的的。中国古代讲“文以载道”,也就推演出“为人生的艺术”。艺术和政治、经济、法律、宗教一样,要讲究它的效果,而且要有一定的方式。

第二种,游戏是艺术的起源。这是康德的说法。他说,原始人的劳动不算艺术,吃完了睡觉也不叫艺术。但是,人和动物有点不一样,在吃饱了但还没睡觉的时候,他有一点多出来的精力,做一点生存之外的事情。这时的这种活动等于是一种游戏,而这种游戏就是艺术的起源。康德还说,人有三种快乐:第一种快乐,是因为它给你直接的好处,这是物质上生理上的快乐;第二种快乐,是你做了正确的事情感到快乐,这是道德上的快乐;第三种快乐,是它既没有给你好处,也不涉及道德,比如你半夜听到风吹着落叶掉下来,感到舒服,感到说不出来的一种心灵上的快乐。只有第三种,才叫美,才叫艺术,它是源于游戏。

艺术的起源,并没有标准答案,但它决定了我们对文学的基本见解。一个作品出来,有人说,这个作品有害,对社会不好;有人说,这个作品虽然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但是它很美。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起作用。

本文节选自

书名:《许子东现代文学课》

作者: 许子东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品方: 理想国

出版年: 2018-6

责编 | 大宝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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