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不敢打工人,现在遍地打工人

2020-10-26 13:07:58 乌鸦校尉

“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早安,打工人!”

生活里80%的痛苦来源于打工,但是我知道,如果不打工,就会有100%的痛苦来源于没钱。

“今天去看牙医,牙医问我年纪轻轻的牙齿怎么磨损这么严重?我说这些年,我都是咬着牙过来的。加油,打工人 !”

“今早坐地铁去上班,过安检时,检测仪一直响,安检小姐姐让我把所有东西掏出来检查后,还是一直响不停。之后安检小姐姐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昂首挺胸说自己是打工的,她说,好家伙,难怪检测出了钢铁般的意志!

“打工你会少活十年,不打工你一天都活不下去,早安,打工人!”

一时间,全网都刷满了打工人语录。

那些诙谐幽默的文案里,不少能让人开怀大笑,但笑着笑着,又笑出了眼泪。

在这个萧瑟秋天里,让人难免产生一种复杂的情绪。

以前,年轻人喜欢把自己工作称呼为“干事业”,说话都是“项目”、“流量”、“资金”、“上市”这些高大上的术语。

结果,随着时间的流逝,资本一次次在明里暗里,有堂而皇之的,有阴谋诡计的,用尽各种姿势,把社畜盘剥得干干净净体无完肤时,大家才终于幡然醒悟,认识到自己无产阶级的本色。

有人星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里,少年不识愁滋味,老来方知行路难。被生活重锤的社畜,在社会的教育下,终于开始发出无声的哀嚎:

出来做份工而已,你我都是打工人,不要装了!

前不久,爆红短视频《朱一旦的枯燥生活》的导演张小策,突然在微博宣布离职,舆论一片哗然。

这件事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就是创作社畜悲剧出名的社畜编剧,在无法忍受社畜生活后,主动选择了结束社畜生涯

而天天演出枯燥老板的旦总,大家终于发现原来是本色出演。

张小策的才情早已得到公认,他身兼导演、策划、编剧、配音、演员数职,可以说朱一旦这个网红IP,就是他亲手打造出来的。

关于社畜吐槽老板和职场的内容,互联网上多如牛毛,张小策反其道行之,以老板的视角出发,公然地仗势欺人,漫不经心地戏耍员工,还表示这样的生活很枯燥。

果不其然,视频不胫而走,悄无声息地就红起来了。

此后,张小策的生活,就是“凌晨4点起来给孩子喂奶,喂完奶开始写剧本,8点出发去上班”,连去了片场,还得顺便带娃。

重压之下,明明是酷暑的天,他却说身子发冷。

张小策这么努力,得没得到应有的回报,我们不得而知,张小策在回应网友们对这件事的猜测时,也说自己是为了追求理想辞职的,不是大家想的那样,给朱一旦留足了面子。

但无论回报是不是足够的,张小策作为《朱一旦的枯燥生活》最大的功臣,一人身兼数职,压力小不了是肯定的。

在互联网时代,这种脑力劳动者的艰难和酸,并不比工厂时代的工人小。

更无奈的是,对新时代脑力劳动者的保护,一直都做得不够。

早在2004年,检察日报就发过一篇名为《关注“文化打工仔”》的文章。

其中说到,“文化打工仔”,就其本质意义上,和一般的打工族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如生存的艰难、工作的劳累、心灵的漂泊等,这种生存困境,他们是必须承受的。

这就引申出另一个概念,那就是写字楼民工

公司的做法,往往是给少数特权精英留下独立办公室,然后把剩下的所有人挤进格子间,像极了从前在方块田里劳作的佃农。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更为可怕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资本剥削的工具也越来越高明,电话可以让老板夺命连环call,微信随时可以让你半夜起床。

写字楼民工们无往不处在枷锁中。

当然,一些垄断性的大公司,会给员工比较看上去很诱人的福利,什么班车服务,工作免费餐,报销打车费。

但是,江湖套路再深,老鸟一眼就能看穿里面的陷阱。

企业HR们,动不动强调公司的小资工作环境、扁平化管理、激励和福利,似乎很令人振奋。

但当你去翻开《管理学原理》这本书时,上面歪歪斜斜每页都写着什么“计划”“科学”“效率”几个字。你要晚上悄悄看,从字缝里观察,里面分明都写着两个字——剥削

香港曾经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电影《半斤八两》的主题曲。当时的香港,街头巷尾都是凉茶铺,而有凉茶铺的地方,都在播这首歌。

歌词的意思大概是讲,我们这帮打工仔,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满街奔跑把肠胃都搞坏了,挣得钱不够花比鬼还穷,老板动不动就发威,像疯狗一样汪汪汪,真的好难。

《半斤八两》属于那个时代的工人哀歌。

逼仄的城市空间,让香港人透不过气来,不管导演如何营造诗意与文艺,都掩盖不住一层压抑的底色

在这个人群密集的城市,人们紧张,忙碌,大家都赶着赚钱,面无表情地排队等车,排队等地铁,排队进公司,排队吃饭,排队饮茶。

而所谓香港的下午茶文化,正是打工仔文化。

同样在中环写字楼,老板们去酒店吃着几千港纸的点心谈生意,员工们却是赶紧扒拉几口,以便好撑到晚上八九点下班。

打工仔常饮的港式奶茶,往往是煮了几十分钟那种劣质茶叶,里面不过是浓缩的三花淡奶,味道厚重,十分提神。

这样的浓茶正适合打工仔,因为常年吃盒饭,没有这种重口,根本刺激不了味觉。

打工仔最为苦恼的,是楼价长期居高不下,他们营营役役,都未必买到楼享受人生。一名香港网民发帖文诉苦称,有感以前辛苦读书为将来辛苦返工,结婚后又辛苦养育下一代,之后老去死亡。

在炼狱般的上班模式下,没有时间享受生活,换来的只是一个缩水的单位。

香港笑星黄子华有一段话专门描写打工仔的心态,可谓真切:

“打工仔的心态就是,老板发工资给我,不是因为我为公司做的事,而是因为我为了这份工,我没有为自己做的事,不是因为公司得到了什么,而是因为我失去了什么。

所以公司给我的那份,严格来说不是工资,是赔偿。其中的分别就是,你发工资给我,我要多谢你,你赔偿给我,你要加多一句“对不起”。”

打工仔每月收到的不是工资,而是赔偿,一席话,男默女泪。

1990年,TVB的年会上,周星驰和吴孟达表演的相声,堪称一绝,说尽了打工仔的酸楚。

两人一个扮演员工,一个扮演经理。员工敲门进办公室,卑微地向经理吐苦水,希望能酌情加点薪水。

经理当即表示,公司一向是很照顾员工的。但有个人,居然提出要涨工资,简直是不可理喻,你要有这种想法,就应该被调到道具部去。

说完,经理问员工,你进来有什么要求啊?员工回答,没有,进来拿本杂志。

在日复一日的煎熬中,香港的打工仔渐渐地成为了打工专家,如何偷懒不被经理发现,怎么可以多报销占点便宜,这类招数层出不穷。港剧《男亲女爱》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网上关于打工人的段子,现在不仅余音未散,反而愈演愈烈。

在这背后,有一种深刻的社会背景,那就是阶级失语。

失去语言能力,可以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后天的,如果是后天的,那么一群人将成为沉默的阶级。

网络、媒体、报纸、书刊和杂志上,没有他们的声音,没有他们的观点,他们不翻阅,不评论,不发声。因为他们知道看了也是白看,说了也没用,不如只看笑话,只玩游戏。

工人的话语权是一步步沦丧掉的。

很早前,毛泽东就在他著名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1949年中国解放之后,全国人民都被强加一个阶级身份,其分类根据是解放前的“阶级”背景:

在农村地区的,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在城市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专业人员、工人、商店售货员、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资本家、小商人、手工业者、贫民、流浪者等等。

1956年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城市里的这些阶级类别很快地简化为两大阶级:干部工人

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他们不仅有了政治权利,也有了说话的权利。

《人民日报》刊登的《我的婚姻完全是自愿的!》 一文,是工人李秀兰与传统包办婚姻抗争的号召。

新中国的青年敢于对家庭本位的择偶标准发起挑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单位、组织、工会等在个人的生活上起到了引导作用。

当时的农村青年妇女中,流行着“工、干、教员 ,宁死不嫁农民汉”的择偶口诀。很多已经订婚青年妇女希望与原来的恋爱对象解除婚约,然后再找工人。

由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再加之一五计划实施,国家工业化建设对工人的强烈依赖,工人的整体社会地位在新中国相当之高。

在那个年代,如果你能当工人,是要高兴地庆祝的,因为你是国家的主人。

可与此同时,干部们的身份也在无声无息地发生着改变。虽然说工人的工资仍然可观,但是干部们的待遇却越来越特殊。

比如,工人们没饭票买不到饭吃,而干部们可以吃小灶不交钱。流行性感冒期间,工人很长时间看不上病,干部们却能优先治疗。

教员有感胡汉三们再次回来了,于是在高龄之际,毅然决然选择继续革命,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

有一日,教员抽着烟,看着漫天烟火,他在想些什么呢,我们无从得知。

七十年代末,阶级斗争话语逐渐被抛弃。

八十年代早期的伤痕文学,起初只是对知青时代苦难的哀婉,结果却演变成对阶级斗争论的谴责,并迅速成为新精英政治意识形态的共识。

此后,“阶级”这个词,在很多报告中都再难见到了,中国社会的目标,被描述为一个橄榄型的富裕社会

同时,一支由涌进新兴城市的由农民工构成的劳动力大军正在快速形成。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对无产阶级的保护并不到位。

《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一书中,从2001年到2005年,作者采访了数百个萍乡安源煤矿工人,记录了不少工人阶级的现状。

他发现,很多工人都得了矽肺病。

用医生的话来说:“这个病的确很难治,而安源煤矿里得这种病的人又多,主要原因是安源煤矿的工作环境不好,井下打石门的灰尘较多。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有更多工人的下半辈子都将被这种病痛苦折磨着。

工人们在上访信中写道:“我们这些职业病患者或工伤残者都曾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我们无怨无悔……但,当我们因工伤残之后,国家既然规定了相关的待遇,我们不但可以而且应当不折不扣地享受,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凌驾国家法律法规之上而予以剥夺或裁减。”

另一封信,《1.8万名萍矿退休职工的心声》里,是关于请求增加工资、改善经济待遇的报告,落款用上了一句“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一面熟练地操纵着需求、欠缺和欲望,一边熟练地操作平台堵大家的嘴,甚至玩弄规则挑拨消费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

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自然就渐渐失语了。

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家都拥有发声渠道了,都有了说话的机会,于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艺术再度卷土重来。

打工人梗的持续暴走,大抵就是底层人民带着调侃和嘲讽的另类发声。

年轻人都醒了,不要跟我扯什么心灵鸡汤。

在这方面,还是广东人民看得开,不管是你在金碧辉煌的写字楼上班,还是动辄谈什么几个亿的大项目,只要上班,就是打工。

年薪几万好,几百万也好,都是打工,都是搵食找饭吃。

而自己做买卖,不不管是赚几万,还是赚几百万,都是老板,自己做主。

从本质上说,打工人梗的流行,是无产阶级的一次阶级意识觉醒,彻底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不再欺骗自己,不再对老板抱有幻想。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斗争方式产生了新花样,当他们自嘲打工人,自嘲共享单车人的时候,是一种温和及安全的表达。

有多少真话是通过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我们说,这叫别样的宣泄,另类的反抗,如同“道路以目”。

我们是干不过老板,但我们可以解构你,把你的权威话语虚无化,然后换上一层幽默的色彩,当全国的打工人口号浪声涛涛时,你只能干瞪眼,没有办法。

来吧,让我们再一次进行自嘲:

“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早安,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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