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国庆典礼上,毛泽东为李敦白的"红宝书"签名
【摘自：《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 李敦白/述 九州出版社】
李敦白是美国人早在青年时代就加入了美国共产党。1945年夏天，他随美军到达云南昆明，被分配处理美军和中国民间事务。到了中国以后，有一位朋友给他译成“李敦白”。前后两个字是中国“诗圣”李白的“白”，中间一个字的意思是“敦厚”的“敦”，不仅符合发音，而且完全“中国化”，熟人都叫他“老李”。李敦白本人也很喜欢这个名字，认为正表达了他的心志，做个敦厚老实、清清白白的人。1946年，李敦白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在延安的日子里，李敦白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并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成为了当时惟一的美裔共产党员。
1948年，李敦白的良师益友、著名记者斯特朗在苏联因涉嫌“间谍和损害苏联利益”被驱逐出境。苏联当局认为李敦白是斯特朗在世界上布置大范围“情报网”的成员，并通知中方，把李敦白也抓了起来。
以下文字为李敦白口述：
我一生中领受过两次通向监狱的“特殊任务”，第一次是1949年初在东柏坡。
我在东柏坡是突然被抓的，那应该是1949年2月中下旬。当时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北平和平解放，我们正期待着早日前往北平。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廖承志处报到。我兴冲冲地到达后，他给我看了一份由刘少奇签署的命令，让我和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到北平执行特殊任务。我以为，即将承担的任务一定与处理中共跟美国的关系有关，很可能是为即将建立的新政权沟通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我很激动，我终将承担历史赋予我的重要使命，终将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留下自己身影。我匆匆忙忙地回宿舍收拾了几件衣服和盥洗用具。没时间跟妻子魏琳告别了，我留了一张纸条给她，说我先走一步，我们很快就会在人民的新北平见面。
与我同行的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师哲。我上了师哲的吉普车。他穿着军装，好像还穿了一双小短靴，是个出远门的样子。我很高兴与他同行，我们原来就认识，我的印象中，他是位很和气的老革命。事后回想，有两件事比较特别。第一件，出发前，我正跟廖承志聊天时，新华社记者丁明拿着一个塔斯社的电报跑进来，说“臭名远扬的美国特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另一件是告别时廖承志拥抱我，说小洋鬼子，不要太担心，事情总会搞清楚的，你可不要像“刘备进荆州”那样。按说这两件事都是非同寻常的，斯特朗我那么熟悉，怎么可能是美国特务？而我虽然看了《三国演义》，刘备进荆州是怎么回事却毫无印象。照常理，这两件事我都应该问一下，但我正沉浸在高度兴奋中，脑子自动屏蔽了这些疑问。
车上还有一个年轻的干部，后来知道他姓徐，别人叫他徐科长。师哲坐后排，年轻干部开车，我坐副驾位。我们的吉普车越过滹沱河，往北开了一段，车上还聊起刚刚听到的斯特朗被驱逐出境的事，师哲显得很吃惊的样子问我“真的吗”？走了一会，年轻干部突然说：糟糕，我忘了拿暖壶，路上没有茶喝。师哲说：路途很远，还是回去拿吧。吉普车调了个头，再次越过滹沱河，到了一个听起来叫“怀社”的村子的一个地主大院门口，他们俩走了进去，让我坐在车里等。过了一会，年轻人出来对我说：师哲同志有点事，要耽搁几分钟，你不如进来喝茶吧。
我下车，走进这个大院。院里有东西两个耳房，他把我带到左边的耳房，让我坐在桌边，说他去拿茶。这时，外面石板地上传来“笃、笃、笃、笃”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什么。正猜疑间，门忽然被推开，进来一个杵拐杖的人，他戴着很厚的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瞪得像铜铃。我以前从未见过此人，后来听说好像是刘少文——我就见过他这么一次。他两眼瞪着我，说：李敦白，我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逮捕你，你受美帝国主义的指派前来破坏中国革命！
好像头上被狠狠打了一棍，顿时天旋地转，只觉得整个屋子飞速转动，眼前星星乱飞，还感觉脑子里被什么东西使劲拽了一下。不，我没觉得他在开玩笑，我不认识他，而且他的态度非常严厉。马上上来几个士兵，把我衣服都扒了，有一个还扒开我的嘴检查，发现有个补过的牙，我很怕他们会把那颗牙挖出来，幸好没有，士兵只报告了这个情况。他们让我穿上黑色的衣裤，把我推到右边的耳房。这间屋子的窗户被木板钉得严严实实，里边一团漆黑。
在哨兵把我推过院子时，我哭了起来。哨兵对我说：没有关系嘛，有什么问题，组织上不会解决吗？他的话给了我另外的信息，震惊之中又添加了迷惑。
几分钟后，又把我带回左边的屋子，开始审讯。一起乘车的那个年轻军官主审，师哲在场。师哲说，我们对你的情况一清二楚，现在就看你自己的态度，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以后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政策当时就有。我心里想，好像天下的审讯者都一样，伯明翰的警察抓我时，说，我们对你清楚得很，比你妈还清楚。然后问，你的全名怎么拼写？我对师哲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这样的人。他大发脾气，说你把我们看成乡下佬，笨蛋，把自己看得很高明，你以为我们没事干呢！他还说，你是敌人对准我们的一把刀，我们现在要把刀口转过来指向敌人，如果你痛痛快快地交代，把你的特务关系都说清楚，我们上车继续去北平，这个小屋子里发生的事情，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是第一条道路，你还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选，就是拒绝交代，不过，我们有办法让你讲，你最后一定会讲。说到这儿，他拍拍自己的身子，接着说：但是，你会受不了！我立即抓住了这句话，说：你们威胁我，要给我上酷刑。他马上退缩了，说：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即使我们想这么做，毛主席也不会允许。
后来我说，我愿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毫无保留。师哲说，我们不需要你长篇大论胡说八道，你只要交代你的特务关系就行了。他还说，我们知道你到解放区以后没有干过坏事，有些特务来了，受到感化，或者出于胆怯，没有干原来想干的事，我们只要你交代你的关系。我巴不得有什么东西可以交代，但没办法，我确实没有这样的“关系”。后来我在美国讲演，还跟听众开玩笑，说最好大家事先准备好可以交代的材料，万一哪天被捕就有得说了。就这么翻来覆去地审问了一天。中间师哲还用很轻蔑的口吻对我说，你们美国人最看重的是自己的生命，另外就是女人、美酒。我不同意他的话，我说我们美国人同样可以为正义事业献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争夺太平洋岛屿的战争，美国人多么勇敢，多么不怕牺牲。师哲听后没有反驳。他只参加了第一天的审讯，后来都是那个年轻人审。他不让我交代问题，只反复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两句话，叫我端正态度，说只要态度端正了，接下去的事很容易办。
端正态度花了几个星期，没什么效果。徐科长就说，你说你要交代，那好吧，你说，我给你记下来，但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我开始讲，从头讲起，特别是自己认为可疑的事情，我都提了，怕日后查出来更说不清。比如我有个表兄，其实我们没见过几次面，他是个律师，也是个FBI。我还讲了跟斯特朗的关系，他装作没兴趣。
先后大概讲了两三个星期，也不是每天讲。我当时思想上有很大的迷惑，一直摇来摆去，摇来摆去，一会儿觉得他们搞错了，一会儿又觉得他们是在考验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整风。我在新华社的朋友和熟人，几乎都在整风运动中挨过整，有的神经衰弱，有的不再能够写作，只能改行摄影之类的工作，有的战战兢兢什么都怕。我对自己说，他们搞错了，但我不能埋怨党，那样的话我这个人就变了，就不是原来的我了。我也不能被整垮，那样的话离开这里之后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也想到，把我搞错的事传出去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影响不好。
反复摇摆中，我决定来一个假自首。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承认是特务，他们会判我十年二十年刑，把我送到某一个荒僻的地方劳动改造，我会表现得很好，他们最终会发现我不是特务。这样，我的嫌疑最终能够洗刷，而党也不受损失。
我确实没干坏事，但编造假自首，也能找到一些“根据”。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的时候，CIA的前身OSS的前身SSU（ Strategic Services Unit，战略服务部）曾到我们班上挑选志愿者，准备把他们空投到中国的敌后，跟八路军取得联络。我很高兴地报了名，但没被挑上，我的两个同学挑上了。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被空投，大概没有吧，听说他们后来到了桂林，搞解密工作。另外，我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的时候，我们视察部的主任，这个人原来是陆军情报部的上校，还有我们的副署长，发现我喜欢解放区，都说过希望我留意有关的情况。我把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串连起来，编了一个故事，说我答应了上校的要求，就到解放区来了。这样编，不涉及解放区的任何人，不会连累别人。
我跟哨兵说，我准备自首。第二天上午，师哲来了，他让我坐下，说你准备坦白？我说是。他两眼瞪着我，问：你是特务？我看着他的眼睛，突然呜呜呜呜地哭了，边哭边说我不是我不是。师哲很生气地来回走动，说，咳，你不相信我们，你也没有理解我们，我一开始就告诉过你，隐瞒是犯罪，夸大也是犯罪，谁让你说假话？看来这个事情我们还得重来。最后他说了一句：你应该经得起这个考验。听了这句话，我如获至宝，看来确实是考验，是整风。事实证明，这种摇摆对我的精神产生的破坏作用很大，如果能够始终面对现实，后来的情况可能不会那么糟。他让我回去好好考虑交代，说你是有问题，不是没有问题。
回去坐了两天，徐科长又提审了我。这一次，他满面笑容，说，师哲同志批评了我，说我对你帮助教育不够，以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就提出来，我来帮你。
又过了两三天，还是这个徐科长提审我，这次又变脸了，特别厉害。他说，李敦白，你以为你很聪明，以为骗得了我们，我告诉你，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
然后把我放了几天没理。我坐在黑屋子里，觉得非常苦闷，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明白徐科长为什么翻云覆雨，脑子高度紧张。就在这个时候，哨兵拿了两片白色的小药片给我吃，说我们发现你最近感冒了，这是给你的药，我说我没感冒，他说反正你得吃药，不吃就灌。此后，每天三次、每次两片让我吃药。记不清吃了多长时间，因为脑子乱了之后就不知道是否继续吃了。这个哨兵姓白，后来到北京对我的看管松下来后，已经成为看守的老白拿了另一种药给我，说这种药是为了解除以前那种药的药效。关于这种小药片，我后来问过曾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大夫，据他讲，当时给俘虏营的部分战俘吃过一种药，其作用是刺激神经，让人紧张，睡不好觉，倒没有别的坏作用。我吃的可能就是这种药。
我确实觉得精神极度紧张。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老同志，没穿军装，我以前没有见过他。他开始态度很和蔼，问我，李敦白，你觉得最近身体怎么样，情况怎么样？我说我觉得没有问题。突然，他也变脸了，说，我们发现你很相信美帝国主义，你也很怕美帝国主义，比怕我们还要怕，你应该怕我们，再不交代，有你好看！他们这样变脸，也大大增加了我精神紧张的程度。
关我的黑屋子很小，四分之三被土炕占据，炕前面一块小空间可供移动，但熄灯之后，必须躺着，连坐在坑上都不行。墙上凿一个洞，里面放一个小灯盏，点的是豆油，发出小小的黄色的火焰。有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看着那个小火苗，看着看着，那个火苗就变成了一个跳舞的小人，我觉得自己仿佛跟着那个小人，越走越远，直到睡过去。一会儿，又突然惊醒过来，觉得非常紧张。我意识到自己不对头，很害怕，我请哨兵允许我下炕走一走，他说“不行”。我又请求他把徐科长叫来，他说过我有问题可以叫他帮助，我现在实在需要帮助。他还是不允许，让我睡觉，别捣乱。我开始大叫：“徐科长，徐科长！”我并不知道他是否住在院里，看来是，他一会儿就过来了，打开门，抖着手里的手铐，说：李敦白，如果你不遵守纪律，我们就会用纪律来制裁你。我说你不是答应帮助我吗？我不是装的，我真的很紧张。他说，我没说你是装的，我说的是你要遵守纪律。然后“砰”地关上门，走了。那天我整晚未睡，很怕自己精神要垮台。
第二天上午又提审，徐科长笑嘻嘻的，说，李敦白，昨天晚上你给我们唱洋戏，你还会唱什么戏，唱给我们听。哨兵走过来，递给我一个小馒头，说，最近你吃得少，吃一个馒头吧。我拿过来，刚咬了一口，就一头晕倒在地。我醒过来时，几个哨兵正在把我抬回牢房。他们把我放在炕上，我大概精神失常，乱踢乱闹，他们用我的军大衣捂住我的脸，我窒息过去。再次醒来，脑子就完全乱了。
这一乱，就乱了几个月。出现种种幻觉。幻觉中，我的好朋友彭迪来了，说周副主席很关心你，要你好，钱行（她的丈夫）也要你好。毛主席手里拿着把刀子，旁边是缩成一团的马海德，马海德哀求我赶快交代，不然他要受苦。我吃虫子，吃泥土，什么都吃，我还乱闹，闹得厉害时他们就给我上手铐，越挣扎手铐越收紧，我便昏死过去，等醒来，手铐已去掉，手腕上鲜血淋漓。可是，在头脑混乱中，我仍然有一种非常悲痛的感觉，每天晚上都觉得第二天不会再醒来。那段时间，可以说和死神同寝。
夏天，我被装上一辆盖着毡布的日本卡车，运到北京，关进北京市第二监狱。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到了北京。
资料图： 1964年1月18日，毛泽东会见李敦白（左一）、 爱波斯坦（左二）、 斯特朗（右一）等外国专家
就这样李敦白于1949年入狱，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斯特朗平反后才被放出来。出狱以后他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他恢复了党籍，并与同事王玉琳结了婚。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重任让其信念深化。他说：“翻译毛泽东著作，像似进了博士殿堂，学到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受益一辈子。”1964年1月，毛泽东宴请在京的外国朋友，包括斯特朗和李敦白。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当你在延安的时候，国民党开始轰炸了。我们担心你的安全，就让你走了。如果你留在延安，就不会当做间谍在莫斯科被捕了。”毛泽东又朝李敦白说：“你被牵连到她的案子里，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一个好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向他们当面道歉，承认了错误，使他们感到极大安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