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位居天地之中、黄河之滨的郑州，受大河哺育、“天中”滋养，自古以来就涌现出众多影响深远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等各领域杰出人才，他们或为政一方，或著书立说，用自己的见解、创造和思想为所处时代打上了一片片“高光”。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当我们再次走近郑州历史上的这些名人，或许会有新的收获。

说到郑州历史上的早期名人，来自郑国，也就是现在郑州新郑市的子产可谓是“最亮的星”。

子产生年说法不一，卒于公元前522年。《史记》记载“声公五年，郑相子产卒，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另有记载子产病逝后，郑国的男子舍弃玉佩、妇女舍弃缀珠耳饰，在巷子里聚哭了三月，娱乐的乐器都停止，自发为他“默哀”，孔子闻讯而泣评价子产“古之遗爱也”。

之所以深受爱戴，纵观诸多记载可总结为三：“偏向虎山行”知难而上的勇气、“依法治国”不毁乡校的智慧以及“人本主义”的突出贡献。

西周末年，郑桓公迁居溱水和洧水交汇的地方，是为“新郑”。到了春秋初年，经过郑国武公、庄公的治理，郑国达到极盛。但庄公死后，郑国很快陷入内乱，20年间郑国六易其主，国力一落千丈。而此时，齐、晋、秦、楚诸国逐渐强大，各国争霸，使郑国兵连祸结，灾难深重。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之际，子产在郑国经历150多年的停滞和衰败后挺身而出，知难而上，接下了郑国执政大臣这块“烫手山芋”。为田洫、作丘赋、择能而使、不毁乡校等等，主导、发起系列土地及军事改革，解放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使得郑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子产的一系列举措，不但使郑国走上了“复兴”之路，还为此后各国“变法”起到先导和示范作用。

最为后世铭记的还有子产“铸刑鼎”：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铜鼎上，向全社会公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比古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早一个世纪。在此之前，社会通行的还是“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道德、礼对人们的约束更高于法，而铸刑鼎后，民众对国家是非准则能够事先掌握，对个人行为的后果能够加以预测，“编户齐民”法律的诞生，不论在法制史上还是在社会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思想层面，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认为治国应尽人事，不应迷信天道；祭天求神“不如修德”。在国家兴亡、社会更迭中，在天道和人道之间，子产的选择是先人道、后天道，充分肯定“人为”的决定性因素，这正是中国“人本主义 ”精神的思想渊源。

鉴于子产种种优质表现，他收获了从孔子、左丘明、司马迁到清代史学家王源等系列“大咖”级粉丝，他们对子产不吝赞美之词，而孔子“古之遗爱”和王源“春秋第一人”的评价流传最广。

直到今天，“得其所哉”“天道远，人道迩”“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宽猛相济”等凝结着子产智慧的思想和词语依然广泛运用于人们的生活。

本报记者 左丽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