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提出，未来中科院在项目部署方面，除了承担国家一些重大任务外，还设立了3类先导专项。其中，A类先导专项面向国家重大需求，B类先导专项主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C类先导专项是与企业合作重点解决“卡脖子”问题。
中科院2018年启动了超算系统、网络安全、潜航器3个C类专项，2019年启动了处理器芯片与基础软件、电磁测量、仿生合成橡胶、高端轴承、多语音多语种技术5个C类专项。今后将对，航空轮胎、轴承钢、光刻机等，还有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原材料等项目搞C类专项。。
白春礼说：“我们要把‘卡脖子’清单变成我们的科研任务清单进行布局。”
针对这句话，有人提出，那么以前，中科院不研究卡脖子的项目，他们花了国家那么多科研经费在研究什么?
这句话切中要害，《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中显示，我国在2019年科技领域共投入2.2万亿元科研经费，比2018年增长了12.5%，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
然而真正到了用到时候。还是高端技术都在外国，核心科技都在外国。我们总是被卡脖子，这是为什么呢?
一、 科研的论文KPI
中国大学在1999年开始大规模扩招，从专科本科开始，一路到硕士、博士，如今硕士的数量比扩招前的本科都要多。博士远比扩招前的硕士多。
这样一来，大学数量非常多，搞科研的也是人满为患。搞科研的多了，而科研是要花钱的。科研经费直接关系到相关人员的收入，给谁多一点，给谁少一点呢?
如果没有标准，那就变成了关系说话，老师崇高，师娘优美就来了。实际上，学术也很容易形成一个个山头，乃至裙带关系。一个大佬带着一个山头，分走科研经费。没有大佬的就没有经费。
最后，科研领域就有了论文KPI，研究什么水平，看文章，尤其是国外的文章。学者不发几篇顶级期刊的论文就不算学者。
一篇论文，背后是奖金，职称，待遇，房子。而论文研究的东西是什么并不重要。
结果，中国科技领域就形成了论文KPI的竞争，大家努力寻找的方向是论文容易发的方向。
到了今年疫情，都是新冠论文早早发出来，防疫反而比论文晚。
国家的大量科研经费，都买了国外的实验设备，做实验发论文，有的论文还得交版面费。
国家花了很多钱，买了一堆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论文出来。还是发在国外期刊上面，如果某项研究真有点用的话，也不一定是中国的企业受益。
当年苏联关于电磁波隐身的论文，帮助美国研发出来F117和B2，苏联人反而没有隐身飞机。
国家的钱，人员的精力都花在论文KPI上，实用的技术自然没人去做。所以，中国就总被卡脖子。
二、 两弹一星为何成功
中国科研的成功，大家总是喜欢用两弹一星做例子。那么两弹一星是怎么成功的?
两弹一星，国家给了很高的优先级。聚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的一批人才，这些人才虽然现在看起来很艰苦，但是当年已经给了国内能给的最高待遇。
钱学森当年在北京住四居室，有浴室的楼房，而同期北京人均住宅面积是6.7平方米。
待遇有保障，把人才聚集起来专心研发。研发的项目明确目标，就是美苏已经有的原子弹、氢弹、导弹。技术路线清楚，不容易走弯路。
结果在中国那么落后的条件下搞出来两弹一星。如果当年也是论文KPI，钱学森、钱三强、于敏的待遇是一年工资买不起北京一个平方，全家住在出租屋里面，为了子女上学问题头疼。他们恐怕也没有心思专心搞两弹一星。
他们也得先看看核物理领域，什么方向能发论文，至于原子弹炸不炸，优先级就得往后排了。
三、 中国科研如何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中国的论文KPI是历史形成的，目前已经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一下子去掉很难。而且缺乏替代的办法，不用论文KPI，可以慢慢减少经费不加钱。多余的钱节省出来搞国家队。用两弹一星模式。
论文KPI把能干的年轻人选出来。按照两弹一星的模式组织国家队，钱给够，福利和生活保障给够。找个山清水秀美女多的地方把家搬过去。搞出来东西再说。
可以和企业合作，企业要什么，国家掏钱搞，有需求的各个企业配合资源。
譬如，汽车行业要个热效率超过40%，还有很好NVH，量产成本又不高的发动机。国家队把全国水相关论文的人挑选挑选，找能干活的，水平高的选选，找国内外行业大佬。国内的挖过来，国外的设个国外研究院，多给钱让人家来指导指导。
以国家队的力量搞出来，中国的车企都可以买来用，汽车产业的竞争力就上去了。
不用搞漫无边际的。就对着成品搞。别人走成功的，KPI容易考核，竞品在那儿，搞出来就是企业竞争力。
这种研发多了，卡脖子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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