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衡阳乡村振兴要走生产、生态、生活“三生融合”生态农业之路。常规现代农业仅虽能脱贫，但伴随农业生态污染；生态化现代农业既能致富，又符合天人合一之道。当前衡阳农业发展大而强，农业发展存在两大突出矛盾：一是供给侧衡阳农产品产量增加同需求侧多样化优质农产品相对短缺的矛盾；二是要素驱动型农业高投入高产出与高污染相伴随的矛盾。当前衡阳生态农业发展虽然有起步但仍亟待发展。在访谈与调研众多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基础上，总结出衡阳农业发展转型的三种典型：“公司+农户”产业融合的多功能农业模式；“种养结合”共生共长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生态与体验合一的农业发展模式。在分析衡阳农业发展存在问题的成因基础上，提出衡阳农业发展的三大关键举措：农业创新驱动、发展多功能农业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衡阳现有农业人口有616.63万人，农业大市的衡阳乡村振兴事关重大，而乡村振兴应走内涵式可持续发展之路。目前衡阳农业发展态势总体良好，但衡阳传统农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生态环境恶化和农业资源趋紧的“阵痛”：依赖化肥、农药、薄膜的石化农业发展模式带来了极大负外部性，如农产品重金属和农药残留超标，有机生态等优质农产品有效供给相对不足。要摆脱高投入高产出同高污染、产量增加同需求侧多样化优质农产品相对短缺的矛盾，离不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创新战略。本报告在调研基础上，围绕一个中心（乡村振兴）、二个突出问题和三大关键举措展开，重点分析了衡阳农业发展存在深层次问题的内在逻辑，实现乡村脱贫和防返贫，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一、衡阳农业发展存在的两个突出问题

当前衡阳农业发展存在两大突出问题。衡阳147个乡镇中农户166.98万户，传统中小农户的发展模式投入低、产量低，但相对污染较大的“现代”农业而言，它更符合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不断增加的人口对食物需求与日俱增，传统低产出模式难以满足，而以化肥、农药等为代表的无机农业（与有机农业相对应）及其相应的技术进步为农业高产出提供了可能，传统农业向现代要素驱动型农业转变是人类对食物刚性需求和农业经济利益追求的必然选择，其转变过程中存在两个突出问题：

一是供给侧衡阳农产品生产大市同需求侧多样化优质农产品相对短缺的矛盾。 2018年衡阳农作物总播种面积820.17千公顷，粮食作物播种面积509.32千公顷，而以盛泰优018、桃优香占、泰优390、玉针香为主的高档优质稻104.83千公顷，后者大多还不是生态或绿色农产品；2018年衡阳新增“三品一标”认证126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67个、绿色食品43个、有机食品13个、地理标志3个，但与总量相比比例仍太低。这反映了衡阳农产品生产同需求侧多样化优质农产品相对短缺的矛盾。

二是要素驱动型农业高投入高产出高与污染相伴随的矛盾。 一方面，2018衡阳全市粮食总产量335.28万吨；出栏肉猪670.59万头；当年出售和自宰的肉用牛10.85万头；出笼家禽6681.4万羽，增长2.0%；水产品产量27.11万吨，增长2.2%。另一方面，衡阳农业化肥与农药利用率低于全国水平，测土施肥、精准施肥技术有待提高。衡阳稻米品质不容乐观，镉含量超标一直是衡阳水稻生产老大难问题，除衡东和常宁的部分地区因有色金属矿业污染外，衡阳其他区域稻米镉含量超标与农药、化肥、除草剂的滥用有很大关系，同时又加剧了农田土壤的板结化、空壳化，产出的农产品有害物超标，食品品质难以保证。

二、衡阳农业转型发展三种典型模式（兼具扶贫）

1. “公司+农户”产业融合的多功能农业模式。 典型代表为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有限公司，衡阳是中国油茶核心产区，该公司坚持系统化布局，坚守“循天道、益健康”的理念，以“带动千万农民致富”为使命，建构了以农民、会员、员工相结合的“心联网”运营模式， “以产业开发带动新农村建设，以社会资本激活‘三农’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带动了衡阳数万农民增收（周新平，2017）。产业融合上，公司构建了从油茶种植、加工和营销于一体的三产融合模式；农业的多功能开发上，公司以会员为纽带开展了关于油茶种植、深加工、观光休闲、农耕文化体验、生态农业等多种功能；该公司还帮助农民以发展林下经济，开发了茶山飞鸡、有机黄豆等生态农产品，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2. “种养结合”共生共长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 典型代表为衡南县满江红种养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集龙虾养殖和水稻生态种植于一体，形成了“稻虾共生”系统，优化农业生态环境。虾类可以摄食杂草，减少杂草与水稻争肥、争光、同时排泄大量富含氮、磷的粪便，作为有质肥料，促进水稻产量提高，是循环可持续发展农业。自营养殖1500亩，加盟农户逾5000亩，直接带动800余名农户共同走向致富路，开创了一条具有衡阳特色的“稻虾连作”养殖之路。

3. 生态与体验合一的农业发展模式。 典型代表为衡阳县白石园村的生态水稻种植模式，在公司的带领下，推行“恢复土地活力，健康你我家人”的生态农业计划，走个性化、私人定制路线，在稻田“认养”上进行探索。水稻种植上，采取生物和物理防控来防虫，稻田里每隔几米就布置了太阳能诱蛾灯、性诱剂、寄生蜂等专业设备，加上稻田鸭，利用生物和物理防控来防虫降病，整个生长过程杜绝一切化学农药、肥料和除草剂。公司还创新农业经营方式，推出私人定制“我有一亩田”的“认养”模式，农场专业人员全程托管，客户支付一定的经营管理费给公司，公司采取量化方式为会员提供生态大米。公司提供条件让客户有时间时带上家人孩子，挽起裤腿走在自己的稻田中，体验插秧和鱼苗、鸭苗、蟹苗放养及收获的乐趣，真正实现了体验农业。此模式通过农地流转、“托管”及其相伴生的生态农产品等途径，带动了该村贫困户走向了脱贫致富之路。

三、衡阳农业发展存在突出问题的成因

1.传统污染型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变存在科技瓶颈

以“化肥”与“农药”等为依赖、以较单纯粮食高产为目标的农业生产模式可称作“石化农业”，高投入高产出与高污染并存是石油化学农业技术的“双重”特性。上世纪80年代后，衡阳的有机肥被化肥取代，除草剂大量使用，高投入的污染型石化农业基本取代了传统低产出的生态循环型农业。农药化肥的使用在带来农业面源污染的同时，还导致农产品农药残留和口感营养价值的降低，2019年我国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只有39.2%。这些问题的出现表面上好像是生产者道德低下、政府监管缺失的原因，但深究后可发现，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使用这些“石化型”农业科技推高了生产成本，导致农业利润趋薄。但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在“生态型”农业科技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前，以市场化为特征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政府的鼓励与补贴下又不得不依靠这种模式。农业科技是具有公益性的公共产品，“生态型”农业科技研发不是单个农业生产主体所能完成的，因此以高产为目标的生态农业科技瓶颈没突破是要素驱动型农业形成的技术根源。

2. 衡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职业农民发育不充分

当前衡阳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出现的根源之一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发育不充分。市场导向农业生产主体的逐利性是生产的内在动力，针对当前高品质农产品相对短缺的问题，如前所述，衡阳已有一些农业生产主体向“生态”、“绿化”、“有机”等高品质农产品转型，但仍然跟不上人们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量。我国中产阶层人数超过2亿，决定了高品质农产品需求巨大，市场导向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公司农场等新型主体虽反映迅速但发展滞后，衡阳166.98万户中的大多数据还没有走上生态农业发展之路，这与新型职业农民发育不充分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偏少有关。

3.衡阳农业存在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和农业发展的路径依赖

（1）生态循环型农业和污染型农业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是衡阳农业深层次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生态、优质、高产、高效与安全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追求，但长期以来为确保粮食安全过分强调高产与高效，忽视生态、优质与安全，这种战略客观造成了资源过度消耗、环境破坏甚至农产品安全隐患。经济学家庇古的外部性征税或补贴、科斯“外部性内在化”等理论为农业外部性化解提供了决策依据，但目前衡阳并没依此构建农业生产负外部性约束机制。农业生产微观主体对环境破坏与污染不计入成本核算，这种没有内在化的负外部性农业必然加剧农业污染。（2）衡阳要素驱动型农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像全国一样，从某种意见义上说，衡阳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和农业快速发展是以农业资源过度开发为基础的，现在虽已意识到这种发展路径的不可持续性，但原有农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导致的悖论不会短期改变，现在做生态农业不用农药化肥被农民当笑话看，原因如下：原有农业发展模式的刚性作用与影响，历史上任务一种农业发展模式演化都需要一个过程；农民自身各种知识匮乏及对市场了解不充分导致出现无效农业制度安排；技术、制度变迁和市场变化的路径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因为技术进步出现到应用通常需要一个过程，制度变迁更是一个需要经过农业生产与经营实践反复锤炼与确认；农业市场与信息的不完全；农业品以次充好等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如以普通产品贴上绿色、有机或生态标签，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因此，仅依靠农民自身是很难跳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悖论，必须依靠外部力量的干预和内部反路径依赖的合力，才能化解生态环境恶化与农业资源趋紧的双重制约。

四、衡阳农业发展的三大关键举措

当前衡阳乡村振兴中农业发展问题千头万绪，解决好农业创新驱动、发展多功能农业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三个核心问题至关重要。

一是以科技创新促农产品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 （1）抢占农业科技制高点。着力农业重大基础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突破石油化学农业向高产出生态型农业转化的瓶颈，要加强在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现代农业设施与装备等前沿农业科技的研究，为农业技术革新提供保障；要加强农业疫病防控与农业食品安全等基础科技的研究，推动绿色与生态农业发展；高度重视农业种子的自主创新，实施种业提升工程。（2）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农业。利用“互联网+农业”和农业物联网等实现农业技术的集成创新，推动农业结构升级或形成农业新业态；结合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目标与任务，以创新驱动和需求导向来推进信息技术在农业各环节的应用，实现农业数据化和在线化，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效率。（3）以“两型农业”发展化解石化农业的困境。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农业发展理念，全面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加大农业负外部性治理，试点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大力修复受农业生产污染的生态环境，在不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收入的前提下，试行轮作为主、休耕为辅的综合治理。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积极发展与生态型循环农业相应适应的补贴政策，创建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

二是以三产融合的多功能农业为抓手提升农业效益。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战略选择之一便是发展具有经济、生态、能源、社会、文化和旅游休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农业，这是未来农业市场的“蓝海”，目前衡阳县曲兰镇、常宁塔山瑶族乡的多功能农业为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产业强镇。为此，衡阳要：（1）挖掘农业的经济功能，大力开发有机、绿色等高端农产品及其深加工；（2）挖掘农业的能源功能，通过各种生物技术把农业秸秆和禽畜粪便等变废为宝；（3）挖掘农业的社会保障功能，充分发挥农业和农村在经济波动时的缓冲功能；（4）挖掘农业的文化传承功能，融农村各种农耕文化、民俗文化、乡村文化于一体，发展创意农业；（5）挖掘农业的旅游休闲功能，开发和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小镇，发展集乡村旅游、观光、体验和休闲等于一体的农业，并以此为基础开发养生农业。这些三产融合的多功能农业有助于衡阳化解农业深层矛盾。衡阳产业融合视野要宽，融合不能把眼光仅停留农业内部与农村的融合，更要实现农村与城市各种要素的融合，为此各级地方政府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做好水电气和路等传统基础设施的同时，还要加大光纤、互联网等现代通讯设施的投入，大力推动农业“互联网+”，依托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即以创新驱动拉长“四化同步”中农业这条“短腿”。

三是以农村人力资本培育为农业提质增效提供支撑，化解农业经营主体和职业农民发育滞后的问题。 衡阳参加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有14286人，经过认定8000余名中有返乡青年、大学生、农民工和退役军人等，这些急需具有知识和创新精神的职业农民，是衡阳生态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为此更要做好：（1）构建政府部门、高等院校与涉农科研院所、社会机构三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2）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准入制度，结合衡阳市情制定新型职业农民的具体标准，出台促进衡阳新型职业农民发展专项政策，使农业成为有效益和发展前途的行业，使农民成为有尊严、有收入保障的人群。（3）吸引高素质人才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是化解“空心化”农村“谁来种田”、“怎么种田”难题的关键。

作者简介：周镕基：衡阳师范学院“湘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湖南省“121创新人才”、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先后在北京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访学，主持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湖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独著获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第一副主编著《衡阳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3部。皮修平 衡阳师范学院校长；肖黎 衡阳师范学院经管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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