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作为一种名贵药材，因其特有的药用价值和功效历来就备受追捧，甚至在许多王室看来，人参是“王气”的象征，尤其是清朝。
早在在唐代，辽东地区就已经开始出产人参了，而到了清代，辽东地区的人参质量成为全国最佳。
于是，清朝王室就认为自己祖先所处的白山黑水之地是“王气”所聚之地，故而清朝皇帝将东北视为清朝的发祥地，对那里所出产的人参倍加重视。
顺治朝的“禁采令”
早在清朝入关之前，东北地区就形成了几个出产人参的主要区域——船厂、新城、齐齐哈尔、三姓等地。
当时的后金政权对东北地区的人参资源加以开发和垄断，八旗臣民只有经过许可才，能进山采参,私采人参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由于清代前期的人参采集制度还未健全，清朝皇帝把进山采参作为奖励八旗诸王大臣的一种手段。
清朝初期，官方对人参的采集主要是采用“八旗分山制”的办法，将八旗王公的采参区域固定化。
尽管采集人参成为了八旗贵族的特权，但要进行这项活动必须要得到政府的认可。
例如，顺治十五年规定：
旗下人有私采人参者，枷一月、鞭一百，牲畜以及所采的人参都要被官府没收。
另外，在主人知情的情况下，私采人参者枷一月、鞭一百，所采人参与人畜都要被官府没收，主人以偷盗之罪论处。
康、雍两朝的禁令强化
康熙时期，由于清朝统治者在全国的统治逐渐稳固，因此对东北地区人参资源的垄断越来越强，对私采人参的处罚力度也越来越大。
首次将死刑引入到处罚之中，这就说明清朝私采人参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相反私采现象更为频繁，清政府与民间在人参资源上的争夺愈演愈烈。
康熙二年规定：
违禁私采人参为首之人处死，其余犯人仍照之前颁布的法令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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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私采人参团伙中的头目处以死刑外，清政府还对在私采团伙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财主实行严厉的处罚，例如，私采人参团队中,出资并招募他人私采人参者要被处死，采参队伍中的牲畜等物一并被官府没收。
有清一代，东北地区采参是一件充满危险且艰苦的工作，采参人需要携带充足的物资进山，才能保证在参山中的生活，有时为了补充给养，会向当地民众寻求帮助。
到了雍正年间，为防止民众帮助私采人参的人，雍正规定：
民众有附从偷采人参者，责二十板。如果民众允许这些私采人参者在自己家里停留，并进行人参交易而没有向官府举报者，要加等治罪。
乾隆至道光：禁令极端
到了乾隆时期，在对待私采人参处罚的问题上，依然沿用雍正时期以采参人数及所采的人参数量为处罚依据。
乾隆三年规定：
私采人数达到一百名以上，私采的人参达到五百两以上者，为首的财主、私采人参的头目，以及容留私采人参团伙者，都被处以绞监候。
但这种方式依然没能从根本上阻止民间私采人参的活动。甚至在嘉庆、道光年间，除了在东北产参区有私采人参的活动以外，在皇家陵园内也发现了私采人参的现象：
在当时的清朝皇宫后山，养殖着许多供皇室成员享用的山参，但因为年代久远，许多人为开辟的山路成为民众私自进入后山的通道，每年的七、八月份，是民众和盗匪进入后山的最佳时机。
尽管清朝下令非皇室成员入后山者一律斩首，但在重利的诱惑下，仍有不少山参被盗。
清朝皇帝之所如此重视人参的开采，除了人参本身的价值之外，还和东北地区的秩序维护有关。
清朝统治者将东北地区视为“龙兴之地”，康熙十六年礼部等衙门遵旨议覆：“长白山系本朝发祥之地，祀典宜崇，但民舍辽远不便建庙，请封为长白山之神”。
此后的几任清朝皇帝，都秉承这一理念，因为任由他人进入东北地区，即会损害清廷的利益，因此，封禁是对清朝统治者利益的一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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