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着也没人偷?新加坡独特文化,用手机占位子

2020-09-29 20:27:43 新加坡眼

记得刚到新加坡的时候,儿子儿媳带我们去吃樟宜机场里的纽约汉堡ShakeShack (在上海好像叫“昔客堡”) ,排队进场后找座位,我看到有个空桌,但桌上有一部手机。我以为是谁落下了,儿媳说不是的,这是人家用手机占座位的。我略微怔了怔,感觉这手机已经不是一部手机,而是一把锁,进而想起木心的诗句:“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说了,人家就懂了。”

有一种美好突然袭来,那是我未曾经历过的美好,也许是先祖遗留在了我的潜意识里,如梦相似。

而我记得的,却是我丢手机丢得几近崩溃的日子。

我用第一部手机是在1998年,花6000元买了一部所谓的数字机,可是一不小心就掉进了抽水马桶报废了,现在想起来都肉疼。后来又数次把手机丢在出租车上,丢在酒店里,丢在餐桌上,而且都是有去无回。我儿子还帮我丢过一回,他读大二的时候,暑假回来踢足球,把我给他临时用的手机放在场边,结果不翼而飞。后来发现这部手机一直在使用,并且经常拨打黄色热线,话费消耗得不少。我拨通那个电话,谎称是派出所的,要来抓他。那个笨蛋小偷,居然马上招供,给我寄了回来,还央求我不要告诉他们学校,因为他已经提交了申请,马上要入党了。

手机不仅昂贵,也越来越重要,联络、付款、打车、坐地铁,甚至浏览新闻,都离不开。过去我们出差,往往要检查“伸手要钱”四大件,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后来用了指纹锁,也不用现金了,但身份证和手机还是不能少。

可是新加坡的新新人类,却不把手机当回事,他们居然把手机丢在餐桌上,然后去领餐,不怕人家顺走,当然也没人顺。

这件事一直搁在我心里,让我正视一种差距。虽然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年轻一代的文明素养也有了很大提高,虽然新加坡人也不个个都是谦谦君子,但我们和他们还是有差距。这从一些文明的细节里看得出来。记得我第一次到新加坡的时候,儿子竟然跟在我后面,把我随手丢下的纸屑默默捡起,制止我在非抽烟区抽烟,还有一次街道旁边有一辆很独特的自行车,我瞅了瞅,还准备摸一下,儿子大喝:不能碰人家的东西!

其实儿子刚到新加坡的时候,也有诸多不适应。我记得多年前他在QQ上给我说过一件事,那时他刚过来读研,去买饭。他说:哎,给我一份鸡饭!卖鸡饭的阿姨批评他,说你们中国来的孩子就是不懂礼貌,谁是哎?不会叫一声阿姨吗?儿子一下子懵在她面前:是啊,您说得很对,我心里也明白,可从来没叫过,还感觉叫不出口呢。

我一方面为儿子被文明熏染所欣喜,又为自己的文明程度跟不上而惭愧,暗暗下决心要纠正自己。但有一次在草地上看到很多鸽子,我正要把手里的面包丢给它们时,儿子则更加严厉地制止,说那可使不得,那甚至是违法的。其实我也知道新加坡有规定不允许喂野鸽,但我觉得这应该只是说说而已,我喂一下又怎么了?我这其实是在献爱心呢;再说四顾无人,谁知道我在违法?

我显然是把一种侥幸心理带了过来,把一种任性放诞、无视法规的习惯带了过来。

我不得不承认,新加坡人,这些闽粤沿海地区草根的后代,他们并不是人人都比我们富裕,更不是人人都比我们有文化有见识,可他们的言行举止却比我们文明很多。他们可以用手机占座,他们可能真的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们把微笑和对不起、谢谢挂在嘴边,他们碰到陌生人了,很多时候也会点头致意。

泱泱中华,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有文明之邦之许,悠悠苍天,魂兮归来。

(感谢诗与歌的旅行公众号授权转载,作者:蔡德林)

蔡德林,祖籍荆州,现居苏州。曾经担任石首日报总编辑、石首市文联主席、卓宝科技副总裁、凯伦股份品牌顾问等职。现任新加坡亚太杰出企业家协会文化顾问、韶关市旅游文化产业招商顾问、苏州市吴江区企业发展研究会秘书长等职。曾获湖北青年诗人优秀创作奖、深圳邻里文学奖等,有《蔡德林作品选》被各种读书平台收集整理。曾经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目前暂居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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