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在别人的墓冢上插上自己的墓碑，很可恶。
留着黑白相间胡须的蓝博洲颇有北国侠士之风，而他社交媒体的头像背景是鲁迅先生。“那时，鲁迅作品在台湾是禁书。我读的第一本是香港盗印的《呐喊》，大学同学晚上偷偷给我，我连夜边读边抄。”他说，鲁迅是他的精神导师。
蓝博洲定义自己是“自由撰稿人”，做的是台湾民众史研究。准确地说，他关注的，是台湾近代史中最讳莫如深、最被刻意遗忘的那段——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历史。
“台湾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你怎么会关注这段历史？
蓝博洲：我是台湾的客家人，台胞六代，1960年出生在中部一个小镇。在台北读辅仁大学时候，我开始接触“二·二八”事件与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对于这段历史，长辈们都劝我们莫谈“国”事，但我不知道他们的恐惧与焦虑来自哪里。
1987年，我加入作家陈映真先生领导的《人间》杂志社。那年正好是“二·二八”事件40年，“台独”派希望将此定性为“外省政权迫害本省人”，陈先生想通过田野调查与写作，告诉民众“二·二八”事件真相。
我被编入了这个专题小组。在此过程中，我走近那批死于白色恐怖之下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出自名门、受过良好教育，为了社会、为了理想、为了祖国不惜生命。我想，台湾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我要尽可能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展现历史真相，对抗“台独”思想。
你的第二部报告文学《幌马车之歌》，写的是白色恐怖受害者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
蓝博洲：1949年秋天发生基隆中学“光明报案”，是台湾白色恐怖的开端。（1949年7月，台湾地下党将进步刊物《光明报》寄到台湾省主席陈诚官邸，引发岛内情治机关追查，锺浩东因涉事被捕遇害。）我想了解这段历史。
于是在1988年秋冬之交的午后，我来到台北宁夏路一栋老洋房的二楼，就着桌前一盏昏黄的台灯，对锺校长的遗孀、蒋渭水先生的女儿蒋碧玉女士进行访谈。我还清楚地记得，讲到锺校长牺牲那段时，为了转移内心悲痛，蒋碧玉女士站起身来，从隔壁房间中拿来一本封面泛黄的相册，封底夹着两页信纸。这是锺校长在10月2日写的遗书。
蒙她允许，我仔细读了一遍，遗书思绪通畅，中间只有一段出现几个字涂改，似乎是在考虑如何向爱人陈述即将面临死亡。
我想知道，在军法处押房偷偷写遗书的锺浩东，内心是什么感受？我也想知道，是什么样的觉悟，让一个正值壮年的生命勇敢地面对原本可以逃避的死亡？1950年10月14日清晨，锺浩东唱着最喜欢的《幌马车之歌》，从容走向刑场。
写这部作品的那时候，我在台北近郊租了一间简单的寮舍，没有电话，没有人打扰。我整理出历史见证者的各个口述片段，最终写出这篇纪实文学。1989年，侯孝贤导演根据其中部分情节，拍摄出赢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电影《悲情城市》，1994年，他再度改编《幌马车之歌》，拍成电影《好男好女》。
之后我还写了《台共党人的悲歌》《寻找祖国三千里》等纪实文学，都在大陆公开出版。
将深不见底的历史重新照亮
你笔下人物最让你敬佩的是哪点？
蓝博洲：他们的理想主义，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
我常常问自己，我能做得到吗？他们是当时台湾社会的精英分子，拥有爱国主义情怀，却遇上那牺牲最惨烈的年代。
这样的精英断层，才会有今天“台独”的土壤——流了爱国人士的血，“台独”分子却收割了台湾人的悲情。
在别人的墓冢上插上自己的墓碑，很可恶。
像你这样的作家，台湾还多不多？
蓝博洲：不多，或许就我一个吧。但孤独不是问题。
你总不能让大陆朋友认为，台湾人都是“台独”吧？
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当然要写台湾人自己的故事。
我针对的是那段被埋没的、被污染的历史，我们要直面那段被湮灭却攸关台湾未来的历史。历史不能任其失落，我们要去拾回，并且把被掩盖的那部分挖掘出来，把被扭曲颠倒的真相导正过来。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在这些年写作过程中，你的生活状况如何？
蓝博洲：我的书在台湾被“冷处理”，没什么人愿意出版发行。这样我就没什么稿费收入，只好到处“打游击”：当过驻校作家、做演讲、上节目。过去，我小孩住院需要一笔钱，只好去时报出版社上班。对方说，每个月给你一笔钱，条件是我每年编4本书，算是给我一份兼差。我努力把自己的生活需求压到最低。有时候住在台北乡下，有时住在受难者后人家中。
老人说，只要我人还在，房子你就可以一直住下去。
在他笔下， 有台湾青年的理想与信仰，也有那代人的家国苦难。作品《幌马车之歌》中，记录下台湾乡土作家锺理和的话“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寻找祖国三千里》中，放弃东京帝大学业辗转来重庆的台湾青年吴思汉说：“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这些身披历史尘埃的先贤遗愿，冲破厚重屏障，如今听来依然振聋发聩。历史在这里沉思。 蓝博洲希望，自己像他所敬重的鲁迅先生那样，说真话，当真的猛士。而许多人说，写这样的作品，需要自身如良医，能体会罹患绝症者最深的伤痛，并用这样的伤痛来警示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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