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都那么老了,不怕死。”疫情下的香港底层劳动者:没钱比新冠病毒更可怕

2020-10-29 06:13:59 上观新闻

“怕什么?我都那么老了,不怕死。”清洁工叶伯淡然地说。

叶伯在香港新界一处垃圾站工作。只要到了上工时间,他都会戴上口罩、戴着劳工手套,推着垃圾车出去“巡视”一番。每到一个垃圾桶,或是用扫帚压一压快溢出的垃圾,或是直接倒入车上大桶中。有时看到路边被人随手丢弃的口罩,在抱怨之余,叶伯还是会弯下腰去捡起来。

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直到现在也看不到结束迹象。“居家办公”“宅在家中”成了不少港人的选择,但对于像叶伯这样底层劳动者来说,没有收入显然比病毒更可怕,因此出来上班、让“荷包有米”不得不排在个人健康之前。

“你不知道上车的人有没有病”

清晨5时开工,开了近7个小时车,结果只接到几位乘客。“驾的士这么久,从未有过如此光景。”开了30年出租车的何先生拿2003年非典疫情(SARS)与当下做比较,虽然同样街上人少许多,但那时还有上班族、学生与旅客要用车。“SARS只有50多天,不像今次(疫情)走了又回来。”

年初疫情暴发之时,正好是香港的新年假期。或许是预感到生意会变差,当时不少司机选择歇上段时间,花个几千元把车留在停车场。哪知道疫情再未离去,司机倒都回来出车,于是客少车多,生意变得更差。何先生两天只赚到五百港币,扣除车租还要倒赔。

前段时间,香港出现过“的士感染群组”。一时间,出租车司机成了高危职业。“感染SARS就会立即发烧,但肺炎病毒不同,听说潜伏期可以很长。”何先生很无奈,“你都不知道上车的人有病还没病,让司机怎样避?”

年初,有香港工会要求特区政府把新冠肺炎列为职业病,以此保障染病员工能获得合理补偿。4月,政府劳工处副处长梁永恩表示,由于肺炎在香港广泛传播,难以确认患者是在职场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感染,因此需要更多数据才能判断。至此,将感染新冠病毒列为“工伤”一事,也就没有了下文。

更让何先生无奈的,是最近警方在严打违例泊车。他已经两次被警员“抄牌”。一次是在天星码头,他停在公厕旁,花上几分钟去“方便”下;另一次是在禁停区内排队等客上车。两个不小心总共换来近千元“牛肉干(定额罚单)”。

何先生忍不住轻轻抱怨下“A sir ”与“Madam”。由于夜间生意不好,出租车司机与其在路上空驶费油,索性把车停在一边等客,结果第二天发现吃到罚单。

因为生计,许多人只能照样上班

同病毒距离更近的,是香港的安老护理员。

安老院(内地称养老院)是香港疫情最严重地方,已经出现多宗聚集性感染事件,不少老人不幸离世。这暴露出安老院特别是私营安老院长期存在的问题——院舍环境逼仄、卫生条件欠佳。由于人手不足,即便安老院重视清洁卫生,依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由此,安老院护理员处在非常危险境地。疫情暴发初期,安老院每天为员工派发一个口罩,之后改为一天两个,等货源充足后改为一天三个。但护理员李芝融依然很不放心,因为即便现在防疫物资比之前充足,但依然无法做到每位护理员完成一次老人护理后, 能够更换全身装备。

李芝融甚至听说,有的护理员感到身体不舒服,却被主管以人手不足为由劝其继续上班。“即使你再小心注重个人卫生,也总会有遗漏的地方。”他很担心,“护理员也会害怕‘中招’,但因为生计,许多人只能照样上班工作。”

与李芝融情况相似的,是已在私立医院工作7年的注册护士Amy。她在医院内窥镜中心工作,要与病患零距离亲密接触。虽然因为疫情不少病人选择推迟就医,但她依然担心自身安全。

疫情刚在香港传播时,Amy所在医院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直到3月才开始有所改善。比如,医院会限制入院人数,外人探访病人需要留下姓名。等到7月第三轮疫情在社区暴发后,医院会要求病人必须持有核酸测试阴性报告才能进入。

即便如此,Amy依然不放心。最让她无奈的是,大半年来她还需要自己采购防疫物品。“私家医院的物资早期亦短缺,我们无法用上全套的保护装备。即使是后来口罩供应趋稳定,亦不清楚其规格。”Amy说防护只能“靠自己”,“我们(医护人员)须自费购买一些较高规格的口罩。”

市道萧条,一切只能靠自己“硬食”

午餐时间刚过,本该是街头热闹之时,但九龙花园街街市却显得十分冷清。司徒光用毛巾擦擦手,把档口的灯熄了,然后一把拉下档口铁闸。他说,生意从新年开始就一直恶化,等到如今第三波疫情,基本过了上午时段,就不再会有客人来买,下午索性拉闸休息。

14岁出来做烧腊,30年后的今天,司徒光已是 “永成烧腊专家”档口老板。他坦言,从没遇到过现在这样惨状。光新年这几天时间,就有十几只烧猪的订单被取消,之后限聚令一直实施到现在,生意跌剩一半。

按照香港习俗,传统节日总免不了“斩料”来进行家庭团聚或祭拜祖先,然而现在市民不但要遵守限聚令,亲友之间相聚也少了很多,这都让烧腊档生意大减。疫情一波接着一波,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司徒光直言自己是心越来越淡,市道萧条,一切只能靠自己“硬食”。

虽然之前特区政府推出过防疫抗疫基金,但街市内的烧腊档既不属于零售,也不属于熟食,因此不能获得政府资助。最高峰时司徒光雇了12个伙计,但3月辞退几位工人,到了4月又送走最后一位女工,现在只剩夫妻二人每天在档口大眼瞪小眼。

即便生意如此惨淡,但老实的司徒光仍坚持用料新鲜,卖不出去的食材第二日便要丢弃。他也会觉得心痛,这样一直赔钱也不是个办法,但要放弃档口生意却很不舍得,“真的很像壮士断腕。”

毕竟,司徒光在这里经营了30年。他说,自己不只想着赚钱,反而觉得客来客往给他充实感,“客人高声叫切半斤叉烧、要斩只烧鸭,好热闹!一日好快就过!”

图片摄影:董天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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