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遇害后的这一年

2020-10-21 20:11:53 澎湃新闻

原创 袁琳 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女儿在殡仪馆已经躺了一年。贺美玲最想要的那个结果,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但不去追逐那个结果,她可能活不下去。


撰文丨袁琳


摄影丨徐国强


编辑丨糖槭


出品丨腾讯新闻

女儿淇淇遇害后的这一年里,贺美玲几乎每天都流眼泪。看到屋里跟淇淇有关的物件,会哭;出门遇到熟人谈起淇淇,一定会哭;最不能忍受的是看淇淇生前的照片,那么生动明媚,贺美玲觉得心绞着疼。她试过忍着不去翻照片,晚上失眠时还是背对丈夫偷偷把手机打开,压着气息,一边看一边掉泪,忍不住。


她的眼窝因此日渐凹进去,眼球越来越向外突出,尤其是右眼,向上抬眼时,好像要翻出来了。实在痛苦得受不住,她就去淇淇遇害的现场,给女儿点对蜡烛,说几句话。可晚上她总是梦见女儿死时那副面孔,“没有一处完整的”,就在眼前晃啊晃,她又惊醒过来。

贺美玲正在为淇淇的忌日叠金元宝


10月20日,淇淇离开整整一年了。3周前,贺美玲去服装店给淇淇买了几套新衣服。绿色的风衣外套,杏色的蓬蓬裙,淇淇最喜欢这种纱裙。还有两套运动服,穿着舒服。服装店老板问她给谁买的,她说给女儿买。大连的秋天转瞬就结束了,这时候,大家已经穿上冬装,贺美玲担心衣服太薄,已经过季,淇淇穿上会冷,每次拿出来都要念叨一番。


一年前的10月20日是一个星期日,下午,10岁的淇淇从美术班下课回家,路上遇到了同小区男孩蔡某某。蔡某某将淇淇带回家,将其杀害后抛尸于家对面的树丛里。当晚11点,13岁的蔡某某被抓获,4天后,他被判定收容教养3年,因未满14岁,不负刑事责任。


某种意义上,这件事似乎已经结束了。按照法律,蔡某某得到了他这个年龄可能得到的最重的惩罚。但这个结果让贺美玲无法接受。她曾在腾讯新闻话题写道:“你们没亲身经历过,没有到现场看过,如果你看到,你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刻……即便不判他死刑,也希望终身监禁,这是对他的惩罚,他应该为他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在她的理解里,那场凶案分明是“明知故犯”的。贺美玲和丈夫原本在蔡某某住的小区里开了一家果蔬店,贺美玲在店里时常见到他们一家人,但不知道他们叫什么,淇淇也从未跟他有过往来。但是淇淇的父亲曾向媒体回忆,案发前(即淇淇美术课下课前),蔡某某曾进入果蔬店内问“淇淇去哪了?”案发后,他又再次进店询问淇淇找到了没。来自蔡某某同学群的聊天记录显示,事后他在群里全程戏谑地直播淇淇家人焦急找孩子的过程,还表示自己是未成年人不应该受到怀疑。

蔡某某在班级群内的聊天记录 受访者供图


她对我说:“他把人杀了,就关三年,放出来什么事都没有,出来才十六七岁,正好的年龄,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一年来,贺美玲和家人坚持在网络上更新动态,呼吁法律下调刑事责任年龄。贺美玲一家也向蔡某某的父母提出了民事诉讼。今年8月,蔡某某父母被判赔偿128万余元并登报道歉,但其至今未执行判决。


“他应该为他所做的事付出代价,应该让他也知道痛苦是什么滋味。民事赔偿是他父母应尽的义务,但是到今天他们什么也没做,他们这样没有道德,我们无法谅解他一家人。”贺美玲说。


贺美玲在等待事情的结果。而这一年里,所有话题讨论的末尾,总会回到一个同样的问题上。现在,这个问题又被人反复地抛给贺美玲——淇淇还在殡仪馆躺着,什么时候火化她?

淇淇在殡仪馆已经躺了一年。殡仪馆的储藏费一天90元,他们为此已经支付了3万多。淇淇的爷爷奶奶每次见面都劝她:让孩子走吧,入土为安啊!她回绝:这件事你们别管了。好在丈夫支持她,别的人说什么,他们不在意。


贺美玲总能回忆起,女儿最后一次离开家前,她亲手给她扎了小辫,孩子嚷着要玩手机——她平时管教孩子很严,很少让孩子玩手机,那天她却应了,让淇淇玩了20分钟。她和丈夫需要每天凌晨两三点去市场运菜,那天吃过午饭贺美玲觉得有点乏,躺在床上睡着了。淇淇懂事,怕打扰妈妈,特意把手机声音调得很低,1点去上美术班的时候,是哥哥带她去的。


那天贺美玲好像格外地累,睡得很死,下午3点淇淇下课,她没有醒来,丈夫要看店,打电话叫贺美玲去接孩子,但手机之前被女儿调低了声音,她也没有听到。淇淇没有等到人接,于是选择了独自回家。


监控显示,下午3点20分,淇淇过了一条马路,再往前走不到10米,就是蔡某某的家。3点22分,蔡某某将淇淇带进家中。此后淇淇再也没有出现在监控里。


根据警方的调查,蔡某某在3点58分将淇淇抛尸于家对面的树丛里。那是一片不大的绿化带,外面一排树木长得很高,密密匝匝地完全遮挡住视线。蔡某某的抛尸时,从他家的门口石阶到对面树丛,留下了一路明显的血迹。但慌乱中的贺美玲一家人起初并没有往这方面想,直到7点半,他们才在一棵树下面找到淇淇的尸体,她身中7刀,据法医称,最后一刀刺中心脏,也是最致命的一刀。


因为之前总在网上看到小孩子出事的新闻,贺美玲一直对孩子看得很紧,有时候淇淇在店里玩,她要去拐角处送货,她不放心淇淇独自呆在店里,总是叮嘱她在马路边上有人的地方玩。她沉浸在漫长的自我折磨之中。“我这一觉把孩子睡没了。”她反反复复地念叨,责备自己:“我为什么非要睡那一觉呢?我要知道这样,十天不睡觉我也能撑住。”


但这一切可能并非偶然。贺美玲曾多次看见蔡某某夜间在自己店周围徘徊,案发当天淇淇下课前他也来询问过淇淇是否放学。“他肯定在找目标,问了之后就特意在那里等淇淇。”贺美玲推测。在民事赔偿的判决书里,有这样一段对蔡某某的描述:蔡某某虽然尚未成年,但心智早熟,身高一米七多,体重70多公斤,性心理发育早,曾多次尾随、骚扰年轻女性。据新京报报道,至少有三名住在蔡某某家附近的女性曾遭到他不同程度的骚扰。


贺美玲的心里充满恨意,想过跟蔡家人一了百了,同归于尽。她偷偷去蔡家以前卖干海鲜的市场佯装路人,打听他们的下落,可没人知道他们搬去哪里了。听说他们还是在大连卖货,几个叫得出名字的市场,她都去转过,但没有找到人。


他们的生活原本可以称得上美满。15年前贺美玲和丈夫从内蒙古移居到大连,丈夫开挖掘机,她做果蔬生意,他们在大连买了房,店里的生意也不错。生了一对儿女,乖巧懂事。兄弟姊妹里,他家的经济最宽裕,逢年过节大家都聚到他家,常常是他们请客。每年的五一和国庆,他们会抽出3天时间带孩子出游,那是孩子最开心的时候。


去年十一假期他们去了附近的瓦房店旅游。淇淇出事后,爸爸把手机壁纸换成了那次出游时与女儿拍的合照,现在他总是反复地擦拭手机屏幕。他原本就是个寡言的男人,现在变得愈发沉默。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夜里有时做噩梦,会尖利地嚎叫一声,把贺美玲吓醒。


淇淇的舅舅看着姐姐一天天瘦下来,于是每天到家里给他们做饭,他们偶尔吃一点,半个拳头大小的一团饭,喝几口水,便不再吃了。如果没人来做饭,他们便不吃。“总不能孩子的事还没解决,你们先死了吧?”淇淇舅舅劝他们。


“解决孩子的事”点醒了贺美玲,成为她生命里的新目标。案件发生一个多月后,他们找到律师,开始上诉。

淇淇的遗体在这里被发现


贺美玲和丈夫频繁地往沈阳跑。他们一早4点钟出发,开4个小时车到沈阳递材料,当天又开车回来。8月10日,民事诉讼的判决终于出来,贺美玲心里得到稍稍的慰藉。她似乎觉得,至少以经济的形式,能够给淇淇一个交代了。


但是至今,蔡家没有执行任何一项判决。越来越多的人劝他们:孩子已经冻了大半年了,火化了吧。贺美玲不松口,她在等待蔡某某父母的到来。他们应该主动赔偿,登门道歉,表示诚意,于情于理,应当这样。“他们一家人没有一点点悔意。让人无法接受。”贺美玲觉得,哪怕对方是个稍微讲道德的人,她心里那道坎也不至于越堆越高,达到如今这样一辈子都不可能跨过去的程度。


十一假期前,他们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蔡某某父母依法被拘留15天,案发时的那间100平的房子进入了拍卖程序,将于11月2日开拍。


那间房子在一楼,门口有一个石灰台阶,一条小石板路通向马路,已经完全被疯长的葡萄藤盖住了。有人在门口的墙上用红色喷漆写了三个大字:“杀人犯”。靠马路的窗户上,挂着白色的横幅,上面的字已经在风餐露宿中褪掉了,看不出写的是什么,窗台上摆着淇淇的头像照片,下面堆满塑料花束、洋娃娃、果冻、酸奶,几个红色的发财猫小挂件还是崭新的,像是刚刚才放进去。最中间,是一堆已经烧空的蜡烛壳子,和已经腐烂的苹果,这是贺美玲留下的。

淇淇是个安静的孩子,不好动,放学回家就喜欢坐在桌子前面画画。她长得瘦瘦小小,腿又长又直,眼睛挺大,看起来是个有主意的姑娘。她很少去找朋友玩,偶尔要出去,一定会征求家长的同意。她的时间被排得很满,周六上英语课,周日上美术课,几乎没有玩乐的时间,总是在家长的视线当中。贺美玲不想让孩子看电视,特意把电视的信号停了。


悲剧发生后,贺美玲为自己的严格感到后悔:“淇淇太可怜了,连电视都没怎么看过,别人享受的东西,她都没有。”早知道淇淇在人世间的时间这么短,她一定会让她看想看的动画片,吃想吃的垃圾食品,她反复这样想。


有一件事贺美玲几乎每天都做,持续了整整10个月——傍晚7点到7点半,天快黑了,她去案发现场点燃蜡烛,早上6点左右去把它熄灭。他们家离案发现场步行不到10分钟,像上班一样,这件事成为贺美玲生活里的新任务。不做,她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心里空荡荡的。


他们的屋子是个60多平的两居室,里面四处是淇淇的痕迹。主卧大床旁边那张铁架搭起来的小床,是她以前睡的;床头柜上摆的是她幼儿园毕业拍的照片,穿着小小博士服,很能干的劲头;她是上美术班下课遇害的,美术班上画的画还靠在墙边。淇淇喜欢的,他们都要给她留一份。大儿子想吃涮羊肉——他们以前经常自己涮,淇淇也爱吃——贺美玲拿一个空碗放在一边,把淇淇喜欢的羊肉片、丸子,夹到碗里。给儿子做了茄盒,想起淇淇也爱吃,分出一半来,拿到案发现场去摆上。

没有人有权力劝一个骤然失去孩子的母亲“算了吧”。贺美玲每隔两天就在个人账号上发跟淇淇有关的动态,碎碎念生活琐事,和对她的想念。有人评论她“还有完没完了”,她表现得倔强而坚定:“如果你也当了母亲,你就会知道我在做什么。”网上有同样孩子遇害还没破案的妈妈找到她,她反过来安慰对方,给对方想办法。朋友的孩子跟淇淇一样大,聊天的间隙她会叮嘱对方:一定要每天去接送孩子,不要犯跟她一样的错。


网上的评论贺美玲大多数都不放心上,只有一条她听进去了,有人劝她:也关注一下大儿子吧,他也是你们的孩子。认领淇淇尸体的时候,儿子也去了,贺美玲有点后悔,不该让儿子看到那个景象,当时她顾不上那么多。她只记得儿子当时非常愤怒,往墙上砸了一拳头,回来后他变得不怎么说话,一直呆在屋子里。


今年儿子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上了一所中专。贺美玲说,儿子上个普通高中原本是没问题的,但这一年,他们没有心思管他,他自己也没有心思学习。年初疫情期间在家上网课,有一次她看见儿子在屋里对着网课玩手机,说了他几句,儿子对她吼道:“我真的很孤独啊!”她觉得愧对儿子。4月淇淇生日,她给淇淇买了一个芒果味的蛋糕,也给儿子买了一个。


8月民事诉讼判决下来以后,贺美玲感到事情取得了一些进展,状态好了很多。最近,她甚至偶尔能跟人开开玩笑。她渐渐也不再去现场给淇淇点蜡烛了,厨房的窗台上养着两只鹦鹉,一只蓝色,一只绿色,是养鸟的邻居看淇淇喜欢,送给她的,淇淇自己在网上买鸟食,每天喂它们。现在这个任务交到贺美玲手上了,不去看淇淇时,她就对着鹦鹉说话:“我一定会为你讨个公道,你放心吧。”

10月13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拟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草案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


贺美玲在手机上看到了这条新闻,她觉得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突然往外挪了一挪,眼泪哗哗地流下来。她立马给律师发消息:“您看到新闻了吗?”律师回她:“好像为蔡某某量身定做的!”她回了一个“哭”的表情。


她接了整天的电话,一一向给她报信和询问心情的朋友和媒体答复,说她很高兴,很欣慰,“自己做的努力有了结果”,说到嗓子都哑了。可挂了电话,她的眉头还是皱皱巴巴的,眼睛垂着,也许连她自己也没意识到,她在轻轻叹气。


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郑莉芳向我们解释,刑事责任年龄下调修正令即使实施,对于淇淇这个案子,也不会有重新审理判决的可能性,也从无先例。“这涉及到刑法溯及力问题,我国刑法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所有犯罪行为依照犯罪时的法律为标准判决,没有构成犯罪就不会有罪判决。新颁布的法律如果刑罚规定更轻,才可以适用新法,否则一律适用旧法。”她提到,“翻旧账”的行为会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也会造成法律的不公平,法律不可能为了个案的正义破坏其规则,即便是性质特别恶劣影响特别巨大的案子。


贺美玲最想要的那个结果,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但不去追逐那个结果,她可能活不下去。贺美玲再也没有去过殡仪馆,不敢去。想到孩子孤孤单单地在那个冰冷的地方,她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但那样的情景,她无法承受再见第一次。


她的执着最终还是向现实让了步,贺美玲说,只要刑事和民事任何一方有了结果,就会让女儿入土为安,“不能总让她冻着”。蔡家的房子虽然被强制拍卖,但离真正卖出去,还隔着一个艰难的过程。“不知道到年底,淇淇能不能火化。”贺美玲忧心地说。


等待结果和火化淇淇之间有什么冲突吗?“其实没有冲突。”贺美玲想了想说,然后突然低下头,开始强烈地抽泣。哭了一会儿,她用沙哑的声音说:“我觉得她好像没死。火化了,我再想见到她的面目,就再也见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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