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中国人是怎样一步一步学会剁手的?

2020-11-11 17:28:47 8字路口

01

当工人的时候,冯远征根本想不到他今后会靠演技吃饭。

1981年,十八岁的冯远征只是北京龙潭拉锁厂的菜鸟工人,入厂第一个月就被师傅带着996,月末连基本工资带加班奖金一共拿到了39元。

兴奋无比的冯远征把钱揣在兜里一个多星期没敢花,想买点什么庆祝一下开工大吉,又觉得买什么都贵。经过反复纠结,后来终于买了一串冰糖葫芦开光。

好像是五毛钱。

如果真是五毛,那冯远征的糖葫芦也不比如今的哈根达斯廉价多少。八十年代初的北京,一只纯天然的绿色无公害鸭子只需9元。

1980年9月30日,翠花胡同的内燃机厂炊事员郭培基帮妻子刘桂仙生好炉灶之后就上班去了。下班回家他被吓住了,自家被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围着,队伍排到了胡同口。

这就是北京第一家个体饭店“悦宾饭馆”开张时的场面。刘桂仙的主菜就是4只鸭子。

郭培基和刘桂仙开店的初衷,是解决5个孩子的就业问题。在一切凭票供应的票证年代,食材首先就成了问题。刘桂仙甚至要早起去河北三河这样的集市买粮买菜买油,每天只能供应午餐或晚餐。

因为怕被打成“走资派”,她每天累得一躺倒就起不来也不敢雇帮工。她甚至不敢给菜肴定价,一开始只是在门口放个纸盒子,让顾客估计着给。

《北京晚报》报道了悦宾开业之后,上高中的陈林求父亲带他去排队尝鲜。在一个雪夜排了两小时队之后,陈林一家三口挤在一个狭小的角落里,享受着锅烧鸭、鱼香肉丝、扒白菜和鸭架豆腐汤。还有一瓶啤酒,售价3角9分。

这一顿饭花了不到4元钱,相当于陈林家当时四天的饮食支出——但下馆子吃得满嘴是油的享受,是在家里体验不到的。

悦宾开张时,全北京大概有1000多家国营餐馆,全部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每年上报经营计划,食材和酒水按等级分配,所得利润全部上缴。

即便普通市民只在重大时刻下馆子,但各个餐馆依然人满为患。几乎每次大快朵颐之前,都需要漫长的等待。

也有不需要排队的餐厅。1983年9月,距离翠花胡同不远的崇文门西大街2号,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马克西姆餐厅开业。这也是皮尔卡丹在华的第一笔投资,餐厅从装饰、口味到服务,均是纯正的巴黎Style。

开业前装修,餐厅的壁画是法国古典风,一丝不挂的人体画比比皆是。中资方上报文化局和公安局请示,最后一路上报,到一位副总理那里才拍板原样保留。

开业之后马克西姆餐厅长期亏损,因为人均200元的消费让绝大多数人望而生畏,而上门的顾客几乎也大多是在华的外国人。

真正平民化的西餐到来,还要等到四年后的肯德基。

1987年11月12日,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在北京前门正式开业,500个座位的1400平米店面,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快餐店。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前来剪彩,开业时的演出是扭秧歌。

营业时间是上午十点至晚上九点,但前来打卡的市民远远超出500。在雪中排队的人从店内一直延伸到马路上,公安部门不得已限流:一次只放几个人进入。在排队超过两小时终于入门之后,能看到的所有食物只有四种:原味鸡、蔬菜沙拉、面包和土豆泥。

一块原味鸡售价2.5元,套餐8元。当时普通干部的月工资约在百元左右,而最好的一级大白菜每斤3分3厘。一个肯德基套餐,将近二百五十斤一级大白菜。

这一年张艺谋刚刚作为男主角拍了吴天明的《老井》,之后凭此拿下三个影帝。

影帝的片酬一共500元,可以买200块原味鸡。

但消费升级的快感,是无法用价格差来衡量的。

自开业起,门口的山德士上校雕像就成了游客合影证明“来过北京”的重要元素。不但有众多新人选择在肯德基举办婚礼,以此为时尚的青少年,更会在吃完之后将包装盒带回家,摆在客厅的显眼处。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消费观与今天并无太大差别。

02

马克西姆餐厅开业前4个月,改开后首届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大会在北京举行。为了表示对首批研究生的重视,授位地点特意定在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

作为学生代表,上海人马中骐在主席台发了言。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是001,签发者是中科院物理学部的主任钱三强。

当时马中骐的月工资不到100元,但单位为他准备了200元的着装费,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不能太寒酸。

那时没有博士服和博士帽,“我当时思想上还没太放开,觉得还是应该穿中国式的衣服”,于是,马中骐选择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蓝色军便装。

保守一点不会出问题。原《时装》杂志社社长周长青多年之后仍然记得,当周围人还一水灰蓝色中山装时,他妹妹已经穿着一条紧绷的牛仔裤回了家,走起路来腰身一扭一扭。他当时非常生气:

这不是正经女孩该穿的裤子!

一个人的品行,首先是通过衣着来判断的。1985年2月24日的《生活周刊》,刊登了署名“肖舟”的读者来信,说他已经28岁了还没有女朋友。

终于,师傅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告诉他约会当天姑娘的双亲会在远处看着,所以着装要尽量讲究些。他邻居热情地建议:夹克衫配水洗牛仔裤是最流行的了。

肖舟乘兴前往,结果却败兴而归。女方传话来说这一身打扮看着别扭,女方父母说:

我们女儿老实,跟你不怎么配。

不奇怪,上海有高校在招收研究生时,清清楚楚地告知一名成绩合格的考生:如果你继续穿牛仔裤来,那就不用来了。

即便如此,1985年在上海最大的服装市场,苹果牛仔裤要卖到25~30元一条,相当于当时普通人月工资的二分之一。

因为太贵了,所以一条苹果牛仔裤买来基本都是从新穿到旧再穿到没法穿。时人大多以为苹果牛仔裤来自美国,然而它却是中国香港的。

同一时期,在领导人率先以西服取代中山装之后,西装开始强劲流行起来。

服装设计师郭培回忆,那时她曾经设计了一款白色单扣西服,原料只是9角钱一米的库存桌布,结果生产出来后卖到脱销,机关里的干部、工地上的工人、市场里卖菜的……

在经济先发展起来的乡村,不少农民扛着锄头下地都穿着西服、再脚踏随便一双什么鞋。

1985年,八达岭长城上的新人拍摄婚纱照。阎雷摄。

当时出国人员大多是公派,因为担心出国后的观瞻形象,各单位都会根据出访国家的情况额外提供一笔着装经费,也就是购买西服、领带和皮鞋的资金。

可是在外人的眼里,踏上外国土地的中国人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副雷同的装束和神态:他们在各种地标前准备拍照留念,然而表情严肃、行为拘谨、不苟言笑,价格不菲的西服袖口上往往留着商标。

联想的柳传志没有去做西服,他批发的是运动短裤。他早早地从中科院出来,从兜售电子表、旱冰鞋、电冰箱到运动服开始创业。1984年,他拿到了20多万元投资,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

这时柳传志听人说有彩电从南方来,转手一台可以赚一千。大喜过望的柳传志把14万货款交了出去,却始终没有等来彩电。等到明白上当受骗之后,不用说,连死的心都有了。

但柳传志至少没有真的被电视机搞死,就像福建的那个县委书记一样。

03

1983年1月17日,广东汕头市人民广场举行了一场审判大会,原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在被依法判处死刑后,押赴刑场立即枪决。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腐而被枪毙的县委书记,王仲犯的是贪污罪和受贿罪。

腐败都是从小处开始的。1979年,当地一名广播员给王仲送去一台17寸黑白电视机,他赴港探亲的报告顺利获批。不久之后,听闻风声的一名海丰县教师送给王仲一台彩电,其一家五口赴港的申请也通行无阻。

从电视机开始,王仲走上了不归路。他开始大量收受港商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等——然后转手卖出。当时正值海丰打击走私的高峰,王仲到处“视察”堆放私货的现场和仓库,看上什么就拿什么。

事发后案情受到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的极大关注,他前后派出100多人次的工作组前往调查,最后王仲终于被正法。

其实也难怪王仲短视。在他的年代,电视机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

即便王仲伏法五年之后,上海的彩电也不好买。1988年,上海的申健准备结婚了,当时的成婚三大件是缝纫机、自行车和彩电。

经过充分沟通,女方答应准备缝纫机,自行车找了一辆五成新的二手老凤凰凑合,但彩电是难题——光有钱不行,还必须有票。

几经周折,申建找到“有路子的人”。一番觥筹交错,对方拍着胸口保证解决。等离结婚还剩三天时,对方却打电话来道歉:对不起,没有弄到。

沮丧万分的申健,下班途中路过徐家汇新华书店时,看到一条广告:

买书中彩电!

于是,他舍命一搏,拿出三分之二的月工资买书——竟然真的天遂人愿,中了一张“凯歌”电视票。

凯歌彩电是上海无线电四厂的产品。浑身是劲的申健,当天就用老凤凰把彩电运回了家。晚上把白天买的书丢在一旁,目不转睛盯着电视直到深夜,直到个个频道都满屏雪花。

申健能买到一台彩电已经无比心满意足了,没有精力和财力再去追逐更新潮的玩意儿。

在前一年年底,广州的徐峰引起了路人甲乙丙丁的好奇。23岁的他对着一个黑色砖头一样的东西大声说话,这是摩托罗拉推出的800兆移动电话,人称“大哥大”。

这种在中国首度亮相的手机重达一斤多,除了打电话没有任何其他功能。通话质量不清晰是常态,常常要靠喊。一块电池充满电,只能维持半小时通话。

虽然徐峰购机2万元、入网费6000元,但还是有不少先富起来的人选择它。在当时的广州,家庭安一台电话需要排号再等上差不多一年。

然而,即时通讯还没有成为太紧急的要求。

时代的耳朵这时更青睐的不是通话声,而是乐声。

04

1981年,王洁实和他考电影乐团时的考官谢莉斯一起出了一张专辑,名字叫《何日再相会》。

曲目都是台湾校园歌曲的翻唱,包装也简陋设计也粗糙,六块九的定价也不便宜。但在看一张演出只需要几角钱的当年,这张专辑却卖出了500万盒。

时人需要王洁实谢莉斯,就像他们需要邓丽君的《小城故事》、需要李谷一的《乡恋》一样。

当时还没有春晚。自从1983年有了春晚之后,每年的除夕舞台都成了引领娱乐流行的风向标。

1986年,费翔就已经录制了《跨越四海的歌声》专辑,但摆在各地的音像商店里销量平平。

几个月后,费翔在春晚舞台上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唱到全国皆知,瞬间专辑狂销160万盒卖到断货。七八元一盒的磁带虽然售价不菲,但相比动辄数十元的录像带却更为亲民。

除了满足视听之娱,也有人追求更与众不同的享受。进入八十年代之后,摩托车开始逐渐取代自行车成为新宠。

1980年,四川乐山的李云生托广州的朋友买了一台免税的铃木50CC摩托车,花去1900元。“当时太扎眼了,我是乐山第一代玩摩托车的人。那时骑摩托车,比现在开宝马奔驰感觉还要好。”

1985年,沈阳的道路上,轿车和卡车都寥寥无几。阎雷摄。

有人愿意把钱花在路上,也有人愿意把钱花在身上。 1983年,“露美美容院”在上海淮海路马当路口开张。 开业当天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全是闻讯而来的年轻姑娘。

露美做一次全套简易美容要8元,全套美容则需20多元。 在当时的上海都属于不折不扣的高消费,但许多新婚夫妇仍然慕名从江浙甚至东北赶来,将其列入旅行结婚中一项重要安排。

做美容跟整形相比,仍然算是小开支。1986年8月24日的《生活周刊》刊载,一名纺织厂的青年女工打电话给上海橡胶研究所硅橡胶室的科技人员,邀请他们喝喜酒。因为:

她自从装上了该所研制的人工乳房之后,已经喜获佳偶。

当时丰胸手术需要300多元,但平均每天都有一例。爱美的女青年在攒钱走向丰胸机构的同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读到了萌芽阶段的广告软文。

有人把钱用于美容,也有人将其用于投资,比如长春的君子兰。1984年,长春一家报纸刊发了一则公安干警庆功的消息,他们刚刚破获一起重大抢劫案。四名来自鞍山的案犯全副武装,抢了一盆君子兰

当时的工程师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元,一盆花苗就要25元,一个花籽就要8元,而且还蹭蹭蹭地往上涨。买卖君子兰行情看涨,一盆君子兰最高时一度卖到20万元,甚至可以换一辆皇冠车。

于是有人因为抢花而被判刑,有人因为抢花杀人而被枪毙。南京的锦鲤、云南的茶砖,也跟君子兰一样在短时间内价格暴涨上百倍。

终于在1985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君子兰价值与价格笔谈》,提问:

长春人因为喜欢君子兰就花几百元来买吗?市民的人均收入多少?我们国家的人均收入有多少?难道有人能说君子兰比自行车、电视机更为他们所需要?

价值导向一旦明确,君子兰就开始暴跌,从五万跌到两三万最后跌到两角。

为抢花而杀人的歹徒泉下有知,多半也会觉得委屈。

05

1988年4月,25岁的潘石屹在深圳激动不已,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全国人大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

他前一年从石油部管道局辞职下海到深圳,在建筑工地上挑过砖,也推销过电话机。现在他决定带上搬砖攒下的1000元钱,从深圳打工人去升级成为海南打工人。

在海口奔波3个月后,潘石屹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被迫又去砖厂打工搬砖。还要等两年,他才会加入冯仑创办的公司。而等到他在海南的房地产行业中掘到第一桶金,还要再过五年。

这一年的袁钢明没有忙着搬砖,忙着买东西。

1979年,在吉林大学经济系读大二的他,在广播里听到国家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他根本不会意识到,这将导致改革开放后物价第一次上涨。

物价在1982年回落,到1985年又上涨,之后又小幅回落。到了潘石屹搬砖的这一年,改革者下决心实行物价和工资制度改革。

根据学者傅高义等人的观点,当时的价格双轨制造成了腐败,一些人凭借特权以国家规定的低价买进物资,再以市场的高价转手卖出获取暴利。

这使得当时的改革者不得不执意要推行取消价格管制,减少价格双轨制造成的不良影响,继而冲击计划价格体制的最后基础。

但冲击没有成功,1988年成为了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的一年,全年零售物价指数比上一年上升18.5%。

全国消费者对此的回应,就是无以复加的疯狂抢购。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金银首饰等保值品,也抢购油盐酱醋等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

受过专业系统经济学培训的袁钢明,也加入了抢购大军。

我到前门大栅栏的一家电器商店,所有电器都已经被抢光了,就剩下一台没有门的冰箱。售货员对我说,要买赶紧买,不买一会儿就没了。

还有人抢购了足够用上一年的盐和酱油,以及100盒火柴。

100盒火柴不算什么,南京有人抢购了500盒;广州有女士扛回10箱洗衣粉;武汉有人买回400斤食盐;盛夏时节火炉一般的杭州,毛衣毛裤柜台前排起了长龙;上海的食盐和火柴恢复凭票供应,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及户口本申请购买。

在普通百姓抢购生活必需品的同时,商人们开始囤积居奇。囤积物除了钢材、水泥这样的基建物资之外,还有在后来被视为绝对亏本的彩电和冰箱等家用电器。

不少先富起来的人从银行提出存款,走后门去换成彩电冰箱,给每个子女先备上一台以备将来婚嫁用。

刚刚从物质极度匮乏年代走出来的人民,最大的恐惧就是回到一无所有的的时代。

8月底,高层宣布物价改革的方案还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物价闯关,没有能闯过去。

三年后的1991年春晚,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着急》里,对这一阵抢购潮有绘声绘色的描述。观众在哈哈大笑的同时,少有人再去回味变革的阵痛。

《着急》的作者是正准备投身《我爱我家》情景剧创作的梁左,他毕业于北大中文系,跟袁钢明同一年进的大学。

时代的巨轮继续缓缓向前,在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之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青年教师马云,还在用柳传志当年的筹资方式,从义乌买进小商品贩卖来养活他创办的海博翻译社。

三年后,他将在美国第一次见识互联网。而他更不知道,中国早在抢购高潮前一年就进入了网络时代。

1987年9月14日,北京车道沟10号,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的一栋小楼里,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穿越了半个地球到达德国。13位中德科学家通过一台西门子7760大型计算机发送了一句话:

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这句话的发送费,约为50元人民币。

历史翻页之际,科学家们当然想不到若干年之后,亿万国人会因为网购而殚精竭虑、夜不能寐。

在清空购物车焦急等待、快递到手又匆匆退货的当下,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在越过长城走向世界之初,那一个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网络也没有快递的年代:

只需要简简单单地花钱,就能实实在在地买到幸福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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