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新的研究发现，遗传和情感差异的结合可能会导致警察的创伤后压力（PTS）。

该研究表明，最重要的PTS预测因素是：对突然声音的惊吓倾向、职业生涯早期心理健康症状(如焦虑和抑郁)以及某些遗传差异，包括一些已知会影响人的免疫系统的差异。

如果我们可以识别导致PTS的主要风险因素，并在它们有机会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之前对其进行治疗，就可以改善警察或其他紧急响应者的生活质量，并更好的帮助他们应对工作压力。

该研究发表在《转化精神病学》杂志上，研究者使用了由纽约大学朗格健康中心和明尼苏达大学科学家开发的一种数学计算机程序。他们结合了统计分析的方法，来测试过去研究中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关的大量特征里面，哪一个最能预测在警察身上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种确定最佳预测因子的筛选是通过机器学习完成的，即用数据训练数学模型来发现模式。作者说，这些算法使研究人员能够追踪经历、情境和特征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作用而导致PTS症状的，这代表了此类技术在警察PTS研究中的首次应用。

“基于这些技术，我们的研究确定了PTS的具体原因，而不是可能的联系，”纽约大学朗格分校精神病学系主任Marmar说。

他还提到，现在我们迫切需要更好的信息。据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估计，每100人中就有8人在一生中经历过PTS。他说，警察尤其脆弱，每服务六个月平均要面临三次创伤经历。常见的症状包括噩梦、攻击性和痛苦的回忆创伤事件，这可能导致睡眠不良、焦虑、抑郁和增加自杀的风险。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调查人员分析了来自纽约、旧金山、奥克兰和圣何塞警察局207名具有PTS的警察的数据。所有警察在工作的第一年都至少经历过一次危及生命的事件。

利用计算机程序，研究人员搜索了先前认为与PTS相关的148个不同特征的模式。他们确定了83种不同因素或途径的可能组合，这些因素或途径可能会影响警察发展PTS。

然后，他们确定了出现最频繁的因素，并发现通往PTS的每条途径都有这五个原因中的一个。除了容易惊吓的倾向外，创伤经历后的严重痛苦，以及一系列的情绪健康问题，如焦虑和抑郁，也在PTS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遗传原因包括HDC基因突变（与免疫系统问题有关）和MR基因突变（与人体对威胁的即时反应有关，称为“战斗或逃跑反应”）。研究人员说，如果这五个因素都被排除，警察就不会发展PTS。

研究者称，“因为我们确定的因素是因果关系，所以可以直接针对它们进行干预。研究发现的几个致病因素——HDC基因、MR基因和惊吓反应——指向了映射良好的神经回路，这应该能让我们找到有帮助的药物和行为疗法。未来，我们有可能利用从患者那里收集的有关因果因素的信息来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干预措施。

其他未来的干预措施可能会针对那些本身可能不会导致PTS，但经常会促进其发展的因素。例如，研究发现，在60%的因果路径中，难以适应工作与PTS的发展有关。因此，一个直接的解决方案，比如给那些难以适应警察工作的新警官提供更多的支持，可能会降低他们PTS的风险。

接下来，研究人员计划在更大的受创伤的成年人和儿童群体中应用同样的算法技术，关注更广泛的特征和经历。

参考文献

Glenn N. Saxe, Sisi Ma, Leah J. Morales, Isaac R. Galatzer-Levy, Constantin Aliferis, Charles R. Marmar. Computational causal discovery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in police officers.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2020; 10 (1) DOI: 10.1038/s41398-020-00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