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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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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重安,1938年生,山西运城人。1960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师从贺天健先生研习山水画。1980年负责筹建陕西国画院。曾任陕西国画院院长,陕西省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现为陕西国画院名誉院长,陕西省文联顾问,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美协河山画会副会长,中央文史馆书画院院部委员。一级美术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山水画作品多表现黄河流域和丝绸之路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旨在表达“为黄河立传,写华夏之魂”、“重走丝路古道,弘扬汉唐雄风”的宏愿。画风写实,意境开阔,沉雄博大,颇有诗意。

白发学童不停步

文 / 苗重安

1999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苗重安黄河颂山水画展”,那次展览集中展示了我多年来关于黄河题材的作品。之所以黄河主题的创作成为我关注的核心,是因为我对黄河丰富内涵有着多重的理解。

我从出生到成长,乃至成为一个画家,就没有离开过黄河流域水土的滋养。对我来说,黄河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符号,不是一个简单孕育新政权的符号,不是一个简单的“长安画派”的符号,也不简单是对故乡的亲情符号,而是这所有内涵交织出的丰富语义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对绘画的思考和认识。“为黄河立传,写华夏之魂”是我画黄河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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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美术学院求学时的苗重安

初中时,我的美术老师贾中兴并没有高深的专业素养,但他是一位好老师。他不断向喜欢画画的孩子们推荐苏联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画家及作品。当年《美术》杂志成了大家争相传阅的美术“万花筒”,由此美术的世界在我的心里展开了绚丽的图景。学习素描是我踏上美术道路的第一级台阶。同时,贾中兴老师常常以梅兰芳幼年学京剧的故事,还有齐白石“刻石成泥”的故事激励我们发奋努力。

我成长在一个贫困的农家。幼年时我经历了战争的颠沛流离与恐怖,充满勃勃生机的新社会让我得到教育上的关怀和资助,可以说,对绘画的认识和对新社会的认识共同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和绘画观。

我把自己的学术经历分为三个阶段:

一、西安美术学院就读期间,从中央美术学院来我校支援西北美术教育的罗铭先生成了我进入山水画领域的领路人。他的现实主义写生手法让我看到了中国画的魅力,“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迁想妙得”的理念深深根植于我的脑海中,我也从此确定了山水画的创作方向。刚刚留校任教,我就被西安美术学院派往上海中国画院深造。那时上海中国画院刚刚成立,我被安排师从山水画大家贺天健先生,直到1963年完成学业,返回西安美术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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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秋苗重安(左一)与恩师贺天健先生及师母

贺天健先生是知名的海派大家,罗铭先生曾是他的学生,贺先生对传统绘画的认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令我一生敬仰。当时,在党中央“抢救传统”的号召下,政治要求和个人的求知热情在我身上合二为一。我在山水画包括青绿山水,特别是在北宗山水画的学习上着力最多,对从技法到对绘画精神的认识都有了质的提高。贺老师治学极为严谨,强调“苦不易得,得之便乐”, 有明确的“结壳”与“破壳”论述和“取法乎上”的要求。贺老师更重视综合文化素养“画外功”, 并告诫学生要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社会担当意识。

二、“长安画派”对我影响至关重要。从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到方济众等前辈我无不有所接触。由于工作关系,我不仅多次聆听前辈们的教诲,而且还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频繁交往,其间的鲜活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他们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观念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一辈画家。处在新的变革时代,推动、创新学术观念,要充分汲取人类文化的精华,这就需要面向世界,这样的文化观贯穿了我的整个绘画人生。特别是长安文坛前辈柳青先生当年拖着病体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写给女儿的诗句“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也让我铭记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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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向何海霞先生(左)请教

三、作为一个新旧社会变革的见证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新的时代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机遇,让我有机会数度徜徉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国家美术馆、特列契科夫美术馆,巴黎的凡尔赛宫和奥赛美术馆,伦敦大英美术馆和荷兰博物馆等艺术殿堂。从亚洲到欧洲,再到美洲和非洲,我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这不仅带给我眼界的开阔和对生命历程的体悟,更给我带来是对中国画一步步深入的思考。

我想以上这些就是铺垫我绘画观的基本底色。忆当年贺老师感慨“俯仰天地大,局促南北宗”, 今天我们更应该开阔视野,“俯仰天地大,局促东西风”。我的绘画观:每一个时代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我们可以从绘画史里看到每个时代各自不同的精神风貌。中国画的核心就是中国人文精神演进的写照。我基本同意牛克诚先生在他的《色彩的中国画》里对中国画精神走向分野的论断。他以“安史之乱”为界,为中国封建文明划分了两个时期,中国文化的精神气候也前后判然有别,其前期气势是昂扬向上的,其后期是低沉内敛的,色彩的中国画是在前一种气候中生长、发展的,从五代往后,水墨则逐渐成为一枝独秀的中国画代表。

我的观点是:如果把中国画自身的发展历程作为观察对象,它的精神维度正是在后期得以完善。前期绘画的实用功能显然大于精神的诉求,更确切地说,精神的公共性大于画家的自我诉求,而后期则偏向于以分散的个体精神共同构建出时代的面貌。其实,从西方绘画的演进当中我们也能看到绘画功能同样的转换。当然,在得出如此结论之前,必须设置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前提——主流。

说回到开篇提及的“黄河”主题,整个黄河流域孕育出了灿烂的华夏文明(河港湖汊密布的江南,在人类与自然抗争的初期并不利于扩张和交流),璀璨的汉唐文化却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演绎出了许多让人荡气回肠的历史篇章。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为那个开疆扩土的英雄时代感到自豪,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华夏文明是一个不断兼容并蓄的文化复合体。而先秦思想的诸多流派,后来又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利益群体间转换。甚至外来宗教融入华夏文明也发生在这个流域。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共生,杂糅形成了华夏文明的核心凝聚力。这充分说明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传统”不应该是狭义的、具体的源流关系,而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系统(体系),这才是活的传统,真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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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济众先生(左)1985年在日本京都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半荒漠化的雪山与“风吹草地见牛羊”的景象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触动无法用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的婉约笔墨来表达。这自然的生命里,透出的是雄强与恬淡的合二为一,甚至还有鲜明的崇高与神秘。面对高天厚土、层峦叠壑的黄土高原时,在面对黄河入海口在天际线上影影绰绰的海上钻井平台时,甚至在面对倔强的胡杨林以及千年丝路古道的悠悠驼铃时,历史和现实带给我的不仅是创作的冲动,还有对绘画的思考。

浪漫的现实主义绘画是我对自己艺术取向的基本判断。青山绿水的表现方式成为我首选的技术语言(绘画语言)。贺天健先生曾经耳提面命地传授给我,他的绘画经验。传统绘画技艺里的经验真实根植于它的材料特质。比如,在色彩运用当中以极淡的“螺青法”反复烘染,会在同类色中呈现出极微妙的色差;在石青、石绿这些矿物质颜色反复渲染之后,“以掌摩色”, 会呈现出温润而又绚丽煌煌的大气象。这些都成了我制作过程中反复运用的基本技法。以今天的绘画发展面目看,传统青绿的表现方式存在着过于装饰化的倾向,我想这确实是其中的不足,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智慧之处。因为正是受制于颜色的多样性的局限,过去的画家们总结了相对完整的一套强调冷暖色对比关系的语言表达。

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语言能够承载人类的所有感受。因此,艺术与艺术、艺术与科学、艺术与社会就有了有机互动的前提条件,艺术的发展进程正好印证了这个规律。如今,绘画材料已今非昔比,色彩的科学知识在进入专业学校深造之前就得到了系统学习,所以每次看到西方画家摄人心魄的作品,我就会被他们细腻的颜色把控力吸引。日本东山魁夷的《绿色回音》、俄罗斯库茵芝的《第聂伯河上的月夜》、法国莫奈的《睡莲》等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这些作品里不仅有色彩的韵律,也有笔触的灵动。里面色彩也是经过画家主观处理的结果,它们甚至不符合科学规律,但毫无疑问,它们符合绘画规律。在这里,中西绘画就有了相互对话和借鉴的可能,我想,这就是一个中国画画家也能被域外绘画感动的原因。所谓主观处理,即绘画意境总体要求。这里谈的都是我进行色彩思考中的外在因素,我想最根本的还是来自现实生活给我的触动。本世纪初,我将创作视野投向了古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主要指西北、西南与唐蕃古道,在没有开通海上丝路之前,这里就是中国人面向世界的前沿,所以这里的文化精神与河网密布的江南文化有着鲜明的差别。即便是自然地貌,两者也大相径庭。就此,我开始将不同画种的颜料与中国传统青绿山水手法相结合。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表达我对绘画的渴求与理解。我知道,这是一种尝试,更知道,这是我画面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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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个簃先生(右)在一起交流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的大尺幅作品不少,大画面里大色块的安排至关重要,也更符合远距离的观看方式,而细腻的笔墨经营就难以在现代建筑厅堂的大空间里有所作为。所以,我的多幅大尺幅作品被布置在了一些国家级的重要场所。这不能完全说只是某种任务安排,我想,还有普通观众对这种环境所寄予的精神追求。简明地说,这是和时代与大众审美需求相一致的。绘画也是心灵的诗篇,而制作过程则被画家赋予浓浓的个人情感,从冲动到渐次沉入其中,画家把内心深处细微的感受通过材料、肌理和笔触,慢慢呈现出来。

忆往昔,峥嵘岁月。我深深感恩新中国给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由小学、中学、大学直至大学后的深造,提供了顺利的学习机会和良好的条件,加上恩师们的无私引导,才有我今天艺术上的进步与收获。在从事山水画创作生涯中,我走过五湖四海,在神州大地上,我去过的最少的省——台湾,也有四次。但是,最使我醉心痴迷的还是黄河流域和丝路古道。那里神奇、神秘、神圣的景观是我取之不尽的艺术富矿。我以传统青绿山水殿堂画法画了不少作品,受到了公众的肯定和喜爱,更增强了我对华夏文化传统艺术的自信、自强意识。现如今,党和政府对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实践,给我们的未来绘出了“东方既白”的光明前景,实现华夏民族复兴、富强的“中国梦” 指日可待。耄耋之年的我,想要画的题材、想要写的教材很多,可是我自知自己画中有不少缺欠。李可染先生有一方图章刻着“白发学童”四个字,在绘画的道路上这四个字也是我不断自勉的座右铭。

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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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重安《壶口飞瀑》

纸本重彩 185cm x 118cm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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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重安《黄河远上白云观》

纸本重彩 197cm x 97cm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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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重安《龙羊峡的黎明》

纸本重彩 180cm x 95cm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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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重安《太行洪谷》

纸本重彩 146cm x 368cm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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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重安《香炉晓月》

纸本设色 68cm×68cm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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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重安《轩辕柏》局部一

纸本重彩 146cm x 368cm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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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重安《轩辕柏》局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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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重安 《春回高原》

纸本重彩 154cm×171cm 1991年

《国画周刊》主编 郑伟斌

来稿邮箱:19259066@qq.com

本文选自2020年8月15日《文化艺术报》T07版 详情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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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庞阿倩

审 核 | 梁飞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