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意为“美丽的地方”，特指今天的黄山市 、宣城绩溪县、江西婺源县三地构成的以山水之秀和人文精神并存而著称的地域概念，以及拥有丰富内涵的历史名词。
这是今天的人们达成的共识。
然而，在徽州的设立之初，统治者想到的并不是美，而是束缚。也就是说，“徽州”的本意是“一块被束缚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美。
为什么呢？因为徽州是由歙州改名而来。
徽州，上，新安郡，军事。宣和三年，改歙州为徽州。---《宋史.地理志》
一个地方上的州府改名原本并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但歙州改徽州不同，因为这彰显着统治者宋徽宗赵佶的意志。
宣和三年（1121年）四月，宋军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平定了几乎颠覆了大宋半壁江山的方腊起义，消息传到开封，让坐在垂拱殿中的宋徽宗赵佶心有余悸。
作为帝王，他自然希望大宋能够长治久安，天下太平，而不是民变四起，遍地狼烟，但江南民变显然超过了他的心理承受底线。
在赵佶看来，江南民变的“万恶之源”就是方腊，如果不是方腊的“蛊惑”，江南百姓不会走上和朝廷对抗的道路，也就不会酿成几乎无法收拾的局面。
赵佶认为，歙州这块土地充满了太多的不可确定性，这里既诞生了在隋末举义兵称王但又力主归唐的唐越国公汪华，也出现了一心和大宋分庭抗礼的“贼首”方腊，但无论是汪华还是方腊，站在客观的角度而言，他们都是一方豪杰。
可见，歙州这块土地，如果不加约束，不破除其地风水，也许真的会诞生一位能够取代大宋建立新朝的真龙天子。
故而，为了求得自己心安，这一年五月，赵佶取“徽”字的“绳索”含义，并引申为“束缚”，下旨将歙州改名徽州，意为“一块被束缚的土地”。
所以，从宣和三年五月的徽州，本意上就是“束缚之州”的意思，和“美丽之州”相差十万八千里。
尽管如此，但事实上，“徽州”一词的最初之意，其实就是“美丽的地方”，这是因为“徽州”一词的发明者并不是宋徽宗赵佶，而是唐太宗李世民。
“徽州”一词最早出现在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
武德四年置 , 贞观十一年改徽州，东北接羁摩。---《太平寰宇记.卷74》
刊州
当然，也有史书认为“徽州”一词最早出现在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
唐贞观九年以隋置徉柯县地置朗州 , 十三年又置徽、诚 州，皆溪侗州也。---《湖广通志.直隶靖州》
不过在汪郎看来，不管是贞观十一年，还是贞观十三年，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即：“徽州”作为地方州府和一个专有的地理名词，出现的时间是在唐朝初年，而不是北宋末年。
说到这里，有人要问了，这个唐朝的徽州在今天的什么地方？为什么唐朝的徽州所表达的含义就是“美丽的地方”，而不是“被束缚的地方”？
唐朝的徽州其实就是今天的湖南绥宁，或者说，绥宁继承了唐朝徽州的主体。
绥宁地处湘西，最初为楚国黔中郡的一部分，西汉时析出置为成县，东晋时被并入舞阳县，隋朝时又改名为龙剽县。
镡
武德四年，已经坐稳关中，并已夺取荆湘之地的唐王朝为了巩固统治，将龙剽县单独设州，改为刊州，成为中央直辖的经制州。
贞观十一年，鉴于统治的考虑，唐太宗李世民大笔一挥，绥宁再次改名，由“刊州”改为“徽州”。
而改名“徽州”后的绥宁县，其管辖的地域不仅包含了今天的绥宁全境，还含有通道侗族自治县、城步苗族自治县大部，以及新宁县、天柱县、黎平县小部分，是唐初湘西的一个大州，也是当时唐王朝威慑湘西、贵州一带的土蛮重地，如：飞山蛮、西原蛮等。
既然是威慑当地的蛮人部落，军事意义重大，那为何唐朝的徽州就一定是“美丽之州”，而不是“束缚之州”呢？这其实和唐太宗本人有关。
早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世民就被大唐周边的少数民族部落和小国奉为“天可汗”，大唐国都长安一度成为各国朝圣之地，这一切源于他本人的民族观.。
他认为，身为帝王，只有把中华、狄夷当如一家，才能真正实现天下大治。
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正因为有了这样先进的民族观念，唐太宗才会将“刊州”改为“徽州”，目的就是告诉湘西一带的蛮族，只要顺从大唐的统治，就能享受安宁、祥和的生活，具体可以参考徽州境内的各族百姓，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大唐的雷霆震怒。
所以，在溪峒一带打造一个“样板州”，以加强王朝的统治，这才是唐太宗设置湘西徽州的根本目的！
当然，无论是唐太宗的湘西徽州，还是宋徽宗的皖南徽州，其背后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处“徽州”所透传的意义发生了轮换。
也就是说，唐太宗以后，湘西徽州由原来的“美丽之州”变成了“束缚之州”，而宋徽宗以后，皖南徽州却由原来的“束缚之州”成为了“美丽之州”。
1、大唐的湘西徽州，由“美丽之州”向“束缚之州”转变。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徽州境内的西原蛮在其首领潘长安的率领下公然反唐，夺取了徽州，这一举动使得自春秋楚国时期一直归属王朝中央统治的绥宁地区，第一次落入了山蛮之手，由经制州成为了溪峒州，脱离了大唐的统治。
唐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年），唐朝从山蛮的手中收回了徽州，但这一次中央政府没有派遣流官到任，而是任命了当地蛮族首领担任知州，徽州沦为了大唐的羁縻州，史称羁縻徽州。
既然行政上属于“羁縻”了，哪里还有“美丽”可言，加上蛮族之间的互相争斗，也使得徽州管辖的地区急剧缩水，更和“美丽”沾不上边了。
而最为重要的是，唐文宗太和元年以后，徽州一带的蛮族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反复无常，这也就导致了徽州在行政归属和名称上出现了多次反复，在溪峒徽州、羁縻徽州、莳竹县之间多次易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
这一年，宋朝以武力彻底解决了山蛮问题，遂将由溪峒徽州复名为莳竹县的徽州，改为绥宁，寓意为“绥之以宁”，并降绥宁为县，隶邵州。
既然宋朝统治者改名为“绥”，意为“绳索”，引申为“束缚”，那么在他们的眼中，湘西的徽州已经没有了最初建立时的美好意愿，这是一块需要束缚的土地，唯有如此，才能太平。
这也是从唐大历十二年到宋崇宁三年，三百余年间，湘西徽州由最初的安宁、祥和的环境中走向了战乱、纷争后，导致历代统治者的心境变化。
2、大宋的皖南徽州，由“束缚之州”向“美丽之州”转变。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大宋国都开封被金军攻破，徽、钦二帝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嫔妃、贵戚、朝臣、工匠、乐工等万余人被金军掠走北上，史称“靖康之变”。
客观的说，这是一场民族的灾难，但对于徽州而言，却是一次经济、文化都得到大发展的机会。
金军北返之后，中原地区成为宋金两朝互相争夺的战场，为了延续宋室，赵构南渡临安（今杭州）建立了起了南宋政权，由此引发了第三次衣冠南渡，大量中原汉族跟随统治者的脚步向南迁移，完成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最后确立。
这是徽州（歙州）史上第一次近距离接近皇都，也使得和临安只有一山（天目山）之隔，以及同饮一江水（新安江）的徽州成为接收南渡移民的第一梯队。
经济上，因为宋室南迁，中原地区的饮茶之风也被带到了江南，临安城内的王公大臣们对茶叶的需求量很大；而赵构将临安作为行在后，王公大臣们大兴土木，又导致了建筑木材的大量缺口……凡此种种，刺激了具有地域优越性的徽州人对茶叶、木材等产业的资本投入，徽商开始在商海中崭露头角。
文化上，因为中原移民的迁入，耕读之风开始在徽州盛行，加上理学大师朱熹对徽州祖籍地的认可，更促使了徽州先人在科举道路上的奋进，真正应了南宋诗人赵师秀的那句“处处楼台藏野色，家家灯火读书声”的美誉。
到了明清两朝，徽州的文化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徽州先人在教育、理学、朴学、商业、宗法、医学、戏曲、画派、篆刻、版画、刻书、文书、建筑、饮食、民俗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子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而又珍贵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遗产。
徽州，在南宋时期完成了由汉唐以来的“尚武之风”向“崇文之风”的转变，继而又在明清两朝大放异彩，最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徽州文化，成为世人眼中的“美丽之州”
汪郎说：
无论是湘西徽州，还是皖南徽州，从其内涵的转变，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变迁，也可以看出她们各自的命运。
作为地域概念，两处徽州都已经不存在了，但不同的是，我们还能通过文献、古迹等存世遗产来感受皖南徽州曾经创造过的辉煌，然而湘西徽州却早已寻找不到她的踪迹，就连史籍文献中也是寥寥无几的记录。
单从这一点看，人们忘却了皖南徽州最初易名时，统治者强加在她身上的“束缚”，只愿意纪念她不断发展、前进的“美好”，这又有什么不可的呢？
毕竟，怀念总比忘却要更坚强、更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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