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虫侵禾苗，柳神舍身相替：从历史角度看古人从拜蝗神到治蝗灾|姚崇|庄稼|蝗害|蝗灾|蝗虫

明末年间的一天，沂县县令在路边焦急的等待，终于看到一位身着黄衣的妇人骑驴缓缓而来，县令大喜过望，端上礼酒，拦住便拜，苦苦哀求道：我这区区小县，却亦有百姓挣扎求生。希望您能垂怜，免此蝗灾，放我们一条生路。

妇人本与常人无异，闻之却作色道：定是那柳秀才多嘴，泄露了我的身份。既然如此，我便答应你，不伤庄稼不损禾苗，由他以身相替吧。说罢饮尽三杯酒，就消失不见了。

随后，蝗灾如约而至，但蝗虫所过之处庄稼未动一丝一毫，只有柳树尽毁。原来，柳神感念县令忧民之心，亦不忍百姓遭蝗灾之苦，便在此前托梦给县令，指明蝗神路过之处。县令依其言，那日于路上拦下的正是蝗神，蝗神遵守诺言，果然不害庄稼，而以柳树替之。

这则故事出自《聊斋志异·蝗神》，从故事中可以看出，在我国古代，蝗灾已然是令人闻之生畏的灾害之一。它水灾、旱灾并称三大灾，在当时，想以人力相抗已是极难，而古人对于难以解释，无法应对之事往往只能寄托于神明，因此人们虚构了“蝗神”的存在，及“柳神”的舍身相救。

但是实际上，即没有蝗神现身，也没有柳神相救。在没有找到正确的灭蝗方法前，古时的百姓们饱受蝗灾之苦。

从听天由命到主动对抗

蝗灾在我国古时很早就已经存在了，且发生频率极高。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中，其中将蝗灾称“螽”或者“蟓”，后来的《汉书》中称为“蝗”：

《诗经·周南·螽斯》：“螽斯羽，诜诜兮。”

《吕氏春秋·孟夏》：“行春令，则虫蝗为败。”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厥风微而温，生虫蝗，害五谷。”

《孝文帝本纪》：“天下旱，蝗。”

蝗

蝗灾来临，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都会造成极大威胁，尤其在农业生产力落后的古时，粮食存量本就不多。尽管如此，但是最早期的人们却毫无办法，只能是听天由命。

运气好的时候，在蝗灾来临时，会遇上天敌飞鸟群，地里的禾苗才能够得以保全。在《新唐书》和《旧五代史》中就记载了这样两次难得的奇迹：

《新唐书》：“开元二十五年，贝州蝗，有白鸟数千万，群飞食之，一夕而尽，禾稼不伤。”

《旧五代史》：“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六月，许、陈、汝、蔡、颍五州蝝生，有野禽群飞蔽空，食之皆尽。”

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为少见的，因此人们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神明多创造几次奇迹。

自汉朝时期后，人们深受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影响，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与人事都受制于天命，认可有蝗神存在。发生蝗灾，人们就会觉得是触怒了上天，使蝗神对人类施行惩罚。如果这时捕杀蝗虫，会引来更加严厉的惩罚。所以，在这一阶段，每当有蝗灾时，皇帝都会亲下“罪己诏”，以求蝗神原谅；民间也会架起祭坛，焚香祷告，祈求蝗神让蝗虫远离庄稼，如开篇提到的故事一样。

古人焚香祷告

这样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存在了很久，即便是开创了“贞观盛世”的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能免俗，在《贞观政要》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贞观二年，京师发生了大旱，旱灾后又接有蝗灾。唐太宗亲自到苑林里去察看庄稼受灾情况时，见到蝗虫，就用自己的权杖击打并且感叹道：“粮食是百姓们的根本，而你们却轻易地毁坏吃掉。如果百姓们有什么过错，那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如果真的带有上天的旨意，就啃食我的心脏吧，不要再伤害百姓。”说完唐太宗就吞掉了一只蝗虫。

唐太宗李世民

显然，这样的做法并不能改变什么，不过，幸好唐朝还有一位明智之人，他就是丞相姚崇。

唐开元四年，当蝗灾再次发生时，百姓们依然如以往一般设立祭坛祭拜蝗神之，但蝗虫仍然侵害着大片庄稼。名相姚崇见此十分忧虑，便上书玄宗，建议以焚烧、填埋的方式，对蝗虫进行捕杀。唐玄宗也为其所动，派出御史为捕蝗使，到各地去督促捕杀蝗虫。

尽管仍然有很多官员反对捕杀蝗虫，认为只有勤修德行才能消除天灾，捕杀是有伤天和。但是最终，在姚崇的坚持下，山东等地还是开始了大规模捕杀，前后共捕杀了近四十万只蝗虫，将这次蝗灾带来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人对抗“蝗神”，早在东汉就有一位学者王充在其所著《论衡》中提到：“天地安能跑？...虫食谷者，部吏所致。”对天神降罪之说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但是唐朝后，捕杀措施并未得到很好地延续。虽然北宋淳熙年间陆续实行以蝗易粟，鼓励民众捕捉蝗虫，提倡食蝗等政令，但“蝗神”之说仍然占据着人们的思想。

直到了明朝，内阁学士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除蝗疏》中第一次统计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所发生的蝗灾，在234年中共发生蝗灾111次，他将这些数据进行整理后，最终得到了一个结论：“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租值也，故为害最广。”

从这时起，人们才开始渐渐解开了“蝗神”的“身世”，有原因，有规律，有迹可循的蝗灾使人们不再畏惧，古人也开始主动寻求方法对抗蝗灾。

古代除蝗

其实古人也并非一味的迷信天神之说，在历朝历代，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穷苦百姓，一直都有人在不懈的与蝗虫作斗争。徐光启在《除蝗疏》中归纳了历代的抵御蝗灾方法，大致可分为两大方面：

其一是治标，即及时上报蝗灾信息和捕捉蝗虫。如北宋淳熙年间敕令，命官民及时上报蝗虫情报，违者将受杖责；并对因捕杀蝗虫而损伤到禾苗庄稼的，皆给予免除税收和进行补偿等。

灭蝗的方法通常有三种：即人工扑打法、壕堑掩埋法和篝火诱杀法。

人工扑打法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最为悠的灭蝗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由农民们用竹竿撑起几尺长的布料，向顺风方向围追，将蝗虫驱赶到一处后，再集中扑打捕杀。这是自春秋战国年间起，农民们自发迎战蝗灾的“白刃战”。虽然常常是事倍功半，且耗费体力，但胜在工具简单方法直接，很适合大批农民集体实行。因此两千年来，这种看似最简单的方法在我国农村十分普及。

壕堑掩埋法

人工扑打法虽然简单易行，但蝗虫毕竟太多，人力驱赶性价比太低。于是到了汉朝时期，累坏了的人们，想出了“壕堑掩埋法”。还是据东汉的《论衡》记载，这种方法，是提前在蝗虫要经过的地区，挖出大量的深坑，并以扑打等方法把飞来的蝗虫击落入坑里，再集中进行填埋。这种方式虽然能够大面积的打击蝗虫，但操作难度也极高，沙土填埋难以致死，且一旦土埋的太浅，蝗虫还能够再钻出来。

篝火诱杀法

最后，一种更加有效的方法出现了——篝火诱杀法。《诗经》中就有人们“秉被蟊贼,以付炎火”的愿望。到了唐朝时，这种方法，终于方法被付诸实践。据《捕蝗图册》和《治蝗全法》记载，要进行“火烧蝗虫”，需要在天黑时点燃篝火，并在蝗虫密集的地区分别设置灯火，用沿路的灯光，将蝗虫吸引过来，颇似飞蛾扑火。而后百姓趁机就火中捕杀，而后再在壕堑处集中掩埋处理。

近代灭蝗

前面提到的唐朝宰相姚崇就曾使用“篝火灭杀法”，在短时间里取得显著的成效。

到了宋代，衍生出大规模的灭蝗烧荒：将蝗虫的滋生地一把火烧光，不但断绝灾难隐患，更可在烧荒处开荒种地，可谓一举多得。此法虽好，却要注意防患燃起的大火。不过在古代，这种方式已经算得上是简洁高效的顶级灭蝗之法了。

其二是治本，即清除虫卵的生存环境并预防蝗灾。方面，这种方法主要出现在宋代，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人们开始提前预防灾害。《宋史》中记载，宋代的农民们，常常在冬天去寻找易滋生蝗虫的地点。

著名的《治蝗全法》也总结了宋代“据虫除卵”的经验：凡是蝗虫虫卵滋生的地方，地上都常有无数像蜂巢一样的小孔，必须果断挖土铲除。

但是这种方式同人工捕杀一样，并不是十分有效，因此元朝的农民们，进一步发明了“垦荒除蝗法”开垦荒地种植芋桑等作物，用以抵抗蝗灾。

近代防灾

这种方法，到明朝时期，有了更加完善系统的操作：人们发现滋生蝗虫的地方，都是“涸泽”地区，即低洼积水和有水草生长将其的地方，人们将其改造成为农田，在垦殖的过程里，清除杂草，破坏蝗虫生长的环境，再在上面种植绿豆豌豆等蝗虫不吃的植物，用于蝗灾时的备荒口粮。

明清后期，聪明的古人们更是研制出了最原始药剂，比如“百步草浓汁”和“陈醋混合液”，专用灭杀虫卵。

蝗灾不仅在我国为害一方，在世界上也是公认的灾害，日本在《日本后纪》一书中也首见蝗灾的记载。而随着《农政全书》的传播，书中的除蝗方法也被带到世界的舞台，流传于欧美各国，对西方近代的病虫害防治研究，也提供了重要影响。

现代治蝗功臣

到了近代，我们已经有了完善的粮食储备体系和先进的农业科技。如今蝗虫的出没虽会造成粮食减产，但几乎已经不会形成大规模灾害，正如水灾和旱灾一样，虽然依旧存在，但是人定胜天。

而在除蝗的历史道路上上，还有一位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英雄，他就是我国近代著名中国生态学家——马世骏

“治蝗英雄”

1952年初，马世俊先生在北京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的筹建，并创建了我国建国后的第一个昆虫生态学研究室。

马世俊和他的团队伙伴们，经过多次的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等方法，终于明确了蝗虫爆发的原因：水灾旱灾相继发生才是主要因素，加之社会的不稳定和古代人民的贫穷落后使蝗灾的危害加剧。

并且，在各种灭蝗实践中他逐渐发现，普通杀虫剂对蝗虫的作用有限。因此，他摒弃了传统的治蝗方法，尝试用化学结合生物防治降低蝗害，改造了蝗区，修建水利，从生态地理学的角度提出，改造环境的生态结构，从环境与生物相生相克的理论出发，通过改造环境实现清除蝗虫发源地的目的。并提出“改治结合、根除蝗害”、“种群变境成长”和“系统防治”等新型观点，还制定了蝗灾的预测方法，使数千年来让人们苦不堪言的蝗害得到了基本的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