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纪委监委收到了一封实名举报信：
城西村党支部书记陈土木利用职权插手本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坐地分赃，空手套白狼，贪污工程款54450元……举报人：胡风华。
2019年12月，柯城区纪委监委信访室向实名举报人反馈：
我们已受理了您反映的问题，您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我们一定会尽快查明真相。
调查细节
举报信反映问题指向明确、线索清晰、数额具体，引起了柯城区纪委监委的重视。区纪委监委随即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
经初步核实，2014年柯城区全面开展“五水共治”工程，各村均开展污水管道工程建设。其中，城西村将生活污水治理工程项目发包给某公司实施，但实际由个体老板卫发财挂靠在该公司进行施工。工程总金额近百万，于2019年3月全部拨付完毕。
工程信息无误，近百万的项目资金也确实有在其中“动手脚”的可能，举报信可信度较高。调查组分别找到个体老板卫发财、城西村书记陈土木、村主任陈银华三人谈话。
“城西村污水工程你们参与了吗？”调查人员问。
“最初约定由我和陈银华承包工程，分别拿出2万元做本金，并以每月8000元雇卫发财管理工程。后来镇里明确村干部不能承包工程，工程就由卫发财一人承包了。我们拿回了2万元成本，没有其他利润分成。”面对调查，陈土木一口否认，其他二人也都是同样的说辞。
三人口径一致。面对可能结成利益同盟的卫发财、陈土木、陈银华三人，调查组迅速调整策略：找到他们利益关系的薄弱点。城西村的污水处理工程已经完工，卫发财不再需要村干部的帮忙，与他们的利益关系大大减弱，正是一个突破口。
而在调查账户信息、资金流向等外围证据时，调查组恰好发现一条与卫发财有关的新线索。
“资金流向显示，你曾经向胡风华转过一笔钱，这是怎么回事呢？”调查组拿着转账记录找到卫发财。
这一回，没能事先统一口径的卫发财“竹筒倒豆子”般将事实说了出来。
“陈土木是村支书，胡风华是原村委，他们两个在城西村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在城西村做工程，谁也不能得罪，但他们之间有矛盾，所以我就瞒着双方，分别和他们合伙做了这项工程……”
随后，调查组找到举报人胡风华。
“我以为我不当村干部了，之前当村干部时插手工程的事就不追究了，唉……我是自己举报了自己啊……”胡风华说。
在调查组的引导下，胡风华主动提供了自己与卫发财的通话录音和微信短信记录。
“这个工程我确实入股参与了，分钱的时候我才发现卫发财‘脚踏两条船’，瞒着我让陈土木和陈银华也参股，害我分到的钱严重‘缩水’，我实在气不过，就实名举报了。”
证据面前，陈银华和陈土木终于无法抵赖，承认了自己插手本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并分红的事实。经查，城西村污水治理工程由某公司实施，工程合同价为825865元，审定价为691561元。工程实施过程中，卫发财“脚踏两条船”私下分别与陈土木、陈银华和胡风华形成两个合伙组织。工程结束后，卫发财按照事前约定比例，分别与双方进行利润分红。
2020年3月，陈土木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陈银华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胡风华因主动交代本人违纪行为，被免于党纪处分，给予诫勉谈话处理。卫发财挂靠承揽工程的行为被移送主管部门进行处理。
纪法小课
如何让违纪者承认自己的行为，调查组在这起案件中展现了谈话工作的方法和策略。
陈土木明知自己的行为违规违纪却依旧铤而走险，甚至与陈银华、卫发财结成攻守同盟，企图对抗组织审查。然而，通过利益关系结成的同盟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牢固，实际上最为脆弱。一旦打破了这种利益关系的平衡，顷刻之间就会变成“筛子”，到处都是漏洞。调查组正是找到、找准了他们之间利益的薄弱点，瓦解了他们之间订立的攻守同盟，从而让其如实交代违纪事实。
《浙江省村级组织工作规则（试行）》第十五条第二款：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村经济合作社班子成员本人及其近亲属、近姻亲属均不得参与本村建设工程和项目的投标、承包。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有其他违反廉洁纪律规定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而面对既是违纪者又是举报人的胡风华，调查组则选择通过政策教育的方式。《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处理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应当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做到宽严相济”；“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调查组通过向胡风华宣讲宽严相济的政策，引导和促使他如实交代自己的问题。
对于两人不同的处理结果也再次提醒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绝不能走对抗组织、搞攻守同盟的歪路，认清形势、尽早回头，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吕佳蓉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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