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如治国：古人的治水智慧|大禹|治河|潘季驯|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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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人治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具体治水的方法在不断变化，但疏堵结合、注重实践的核心理念几乎不曾改变。

今年6月份以来，我国西南地区东部至长江中下游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各河流水域进入汛期，部分地区水位更是创历史新高。7月5日，中国气象局将我国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宣布中国进入一年一度的防洪关键期，防洪减灾迅速成为时下人们关心的问题。

图1，7月6日武昌江滩亭被淹没

（来源：中国气象局）

俗话说“治水如治国”，中国作为一个傍水而生、水流丰富的国家，自古至今治水防灾都是头等大事。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到都江堰工程的美谈，再到明清几代帝王倾力整治黄河水患，反映出治水问题的重要性。水灾作为“天灾”之一，是不可能避免和彻底根除的，但历史积累下来的许多经验和智慧，可为今天我们防治水患提供借鉴。

那么古人究竟是怎样治水的呢？

由“堵”到“疏”：古代先民的治水智慧

说到治水，国人最熟悉的就是“大禹治水”的传说，这也是我国最早记载且可考的一段治水佳话。《山海经》中记载“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无功而返，被舜帝赐死，鲧的儿子大禹接替治水，历经十三年开山引水，筑堤导流，最终成功。《尚书》中，大禹是这样总结自己的治水思路：“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赋治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

图2，宋赵伯驹《禹王治水图》

时至今日，大禹治水是不是真的还存在争议，但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商周时期，中国的先民就已经产生了极为先进的治水思想，那就是改堵为疏，引水分流。在鲧用息壤（土地）堵水失败后，大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先是考察各地地貌，继而疏通江河，开通沟渠，用此法取代了以往堵水的单一办法，改被动为主动，成功解决了黄河水患。

此后一直到先秦时期，古人治水的重点明显从“治理”变为“防治”。西汉时治理黄河的贾让就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也就是说在战国时期，各国都修筑了许多黄河堤防，春夏两季引黄河水灌溉农田，既能防洪又能支援农业，可谓一举两得。

此外，公元前651年，“九合诸侯”之齐桓公在葵丘与多国君主会盟，订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命），其中一命便是“无（勿）曲防”，也就是各国不准修建损人利己的堤防。所谓“损人利己”，就是指上游利用堤防泄洪导致下游淹水。会盟各国专门将这一项纳入五条盟约之中，可见春秋时期的堤防工程已经成为国家生活的重要部分，人们对堤防工程的作用有了较深入的认识。

兴修水利：古人治水的根本策略

战国末期，铁制农具出现和航运发展，使得国家生产力有了快速提升，进而促进了更加宏伟、高效的水利工程产生。此后秦汉一统天下，大一统的王朝为修建水利、整治水患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产生了一系列水利工程，成为古人治水的中流砥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位于广西的灵渠，以及位于“天府之国”成都的都江堰。

图3，桂林灵渠风景区

灵渠修建于秦始皇时期，于公元前214年通航，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之一，此后又经过多个朝代的修理补充，整体工程由铧嘴、大天平、小天平等许多部分组成。其中铧嘴用于分水，大天平、小天平和堰坝用于拦水，水涵用于灌溉，所用原理与著名的巴拿马运河完全相同，却比巴拿马运河早了两千多年。此外，灵渠沟通了湘水和漓水，连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除了防水、灌溉之外，还起到了方便航运、加强南北往来的作用。

除了灵渠外，在古代水利工程这顶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当属“千古一堰”都江堰。自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率众修建都江堰以来，成都平原从“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旱涝频发之地逐渐变为郦道元《水经注》中描绘的“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都江堰主体分为三部分：鱼嘴分水堤、飞沙堰和宝瓶口。其中鱼嘴分水，飞沙堰泄洪排沙，宝瓶口调节水流并引流灌溉土地。直到今天，都江堰仍发挥着巨大作用。

图4，都江堰示意图

秦朝以后，历代王朝都注重兴修水利。关中的郑国渠、隋唐大运河以及元朝的京杭大运河、新疆的坎儿井（井渠）、滚水坝等等，都是古代水利工程的代表。在治水理念上，古人经历了“由避到堵” “由堵到疏” “由疏到导” “由治水到治沙”，水利工程在其中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例如明代利用“束水冲沙”（水流沙中，沙随水去）原理建造的“滚水坝”，便是在治理黄河淤沙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整治黄河：跨越千年的努力

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然而这位“母亲”有时并不温柔和顺，甚至曾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梦魇之一。自有文字记载以来，黄河改道有26次之多，泛滥决口更是多达1500余次，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然而，古人对治理黄河的执念亦是“虽九死其犹未悔”，虽未能彻底根治黄河水患，但其中治河的许多经验，在今天仍能为我们治理黄河提供借鉴。

图5，黄河改道示意图

（1）贾让三策与王景治水

在黄河治理上，第一次有可靠记载的大型工程是战国时期齐、赵、魏三国共同修筑的50里宽的河堤，此后黄河平静了近三百年，直到西汉时期又开始不安分。汉武帝时期，黄河流域几乎每年夏季都会水泽千里。西汉绥和二年，黄河再次决堤，刚刚继位的汉哀帝刘欣决心整治黄河，在被皇帝面询后，贾让脱颖而出，受命治理黄河。

据《汉书·沟洫志》记载，贾让在实地考察冀州一带之后，提出了著名的“治河三策”：上策改道滞洪，具体做法是让黄河改道经太行山而过，依靠太行山蓄水挡洪，“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可以基本解决黄河水患；中策是开渠分洪，“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为东方一堤，北行三百余里，入漳水中”，可减轻水患危害，然而无法彻底根除；下策“严防死守”，也就是回到史前鲧治水的老路上去。

这三条策略被称为“贾让三策”，至今仍被认为是治理黄河最有效的思路。然而，由于西汉末年国势衰弱，朝廷无法承担移民、改建河道等大型水利项目，贾让的策略最终只停留在理论层面，未能付诸实践。直到东汉明帝年间，天下太平，国力恢复，治理黄河一事再次提上日程，曾配合王吴疏通浚仪渠的王景受到重用。《后汉书·王景传》记载：“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

图6，王景浮雕

王景的治水思路基本是贾让中策的延续：在勘察地势的基础上分渠立闸，每到夏季开闸防洪。由于当时黄河、汴河同时决口，王景便将两河的休整结合起来，主要方法是在河道上修水门放水。据《后汉书·王景传》记载：“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

王景治河一年，虽注重节俭，但仍花费巨大，足有百亿钱。然而这次治水空前成功，此后八百年间黄河不曾改道，决堤的频率也大大降低。可惜的是，到宋朝以后，黄河泥沙过度堆积，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水患重新增多。然而，有宋一代战争不断，治河让步于“以河阻敌”，到南宋时黄河更是沦入金人之手，治理黄河也就收效甚微。正如清代《海国图志》作者魏源在《筹河篇》中所述：“北宋河益北徙，几复故道，宋人恐河入契丹境，则南朝失险，故兴六塔二股河，欲挽之使东，又不知讲求漯川故道，其弊在于以河界敌，志不治河也。”

（2）明清治水：束水攻沙

明清时期，人们逐渐意识到治沙是治理黄河的关键，治水思想也从“分渠立闸”演变为“束水攻沙”，其中以明代潘季驯治河最有成效。

图7，潘季驯著《海防一览》图

潘季驯为明世宗嘉靖年间进士，古代著名的治河专家，曾四次出任总理河道都御史，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在总结前人经验并经过多番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潘季驯提出“束水攻沙”法：“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冲刷乎河底”，也就是筑堤蓄洪，在遇洪时适度蓄水，以达到泄洪时同时泄沙的目的。经过潘季驯治理后，黄河“清口方畅，清连数年”。

潘季驯的治河思想影响深远，不仅在明清两代成为治河之本，被康熙年间水利专家陈潢赞为“真乃自然之理，初非娇柔之论，故曰后之论河者，必当奉之为金科也”，甚至也影响到近代欧洲的水利工程。1935年，德国水利专家恩格斯(H.Engels)来华访问时赴黄河考察，在了解了潘季驯的治河学说后大为惊讶，并将其带回欧洲广为传播。

结语

从古人治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具体治水的方法在不断变化，但疏堵结合、注重实践的核心理念几乎不曾改变。此外，古人重视先贤学说，贾让治河三策就是在大量参考《水经注》及李冰等先贤著述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得出的，这些做法可以为当今治水提供不少参考。

另一方面，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 “因势利导”的思想也对治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都江堰工程就是充分利用地理自然环境“无坝引水”，不仅大大降低了修筑成本，也减少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成为千古美谈。水灾虽是天灾，但与自然环境的状况息息相关。今天，我们在追求发展的同时，也应该从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入手，适当让大自然喘口气。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水灾的发生。

参考资料：

1.《黄河水患大事年表》

2. 班固《前汉书》

3. 赵敏《中国古代的治水与治水思想》

4. 张细兵《中国古代治水理念对现代治水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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