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史航丨踯躅在美国街头的晚年张爱玲，没人知道她的脆弱|史航|尤利西斯|张爱玲|詹姆斯·乔伊斯

鹦鹉史航丨踯躅在美国街头的晚年张爱玲，没人知道她的脆弱

人生难免刻舟求剑，但愿不用买椟还珠。大家好，我是鹦鹉史航，欢迎来到《四味毒叔》。我继续跟你们聊，我是怎么读书，怎么享乐的。还没看过前两期的观众可以先来看看，鹦鹉史航：这半年我在干嘛？一边追忆，一边猎奇；鹦鹉史航 : 读书不是为了让你多说话，而是为了让你少说话，但愿能对别人有点用。

其实我这次回北京，回来了半个月，办各种事儿，跟人聊剧本，然后还有录节目、直播之类的事情，见到很多熟悉的朋友，包括谭飞兄。很多人都问，你这回算彻底搬回来了吧？你就回北京定居了？我说不是的，我还是要回长春，长春还有几百本我看了一半的书，我得回去看。他们有点不太理解——我北京有两处房子，一处160平米，一处200平米，都堆满了书，为什么还要回长春看书？他们就问：你北京的家我也去过，那乌央乌央几间屋子的书，你死也看不完，为什么你要回长春看书？还是我那句话，长春堆着我想看、而且看了一半的书，这种心情和买来书但还没有打开看的时候不一样，我必须得回到长春。

我想起以前有一个朋友叫杜丽，是个女散文家，她说她的一个朋友终于不再跟她家挤一块儿住筒子楼了——筒子楼就是那种一条长走廊、推开一扇门即是一家，一家就一间房的那种房子。她说那哥们终于分了两间房子，或者叫一室一厅了。那时候他们一直住大学宿舍，是几个人一间的房子，所以那时候住一室一厅是什么感觉，对于这帮青年人来说是不知道的。她问他住一室一厅什么感觉？那哥们就非常优雅地回答说——我在这屋待着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马上去那屋，我到那屋待着的时候也知道马上可以回到这屋，非常自由的感觉。

你在任何一间屋子呆着的时候，都知道还有一间屋你可以去——他们就被这句话听得气死了，觉得非常奢侈。那么北京和长春对我来说也是这么一个关系，但大多数会想这有什么可牛的？谁不是北漂？我们都有一个老家可以回去，你有两家我还有三家呢，我可能还有丈母娘家......但是不一样——对我来说两边堆的书足够多、一样多的时候，长春不是我的“故乡”，长春是我的“书房”。

鲁迅先生当年在上海的时候，他有家、有老婆、有孩子，但是在与家隔了好几条街的地方，他还有一个专门用来放书的房子。他到那去就是为了看书，房子里也没有床，所以看到多晚都得自己关上门、然后走回来睡觉。你家里就有很多书，但你单独有一个屋子，你专门走去那里看书，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这就叫奢侈。这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你住在人间，但另外有一个“一千零一夜”的皇宫，或者“阿里巴巴”的山洞.......所以对我来说，有一个长春的家、属于我的读书空间是很重要的，它跟你在城里有个房子、在郊外有个别墅或果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在长春家里看的书，其中有的作者的书，如果不是我目前时间比较充裕，我可能很久都不会看的。比如张爱玲的书，很多人爱聊张爱玲，但是她的文集四卷本我是在90年代中期看过，到现在20多年没看了。她最新的书，像《小团圆》《雷峰塔》《易经》《少帅》，我都没看，但这回我闲下来了我就看了，原因是我之前翻了一本张爱玲跟庄信正的通信集（《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我被这种通信集打动了。其实很多作家或者是重要人物的书，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没劲，你就不会看他的书。比如说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那么厚，我怎么有兴趣去看？

但是乔伊斯要是有一个书信集，我可能就会看他的《尤利西斯》。看一个人的书信集使我们更容易接受他这一个人，接受他这个人后你再去看他眼中的世界，其实我是带着这么一种阅读的感觉去读书。所以我看张爱玲的晚年书信集，我的感受就特别不一样，我觉得她的晚年状态真的不是别人口中说的“穷困潦倒”——她死的时候账户里好像还有20多万美元呢，我反而觉得她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她不是穷人，但她老搬家，搬家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她为什么老搬家？因为她永远觉得自己家里头有虫子——有时候说是臭虫，有时候说是跳蚤、蟑螂。每搬到一个新地方，不到一个月就又有虫子，最后她不想搬了，就请杀虫公司的人，杀虫公司的人就说：你要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你壁橱那里面的东西，全都清理出来、放在地板上，我们才能去，因为怕有死角，不要现场搬，现场搬会浪费我们的时间。

于是张爱玲就得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堆在地板上，但杀虫公司的人可能这周没来、下周也没来......你想，她家里的每件东西都在地板上，她每天在家里走着、生活着是什么感觉？而且张爱玲后来就是因为特别害怕虫子，她开始喜欢租筒子楼那种房子了——厨房、厕所、卧室、客厅在不分割的一片空间之内的房子，这是非常难住的一种居家状态，但这样她才更安心。而且她只用最廉价的充气床垫，因为如果有虫子就可以随时丢。她特别喜欢扔东西，最后变成了命运也捉弄她——她最不想扔的东西，比如她自己的手稿，能裹在床单里头、搬家的时候一块儿丢了。她丢的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张爱玲的手稿！这世界可能再也没有了。

而且搬家次数多了后，到最后她所有的东西，保留下来的越来越少了，变得精简，她也没有多少好衣服了，然后穿的也是最廉价的两美元的拖鞋，还是中国制造。你想想张爱玲在洛杉矶的斑马线上拖着那些搬家的箱子在路上走着的场面——一个老太太，大概四五个轱辘包和一个轱辘车，那画面多么有冲击力。而且她怕虫子的程度有多么荒谬？她不爱买书，爱看文学杂志，有人给她寄台湾《皇冠》杂志等杂志和书，她拆开邮件发现里面爬出过虫子，之后她连邮件都不再拆了，她跟这个世界断绝联系了。而且她在最穷的时候搬家，住在离市中心比较远的地方，进城一趟办完事儿在回程的巴士车上经常会睡着，其中有三次被别人偷了钱，这些钱加在一起得有一两千美金。美国人很少把这么多现金揣在身上的，她既揣着、还被偷，还是在最缺钱的时候不断被掏包......

她还有一件事，令我记忆深刻。她搬到新家后，给她送信的邮差在圣诞节那天向她讨赏，她就给了那个人5美元，给的钱不多，但是公寓经理说这个钱是不应该给的、邮差是不应该给小费的职业，然后她硬去找邮差把钱给要回来了，虽然就5美元，但害得那邮差从此就记恨张爱玲了。她的信件本来就少，邮差又不再给她送信了，她的邮件就开始都收不到了。

为了能收到邮件，她就向邮局租了一个信箱，租了一段时间后，邮局的人突然说：这是我们给游客用的信箱，你住在这里应该用这里的邮箱，你用这个信箱是非法侵占公共资源，你不能用这个邮箱，你得用你原来的邮箱。所以别人再往她租的那个信箱寄件，张爱玲就收不到了，她又开始有一两年收不到信——原来的邮箱在别的城市，她不可能再搬回去。所以张爱玲在异国他乡虽然享受了自由，但也遭遇了所有的变数，虽然遭遇的都不是大的痛苦，甚至可能对于生命来是一袭华美的袍......

看张爱玲的这些故事的感觉，就如同她生活里的那些小虫子在一点点地咬你，慢慢能感知她的心理、她的境遇。所以你看这些的时候，看她在对别人有点滴善意、或者其他一些举动的时候，你的状态就会非常理性，她的孤僻你全能接受。

再说另一件关于她的趣事。她有电话，但她从来不接电话，你要想给她打电话，得提前几天写信告知她。你得在一周前写信，说周三下午3:00钟我会给你打电话，那这个电话她是会接的，别的电话她是不接的，甚至她家的电话线有时候都是拔掉的。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说，她真的是个很特别的人。你看了她跟夏志清的书信集、跟庄信正的书信集、跟宋淇夫妇的书信集，你就明白为什么她最后遇到的这几个人对她会那么好。这几个人看着她就像看着一个在荷叶上的趴着的被打湿了翅膀的蜻蜓一样，而且那荷叶已经倾斜、它随时可能滑到水里，他们看她就像这种感觉。所以你忍不住就要替她张罗很多事情，而且还得注意不能让她觉得烦，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还有一件关于她的事，一个叫戴文采的女记者访问她，她不理睬别人，然后人家没办法，只好偷翻她的垃圾桶、把她的垃圾翻出来，最后写报道说她吃什么东西、用什么药、带不带假发片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大家公布这些事情。

再后来，有心的中国人搬到她住的那栋公寓里，她感觉那人不太对劲，所以第二天因为这事儿她就搬走了。她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她就是一只垂老的“候鸟”，明明已经都没有力气飞、不能成为候鸟了，最后还沦为一只“留鸟”。但是对不起，她有她生活的姿态，她耷拉着翅膀，还在人行道上一步步地走着，用这种方式来“飞”。所以我因为这三个书信集很打动我，我又重新再看了张爱玲的小说，这是一种别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