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什么？我都那么老了，不怕死。”清洁工叶伯淡然地说。
叶伯在香港新界一处垃圾站工作。只要到了上工时间，他都会戴上口罩、戴着劳工手套，推着垃圾车出去“巡视”一番。每到一个垃圾桶，或是用扫帚压一压快溢出的垃圾，或是直接倒入车上大桶中。有时看到路边被人随手丢弃的口罩，在抱怨之余，叶伯还是会弯下腰去捡起来。
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直到现在也看不到结束迹象。“居家办公”“宅在家中”成了不少港人的选择，但对于像叶伯这样底层劳动者来说，没有收入显然比病毒更可怕，因此出来上班、让“荷包有米”不得不排在个人健康之前。
“你不知道上车的人有没有病”
清晨5时开工，开了近7个小时车，结果只接到几位乘客。“驾的士这么久，从未有过如此光景。”开了30年出租车的何先生拿2003年非典疫情（SARS）与当下做比较，虽然同样街上人少许多，但那时还有上班族、学生与旅客要用车。“SARS只有50多天，不像今次（疫情）走了又回来。”
年初疫情暴发之时，正好是香港的新年假期。或许是预感到生意会变差，当时不少司机选择歇上段时间，花个几千元把车留在停车场。哪知道疫情再未离去，司机倒都回来出车，于是客少车多，生意变得更差。何先生两天只赚到五百港币，扣除车租还要倒赔。
前段时间，香港出现过“的士感染群组”。一时间，出租车司机成了高危职业。“感染SARS就会立即发烧，但肺炎病毒不同，听说潜伏期可以很长。”何先生很无奈，“你都不知道上车的人有病还没病，让司机怎样避？”
年初，有香港工会要求特区政府把新冠肺炎列为职业病，以此保障染病员工能获得合理补偿。4月，政府劳工处副处长梁永恩表示，由于肺炎在香港广泛传播，难以确认患者是在职场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感染，因此需要更多数据才能判断。至此，将感染新冠病毒列为“工伤”一事，也就没有了下文。
更让何先生无奈的，是最近警方在严打违例泊车。他已经两次被警员“抄牌”。一次是在天星码头，他停在公厕旁，花上几分钟去“方便”下；另一次是在禁停区内排队等客上车。两个不小心总共换来近千元“牛肉干（定额罚单）”。
何先生忍不住轻轻抱怨下“A sir ”与“Madam”。由于夜间生意不好，出租车司机与其在路上空驶费油，索性把车停在一边等客，结果第二天发现吃到罚单。
因为生计，许多人只能照样上班
同病毒距离更近的，是香港的安老护理员。
安老院（内地称养老院）是香港疫情最严重地方，已经出现多宗聚集性感染事件，不少老人不幸离世。这暴露出安老院特别是私营安老院长期存在的问题——院舍环境逼仄、卫生条件欠佳。由于人手不足，即便安老院重视清洁卫生，依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由此，安老院护理员处在非常危险境地。疫情暴发初期，安老院每天为员工派发一个口罩，之后改为一天两个，等货源充足后改为一天三个。但护理员李芝融依然很不放心，因为即便现在防疫物资比之前充足，但依然无法做到每位护理员完成一次老人护理后， 能够更换全身装备。
李芝融甚至听说，有的护理员感到身体不舒服，却被主管以人手不足为由劝其继续上班。“即使你再小心注重个人卫生，也总会有遗漏的地方。”他很担心，“护理员也会害怕‘中招’，但因为生计，许多人只能照样上班工作。”
与李芝融情况相似的，是已在私立医院工作7年的注册护士Amy。她在医院内窥镜中心工作，要与病患零距离亲密接触。虽然因为疫情不少病人选择推迟就医，但她依然担心自身安全。
疫情刚在香港传播时，Amy所在医院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直到3月才开始有所改善。比如，医院会限制入院人数，外人探访病人需要留下姓名。等到7月第三轮疫情在社区暴发后，医院会要求病人必须持有核酸测试阴性报告才能进入。
即便如此，Amy依然不放心。最让她无奈的是，大半年来她还需要自己采购防疫物品。“私家医院的物资早期亦短缺，我们无法用上全套的保护装备。即使是后来口罩供应趋稳定，亦不清楚其规格。”Amy说防护只能“靠自己”，“我们（医护人员）须自费购买一些较高规格的口罩。”
市道萧条，一切只能靠自己“硬食”
午餐时间刚过，本该是街头热闹之时，但九龙花园街街市却显得十分冷清。司徒光用毛巾擦擦手，把档口的灯熄了，然后一把拉下档口铁闸。他说，生意从新年开始就一直恶化，等到如今第三波疫情，基本过了上午时段，就不再会有客人来买，下午索性拉闸休息。
14岁出来做烧腊，30年后的今天，司徒光已是 “永成烧腊专家”档口老板。他坦言，从没遇到过现在这样惨状。光新年这几天时间，就有十几只烧猪的订单被取消，之后限聚令一直实施到现在，生意跌剩一半。
按照香港习俗，传统节日总免不了“斩料”来进行家庭团聚或祭拜祖先，然而现在市民不但要遵守限聚令，亲友之间相聚也少了很多，这都让烧腊档生意大减。疫情一波接着一波，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司徒光直言自己是心越来越淡，市道萧条，一切只能靠自己“硬食”。
虽然之前特区政府推出过防疫抗疫基金，但街市内的烧腊档既不属于零售，也不属于熟食，因此不能获得政府资助。最高峰时司徒光雇了12个伙计，但3月辞退几位工人，到了4月又送走最后一位女工，现在只剩夫妻二人每天在档口大眼瞪小眼。
即便生意如此惨淡，但老实的司徒光仍坚持用料新鲜，卖不出去的食材第二日便要丢弃。他也会觉得心痛，这样一直赔钱也不是个办法，但要放弃档口生意却很不舍得，“真的很像壮士断腕。”
毕竟，司徒光在这里经营了30年。他说，自己不只想着赚钱，反而觉得客来客往给他充实感，“客人高声叫切半斤叉烧、要斩只烧鸭，好热闹！一日好快就过！”
图片摄影：董天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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