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拿起刻刀，杨增贵老人就会沉浸在排灯艺术的世界里。
精美的木雕出自这粗糙的大手。
人物简介
杨增贵，男，1944年7生于湟源县申中乡后沟村。1959年开始跟随其舅父、排灯艺人李增瑞学习木雕技艺。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搞古建筑维修。1992年至今，在湟源县文化馆做排灯设计工作。
2005年，杨增贵进行创新，独立设计制作的中堂式排灯被文化部有关民间艺术研究机构收藏。
2007年，杨增贵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灯彩（湟源排灯）代表性传承人。
2008年，他设计的排灯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杨增贵被授予青海省工艺美术大师、民间工艺大师称号。
一
约好了下午四时去看杨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灯彩（湟源排灯）代表性传承人杨增贵老人。杨伯专门从他的木工房回家等我们。隔了多年的光阴，我站到杨伯的眼前时，杨伯一脸愕然，竟认不出我了。可当我说明来历，数年的时光在乡情面前纷纷彻底瓦解，瞬间我们亲切如昨。
杨伯是我父亲的表兄，他们当年一同投在父亲的同门二伯、杨伯的舅舅、排灯第二代制作人李增瑞门下学木工。
话还得从第一代排灯制作人，杨伯的外祖父李占林说起。
李占林，生于1893年，湟源县申中乡后沟村人，是当时著名的木匠。民国时期，丹城的商贸达到鼎盛，排灯由丹城的火神会和商家组织展挂，并评出一二三等奖。因此丹城的各大富商、外国洋行为拔得头筹，纷纷出资邀请当地或外地有名的工匠和画师来制作排灯。杨伯的外祖父李占林被邀去制作排灯框架。他心灵手巧，边框雕花精细美观，深受商家和观众赞誉，名扬河湟。杨伯的舅舅李增瑞，受其父李占林的熏陶和亲授，自己又精通油漆行当，并会绘画。在随父亲每年制作排灯的过程中，他发明了灵活拆卸的排灯，即将边框和画框做活，可以随时将画面取下来，既可以方便保管，不被污染走色和损坏，还可以随时更换画面。另外，除了悬挂的排灯外，还为商家制作过能摆放在牌楼旁、门前、堂屋中央的排灯。这种排灯相对式样繁多，雕刻精美，很受商家的欢迎，一时间，传为河湟内外的佳话。
到了杨伯，已是第三代排灯制作人了。杨伯从小喜欢摆弄木工，小刀不离手，见什么学什么，深得舅舅喜爱。十几岁时，杨伯家遭变故，父亲过早去世，留下孤儿寡母四人，相依为命，杨伯被舅舅收为徒弟，开始走南闯北承揽木活，补贴家用，每年腊月又随舅舅去制作排灯。经过几年熏陶，他对排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人也勤学好问，观察细致。闲暇时，自己设计制作小灯笼、小排灯。渐渐掌握了排灯的制作技巧和工艺，花边雕刻也日趋成熟。
1992年湟源县政府出资恢复湟源排灯。以后连续几年，由杨伯负责完成排灯制作任务。2003年，湟源排灯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县文化馆聘请他设计制作排灯。笔者的父亲李万安协同杨伯，带领许多工匠，终于完成了排灯的长篇巨制，杨伯也因此在家父的帮助下，在2007年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湟源排灯制作技艺传承人。
二
我想和杨伯聊聊排灯和他的刀。
父亲生前和杨伯情同手足，是共同的爱好将他们粘连在一起。听说我的来意，一向肃穆的他便打开了那些有关木器的话匣子。
不知是看到晚辈也喜欢那些雕工，还是上了年纪爱激动的缘故，年近八旬的杨伯，竟将那些手头的雕版、雕饰图案资料，还有家藏的排灯模型，一股脑儿搬了出来。重温这些父亲在世时我再熟悉不过的物件，听杨伯讲述它们的来历和取意，我有种父亲再世般的温暖。
借着窗外的斜阳，杨伯一边翻动着那些发黄的资料，一边说着图案的用意。
他指着横竖折绕组成如同“回”字形的一种传统装饰纹样说，排灯的边框雕饰一般用万字纹，也叫回纹。因这种纹样构成形式回环反复，绵延不断，在民间有“富贵不断头”的说法。人们赋予了回纹连绵不断、吉利永长的吉祥寓意。
还有云纹，一般是指由深到浅，或由浅到深过渡自然的花型，象征高升和如意，应用较广。它们都是古代中国吉祥图案之一。
话题一打开，就像开闸的水，渐渐杨伯的话就流畅起来。
杨伯说，排灯的雕饰取材，花草类一般是竹兰梅菊“花中四君子”；动物类多半是取意“福在眼前”的蝙蝠，也有取意“吉祥如意”的大象，和取意“松鹤延年”的鹤；果实类便是桃榴手柿，分别取意“长寿”“多子多福”“福寿双降（佛手）”“事事如意”。
多好的画面，多美的寓意。我从杨伯说话的神色里偷窥到不易觉察的欣喜，也许，他内心满意于后辈们对他所坚守的传统文化的喜爱。
这时，伯母端上了茶饭，而我和杨伯好像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伯母连连招呼：趁热吃菜！杨伯才暂时停下话题，应声招呼。
杨伯继续侃侃而谈。
一般而言，“八仙”“八爱”“四美图”“渔樵耕读”等是雕刻画面常用的题材。除此，排灯作为雅俗共赏的灯彩艺术，当然也少不了这些画面。还有更多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四大名著也在取材之列。
湟源地处农牧交界，自明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农牧产品集散贸易之地，使得丹城老街一直店铺林立，这就为俗名“灯箱”的店铺招牌（也就是排灯的前身）提供了诞生的土壤。解放后，排灯一直分派各单位制作，各单位再出资找艺人来完成。这时的牌灯形制小，多独立成形，后来有了几个拼成一体的，再后来规模更大，一组成一排，是名副其实的排灯。功能也由最早作为商行的灯箱招牌，发展成今天纯粹为大众提供精神享受的灯彩艺术，专门用于正月十五元宵佳节的灯展。
1992年恢复丹噶尔排灯传统起，排灯制作交付县文化馆负责。此时杨伯已是远近闻名能够雕梁画栋的木匠。起初排灯工作量小，杨伯完全是个人设计，个人制作。后来连年大量制作，杨伯个人已深感力不从心，文化馆从各地又召集工匠，杨伯专门负责设计，安排式样，然后其他人分工协作完成。
这时的杨伯除了在内容上拓展，也开始在样式下功夫。归纳起来，有三大类：悬挂式如花窗式、圆角式、影壁式等；家庭式比如纯粹的摆件、用以照明的台灯式；落地式即中堂式底座。以上共有27种之多。从外形上看，有八角形、梅花形、扇面形、双圆形、椭圆形、双鱼形、蝙蝠型、图书型等，一切全看匠人的发挥。
最值得一提的是，杨伯申报排灯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时所制作，后来被文化部有关民间艺术研究机构收藏的那件作品。一般来说，排灯的形制和功用，限制了它只能于一定的时间在室外展出，怎样让排灯在室内有一席之地呢？杨伯想到了传统民居家中的中堂，于是设计制作了一个形制较大，便于中堂摆放的落地式排灯。这是杨伯为湟源排灯做出的创新性贡献，也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可杨伯说这件作品时只蜻蜓点水似的一句带过，没有一点渲染，也看不出有一点儿得意的神色。长期的沉思冥想和工匠艰辛的生活，养成了他敏于行而讷于言的工匠性格。如果没人介绍，你单见了杨伯和他那结实的手指，一定不会想到这是一位内秀的民间艺人，那双手在拿起雕刀时是多么的灵巧自如。
乡下有句俗语叫“看不出来的木匠盖大房”，常常拿来形容那些身怀绝技又不露声色者，说的大概就是杨伯这样的人。因为之前，杨伯确实是闻名十里八乡盖雕梁画栋大房的人。丹城城隍庙修复时，大殿内顶天立地的城隍爷雕塑及那些雕梁画栋就是杨伯的杰作。
其实从一进门，我已注意到杨伯家挂在餐厅的四副木雕作品《八仙》：制作精美，雕工细腻，人物栩栩如生，内容丰满，意境美好，黄栲（最大限度地保留木材本色的一种油漆方式）漆面讲究，肌理细腻，温润如玉，发着只有木器才有的温暖光泽。
杨伯看我真心喜欢，又领了我看了他孙女房间的炕式书柜，图案用了缠枝花卉。杨伯指着堂面上的缠枝和边饰中的蝙蝠，说这就是浅浮雕和镂空雕的结合。
杨伯又说，排灯雕工多用镂空雕。这种雕刻用在排灯上，图案通过纱帛的衬托，再借里面烛光的照耀，整个排灯既朦胧美丽，又玲珑剔透，焕发出灯彩技艺无穷的魅力。
但这还不能考验一个工匠的智慧。因为还有最难的圆雕。比如龙头、鹰之类的雕件。这类立体雕件相对独立，不受其他条件比如场景、情景、与之连贯的内容等限制而更独立自由。关键在整体把握布局上费心思。把握好比例尺寸，如果布局不合理，往往一边废料，一边料不够，雕件局促不舒展，或比例尺寸失调，就显出结构上的不协调而成败笔。看来，圆雕除了手下功夫，还考验的是一个匠人的眼力和对器形的审美判断。
还有一类圆雕，符合装饰性的要求，仅用部分来衬托主件，比如常见的几案之类物件的虎脚，抽象但生动。我一下子想到了汉像砖，想到了陵墓两旁朴拙的瑞兽。
圆雕里最难的要数人物。男女老幼、士农工商、喜怒哀乐，人的高矮肥瘦要吻合男女老幼比例，人的面部表情又要符合情景。杨伯说，我雕刻“八仙”不下七八十次之多，但人物表情还是最难掌控。就比如嘴，多一刀，嘴则瘪，少一刀，又好像吹气。杨伯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难色。
看来，人物圆雕对于从青年开始从艺，到七十多岁还一直耕作不辍的杨伯来说，也并非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长期以来劳作的艰辛和困难，也只有甘苦自知，很难与外人道的。
当我问起杨伯的刀时，杨伯说，都在木工间。随即拿出了家里现有的一盒刀。圆翘凿、半圆凿、直翘凿、直铲刀、尖刀（平面）、两面刀，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杨伯说，每一类刀，从2毫米到3厘米，有大小六七个之多，这样各种型号的刀，加起来有七十多个。依据不同的材质，雕花内容需要，大材用大刀，小材用小刀。我看到一个挖耳勺大小的一个刀，算是雕刀家族里的小不点，而大的呢，有尺把许。这时的杨伯，俨然像一位如数家珍的富翁，言谈举止之间充满了满足和自信。
杨伯说，至于刀法也有七十多种，就更难于向外人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三
我们的话题转向了老街。
杨伯说起了一件往事。传统工艺抢救工作开始后，杨伯想到了藏在老街小巷里的那些门头雕花。这是被工匠精神所驱使，也是长期从事传统技艺制作培养出来的文化自觉使然。杨伯说，经过仔细的筛选，他把最能代表老街门面的门头雕花及门框，归纳又加以改造为七个，草绘出来，又按一定比例缩小成便于几案摆放的摆件，开始了精雕细刻。我才知道，刚才那个“挖耳勺”，就是为雕这七个大门雕花，杨伯自己专门打制的。杨伯说，这一项工作艰巨，七个尺许高的门，耗时长达半年之久，太耗费体力和视力。几个月下来，自己的视力急剧下降。所以再不敢轻易答应其他制作要求。
我知道，大梁好上，小物件难雕。瑞士表的出名，不就是精湛和精准的结果吗？
谈话间，杨伯特意说起大孙女的嫁妆和餐厅的“八仙”一样的四副条屏，它们应该也是杨伯留给后人的最尽心的雕刻作品。杨伯说，许是亲家不知道条幅可以悬挂，许是故意吩咐装修工将条幅固定在他家的墙上？从杨伯略显惋惜的神色和担忧的语气里，我就知道那是件倾注了杨伯一生心血又技艺成熟的倾情之作。
以家父和杨伯多年的亲密关系，有些话既使不问，我也知道答案，可我突发奇想，想逗逗一向严肃的杨伯：您和我父亲走村串巷的时候，想过今天吗？杨伯果然说：哪会想到今天？那时候我们跟着舅舅学艺，身背工具箱走南闯北，就是想着有个手艺，好养活一家人。再说村里村外的受人待见，好像活得比别人脸上有光而已。
我调侃说，成为非遗传承人的光彩，何止当年！
杨伯嘴角一扬，腼腆微笑了一下，陷入了沉思，半天才说，那时候我和你父亲，身背工具箱，走南闯北，被庄舍们高看，谁知道我们在外的难怅。一次我们去海晏县黄草庄，早晨从家出发，到时天已擦黑，人困腿乏饥肠辘辘，一边挨家敲门打听做活的主人家，一边还要防备大狗的突然袭击，实话孽障（可怜）啊！杨伯神思有些迷离，半天叹气道，这样的事太多了。他随即闭口不语，仿佛还沉浸在回忆中。我却记起一件小事。有年夏天，父亲和杨伯骑着自行车出村不到半小时，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望着院里如注的雨水，我也学母亲的样子，双手合十，唠叨着希望雨快停下来。一会儿，大门开了，父亲一头雨水回来了，说刚走到大庄口，看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估计要暴发山洪，赶紧返回，回来的路上看到大河堰的水已经暴涨……
作为一个靠手艺吃饭的艺人，这样的困难，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实在是稀松平常。在艰难的岁月，常年在外奔波的身心疲累、异乡他方意想不到的刁难以及对家里妻儿老母的牵挂，磨练了杨伯他们无惧风雨，刻苦历练的工匠意志。
至于非遗传承，作为一个性情耿介而又真正热爱雕刻的艺人，杨伯只朴实而真切地说：干一行，爱一行。时间长了也就爱上了这个行当，对自己的手艺要求越来越高，精益求精。再困难，也从没有过放弃的念头，个家（自己）以苦为乐，乐在其中，这是行外人无法体会和理解的。
我也深深记下了聊起木雕时，杨伯情绪激动的一个细节。无论是聊起雕刻对材质的要求，雕刀对细微的处理，还是阴阳刻对人物场景的再现，杨伯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了“黄杨木雕”，那是他一生技艺的参照。这个时候，他的眼里充满了对“黄杨木雕”的无限向往，也为无缘亲眼目睹黄杨实物雕刻而深感遗憾！我知道，这对于一个年岁已高，对木雕艺术近乎痴迷和对自己的技艺永不满足的真正艺人，将是一种怎样的牵挂。
从跟随舅舅学艺，走南闯北养家糊口开始，到历经磨难，成为湟源县远近闻名集木工和画匠于一体的工匠，再到非遗传承人，非遗传统文化抢救者，将近六十年的时光，杨伯走了一条工匠风雨兼程的艰辛之路。到含饴弄孙的年纪，依然奔走在工艺传承和创新的路上，不辞辛劳而又精神矍铄，靠的是对传统文化那份发自肺腑的热爱和坚贞情怀！杨伯以刀为笔，与其说刀雕刻了他艰辛的人生，毋宁说刀里藏了他最挚爱的文化，是那些刀下盛开的木器，滋养了他的人生和他平实朴素而又令人敬佩的工匠精神！
责编:乔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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