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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从一个极端贫困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中上收入水平的国家。即使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的经济总量也定将超过世界的三分之一，即恢复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占世界的份额。但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我国的人均收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90％，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的人均收入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我国的科技实力也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中国取得这些成就，不是照搬西方教科书的结果。我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没有采纳苏东式的休克疗法，而是采纳了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在西方学者眼里，中国的制度是不完备的，以他们构造的各种常规治理指标来衡量，中国绝对属于治理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因而，他们要么惊呼发现了一个“中国之谜”（即为什么一个治理水平如此之差的国家，能够保持如此之高的增长速度），要么就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即将撞上长城，甚至发生崩溃。这都源于他们没有很好地理解中国。
但是，世界不理解中国，并不能完全怪罪于西方学者的偏见，静心自省，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学者也许没有能够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把中国的故事讲清楚。
对于学者来说，“世界听得懂的语言”就是学术语言。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语言。我个人认为，当代中国学者特别是人文、社科学者最激动人心的任务，是用自己学科的语言，讲清楚中国的故事。这个故事当然可以从多学科、多角度来讲。这里我仅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当代表现的视角谈谈，如何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谈到文化传统，许多人就会联想到当下盛行的读经、穿汉服现象。但是，读经、穿汉服只是开端，更为重要的，是要挖掘文化传统和当代世界的联系，揭示我们的先哲们的思想在当代的普遍意义。儒家的中庸、“和而不同”，是否与当代政治民主之间有相通之处？罗尔斯是二十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经历无数的辩论和反思之后，他的结论是：只有建立在“重叠共识”之上的政治自由主义才是唯一可行的自由主义。
然而，寻找“重叠共识”的过程，难道不是必须以“和而不同”为基础吗？建立在儒家传统之上的科举制度，使得我国古代社会成为流动性最大的古代社会之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理想，而是当时的现实。科举制度造就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形成了独特而有效的古代治理模式。
从当下的角度来看，在科举制度之上形成的“贤能体制”对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和经济治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中国，贤能体制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官员选拔制度上。选拔制度给予官员强烈的正向激励，促使他们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另一方面，选拔制度也为官员树立了威信，使得他们能够经受住短期民粹主义的压力。这对当今世界的民主体制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在美国，两党之争让政府频频陷入瘫痪；在欧洲，民粹主义泛滥，任何有意义的改革都无法得到实施。
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发现，成熟的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最大的挑战是缺乏领袖。而且，他们也意识到，缺乏领袖的根源，来自于他们曾经炫耀的选举制度。
中国的选拔制度不完美，但解决了选拔领袖的问题，同时也继承和发扬了贤能主义的传统。如果西方有识之士希望对民主制度加以改造的话，中国的实践值得他们研究和借鉴。
再进一步，选拔制度的运行离不开一个中性的中央政府。放眼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就会发现，那里的政府要么被少数精英集团所控制，要么被民粹主义所裹挟，要么是两者的结合。和这些国家不同，中国政府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没有受特定的社会利益集团的束缚，也没有受到民粹主义的左右，这使得它能够采取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并以此激励各级政府官员。中国政府能够成为善治政府，和中国的社会准备以及政治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世界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现代社会结构，其特点是平民化和垂直的社会流动。这样的一个社会不能容忍社会等级和固化的利益集团，因而为政府的中性打下了社会基础。在政治层面，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政党，而是负有宪法责任的国家架构的一部分，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己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就是必然的结果。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实践深深地植根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之中。尽管我是文化研究的门外汉，但我相信，即使是在当代，儒家思想以及依据儒家思想建立的国家治理模式，也具有世界意义上的普遍性。我们不需要文化自大主义，但需要文化自信。当代中国学者的任务，就是挖掘中国文化和实践的普遍性，并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给世界听。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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