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贝多芬对艺术的英雄塑造
18、19世纪之交，法国大革命震动着欧洲大陆，摇摇欲坠的神圣罗马帝国更是因此而走向历史的终点，德意志民族在等待统一的时机。此时登上历史舞台的拿破仑，首先以维护共和、捍卫革命的面目出现，一时间成为很多青年心目中的“普罗米修斯”，是革命的代表和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据说早在1798年，驻维也纳的法国大使贝尔纳多特将军曾建议贝多芬为拿破仑写上一曲。但贝多芬并未为之全力以赴，先在1802年（一说1800到1801年）创作了芭蕾舞音乐《普罗米修斯的创造》，有应和这种波拿巴热的意味。但是编舞者维加诺却让贝多芬失望，普罗米修斯的英雄气概在舞台上并未得到充分表现。于是，有共和、民主和自由追求的贝多芬就要用自己的双手，告诉世人，甚至是拿破仑本人，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何等形象。而为此诞生的，正是《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这也是与之前海顿莫扎特式的作曲动机不同的，这不再是应某位有钱的侯爵，或为一个上流社会的小群体而写的作品。贝多芬出自个人动机去写它，献给的是“永恒（的世界）”和“人类”。相比起以前，作品在大众面前被奏响，而作曲者自己则退居幕后，而听众在《第三交响曲》中可听到作曲家本人自己的心声、愿望、激情和世界观，这也是音乐发展到当时，即使不是第一次，也是为数不多的第前几次。综上，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部交响曲篇幅这么长，达45分钟左右，因为它里面要包含比以往命题作曲更多的精神内涵。这部交响曲，是音乐史发展到当时为止所见的最宏大的器乐作品，不但是贝多芬自己创作史上的转折点，更是交响曲发展史上的转折点。
这部《第三交响曲》完成于1804年，在它面前，《普罗米修斯的生民》更像是一次试手。舞剧音乐的终曲，一段快乐而又雄健的乐曲，贝多芬对之钟爱有加，不但用它写出了《降E大调英雄主题变奏曲》Op.35，还会将之放到《第三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中，可见“普罗米修斯”与《第三交响曲》之间乐思和政治理念的传承。这部第三对他的意义非比寻常，而他自己则对这部投入了自己激情和理想的作品非常满意。确实，也只有如此，贝多芬才有将之献给法兰西第一国民议会，甚至是拿破仑的心理基础。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是出乎了贝多芬的想象。1804年5月，法兰西第一帝国成立，这无疑是拿破仑称帝的先兆，而称帝的仪式在12月2日巴黎圣母院举行。对贝多芬来说，这不单单是共和制被帝制取代，而是拿破仑背叛了革命。于是，指挥家费迪南·里斯（Ferdinand Ries）讲述了一个可能有所夸张故事，贝多芬撕去了《第三交响曲》上写有献给拿破仑的扉页。目前人们可在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看到贝多芬1804年8月的亲笔手稿，原来的“Sinfonia grande/intitolata Bonaparte”（为波拿巴而作的大交响曲）被划去，取而代之的是模糊的铅笔字迹“Geschrieben auf Bonaparte”（以波拿巴为题材而作）。交响曲中“英雄”一名，来得有点含糊。1804年8月26日贝多芬在写往出版商的信中提到，交响曲的标题为《波拿巴》。但它在1806年第一次出版时，就已经被冠上“《英雄交响曲》 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的标题。就是说，这首交响曲更多的是献给一位理想化的人物，他会为人类的解放而战。当时的贝多芬不论对拿破仑有多反感，后来肯定有所缓和，在1809年一次拿破仑原定出席的音乐会上，贝多芬指挥了这首交响曲。而且他还考虑将自己的《C大调弥撒曲》献给拿破仑。当1821年拿破仑逝世时，贝多芬对此说道：“我早已为此变故写好了合适的音乐。”
作品的首演在1805年。《第三交响曲》是贝多芬进入个性创作期后的作品，闪烁着贝多芬的意志，有告别海顿莫扎特曲风之势。音乐发展带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四个乐章之间出现了内在的联系而构成整体，这是以往两首交响曲中未有见到的。奏鸣曲式的第一乐章被罗曼·罗兰称为“神话般的战斗”，主要的乐思仅仅建立在降E大调和弦上，主题之间的反复推敲，并转了几次调之后，圆号响起，望见彼岸，结尾的三下和弦抖擞地为第一乐章降下末音。而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显得深广又宏大，被指挥家魏恩加特纳描述为“埃斯库罗斯式”的，大型的赋格将本乐章带到其高潮。经过稍轻松的谐谑曲之后，进入极快板的第四乐章。开章先是震撼有力的和弦，然后突然一收，弦乐的低鸣慢慢将乐思领入来自《普罗米修斯的生民》的主题变奏组，它占领了乐章的整个中部，临结尾处出现一下急落、沉寂，再随一下铜管高奏涌起，欢乐的颂歌踏着庄严的步伐完成了这次音乐历程。全曲一气呵成，毫无拖沓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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