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国际化数据公司遭阻击，因为它们是政治外溢效应的传导载体
华为、字节跳动、腾讯等一系列公司都遭遇到了外国政府的狙击，很多人把这解读成中国公司遭遇外国的歧视性对待。然而更早些年，谷歌、脸书、YouTube等公司也在美国之外遭遇到一些商业困境。
仔细看一下，这些年来遭遇到类似困境的，基本上都是中美两国的公司，并且都是与数据相关的。
这不意味着别的国家的信息技术公司（因其以各种方式与数据相关，下文姑且称之为数据公司）有多么幸运，只不过只有中美两国有那种值得被狙击的数据公司，值得被狙击的标准之一，就是要看公司的国际化程度。
为什么遭遇狙击的主要都是国际化数据公司，各种传统公司——无论其是否国际化——都较少遭遇这种问题呢？
这与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一些政治特性有着紧密关联。
世界各国有着多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过去，如果不想让别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影响到本国，比较容易，靠国界就可以把这些影响物理性地隔离掉，即便不能完全隔离掉，基本上隔离掉还是可以做到的。各国之间可以只在经济、贸易层面发生关系，在制度和观念层面不会形成太多的相互渗透效应。
但是信息经济时代不一样了，数据是穿透国界的存在，传统的物理隔离较难起到作用，数据对国界的穿透会在政治上衍生出一些外溢效应。
不同国家对于数据、对于个人隐私等等，会有不一样的监管原则和法律规定，而这些原则和规定的差异，又与不同国家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有所关联。如果一个数据公司有着很大规模的国际业务，其母国的一系列制度、观念等可能会以这些穿透国界流动的数据和算法为中介传导机制，形成政治的外溢效应。
也就是说，数据公司遇到狙击，首先不是因为它在技术上有多先进，而是因为它成为了政治外溢效应的传导载体。
图丨全球APP下载排行榜
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看到，直到2020年8月7日，美国才通过特朗普发布的行政命令瞄准腾讯，比瞄准字节跳动晚了不少。原因很可能在于，腾讯的规模比字节跳动更大，但是国际化的程度比字节跳动低很多，从而腾讯作为传导载体的效力低于字节跳动。
02
如今的美国政府和曾经的英国议会，都曾严防输入性腐败
传统行业的公司，也有可能造成类似的外溢效应，但是不像数据公司这样直接。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FCPA），表面上看是一种商业法律，但从底层来看其实就是应对这种外溢效应的。
FCPA的管辖对象主要包括三种：
一是全体美国公民、永久居民和其他具有美国国籍的人（不论是否居住在美国），以及所有根据美国法律注册成立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
二是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交易的美国和外国公司，不论是否在美国注册或有美国国籍；
三是所有在美国领土范围内直接或间接进行腐败支付的个人或实体。
初看上去，一个公司到其他国家去行贿，与美国没什么关系，凭什么做这种司法管辖？
但是往深里看一下会注意到，因为美国的制度特征，各种利益集团都可以到美国国会里游说。如果一个美国公司或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因为在海外的行贿行为而获得一系列不正当收益，转过头来在美国进行游说时，不正当收益就会转化为它相对于其他利益集团的一种不对称优势。
美国因此会遭遇到一种输入性腐败，这是它极力要打击的。否则，就是在鼓励其他公司在海外也进行各种行贿，这会败坏美国自身的政治健康。
比如，在2000年2月到2004年9月间，曾任法国阿尔卡特公司拉丁美洲分公司助理副总裁的克里斯蒂安·萨普斯奇安，安排阿尔卡特向哥斯达黎加电信局一位高管行贿250万美元，目的是获得一份价值1.49亿美元的移动电话合同。
由于阿尔卡特在美国上市，再加上汇款又是通过美国银行进行的，这个事情很快就被盯上了。按说这个案子的标的并不是太大，对美国经济和政治不会有什么实质影响，但是它违背了FCPA的基本原则，美国就不会放过。萨普思奇安在2007年被起诉，并在2008年被判入狱30个月，以及缴纳26.15万美元的罚款。
2019年曾经在国内火了一阵的《美国陷阱》一书，讲的是另一个法国公司阿尔斯通高管的遭遇，在各种美国霸道的故事背后，也是一种类似的逻辑。
图丨阿尔斯通高管亲述公司如何被美国搞垮并入狱
再往前看，这种逻辑在英国历史上也不新鲜。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57年开始征服印度，按说东印度公司在海外征服殖民地又赚大钱，既能让英国本土受益，也能让英国在海外更有力量，从英国角度怎么看都应该是一件好事儿。
然而，东印度公司的孟加拉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在1785年腰缠万贯衣锦归国，在1787年就遭遇到英国议会的弹劾案，被指控在东印度公司的严重贪污。
这场弹劾案是英国历史上一场重要的政治审判，发起弹劾案的议员埃德蒙·柏克所担忧的问题之一，就是东印度公司的这些人会凭借自己骤然获得的巨大财富，游说和腐蚀英国的议会和上层政要，获得他们在政治上的不正当影响力，这会严重侵蚀英国政治的健康。
黑斯廷斯虽然最后被无罪释放，但是这场弹劾案对英国产生深远影响。英国开始调整自己的帝国理念，重新思量对印度的统治方式，也调整了自己的内政逻辑。
当年的英国议会和如今的美国政府有一个共同的动机，就是防止海外腐败的搞法会反过来给国内带来输入性腐败。
03
美国“干净网络”计划：蓬佩奥提出了真问题，却给出了坏答案
数据公司不一定会通过海外腐败的方式在美国获得不对称的游说能力，但是由于数据本身对于国界的穿透性，美国同样会遭遇到不想看到的输入性政治效应。实际上不仅是美国，所有国家都会遭遇到这种效应，所以我们最近看到不止一个国家在排斥其他国家的数据公司。
美国近期针对若干中国公司的政策，所依据的是1977年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该法规定，在美国国家经济面临紧急情况时，赋予总统更广泛权力来应对“非常规和特殊威胁”，授权总统可单方面宣布对投资实行限制。
图丨蓬佩奥公布美国“净网”计划
2020年8月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了“干净网络”计划，提出要有干净的运营商、干净的应用商店、干净的应用程序、干净的云端以及干净的海底电缆，并点名了一系列中国数据公司。这些要求，基本上就是要把中国的数据公司给排除出去。
依照前面的讨论，可以对“干净网络”计划做出一个评价，蓬佩奥以一种很扭曲的方式提出了真问题——如何克服国际性数据公司所带来的政治外溢效应。但是蓬佩奥给出了一个很糟糕的坏答案——用隔断互联网连接来解决问题。
图丨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发布关于美国“净网”计划的声明
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紧跟着蓬佩奥的讲话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对美国作出此决定感到非常失望，抨击这个坏答案：
互联网是全球共通的网络，网络在自愿的基础上互联，不应该具有某个中央权威。正是这种架构让互联网如此成功。而美国的干净网络计划恰恰挑战了这一架构的核心。
“干净运营商”和“干净电缆”项目将迫使大量的互联网流量递送到第三国，徒增了数据传输的距离，增加了潜在的互联网流量监测和操控，以及互联网中断的风险，互联网使用成本也会因此上升。
政府出于政治因素而非技术层面来决定网络如何互连，这与互联网的理念背道而驰。这些干预措施将极大地影响互联网的敏捷性、弹性和灵活性。
如果这种方法被进一步推广，那么互联网带来全球合作、全球覆盖和经济增长等更广泛利益的能力将受到严重威胁。
这样的政策只会增加全球互联网走向分裂的可能性，带来一个支离破碎的互联网，而不是我们在过去40年里建立起来的、在当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的互联网。
同样，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也于8月7日在全体员工大会上表示：
我认为（TikTok被禁）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无论解决方案是什么，都必须格外谨慎和认真对待。这会开创一个非常糟糕的长期先例，它很可能会在世界其他国家产生长期后果。TikTok是竞争对手，（TikTok被禁）或许会让Reels的推出变得更容易些，但运营一家公司不能只着眼于下个月或下个季度。
美国手机通讯软件Telegram的创始人杜罗夫也表示：
美国针对TikTok的行动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很快，每个国家都可能利用“国家安全”作为借口，为各个政府在互联网世界中各占一角的行为合理化，从而摧毁国际科技企业。讽刺的是，正是脸书和谷歌这样的美国企业，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失去最多。
“扎克伯格们”清晰地意识到，现在不是中国的数据公司正在遭遇到困境，是所有大的国际性数据公司都会遭遇到类似困境。
美国把中国公司排除在外，也会让美国公司未来遭遇到在其他国家被刁难的问题，届时美国公司很可能也无法理直气壮地提出反对。
这些穿透国界的国际化数据公司，如何可能突破这重困境呢？对超越于国家之外的“商人秩序”的需求，在这半年来的各种摩擦中，已经呼之欲出了；而高度国际化的各国数据公司，有可能联手成为商人秩序的最初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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