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象日西双版纳人象冲突调研回顾|亚洲象|大象|西双版纳|象群|野象

原创何杨博雅中南屋世界公民教育

“你知道吗，

中国的野生大象只剩下300多头了。”

“不可能吧，大象不是很多的吗？”

大象，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似乎与其他需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不太一样。它经常以各种形态出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动画片里的小飞象、儿童绘本里的大象先生、还有小孩子们美术课笔下五颜六色的大象。作为每个动物园必备的物种，我们很难将大象和“需要重点保护”联系起来。

事实上，亚洲象作为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野外仅有300多头，在世界范围内也仅有3.7-5.1万头。而其中有200-250头的野生亚洲象，就生活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地区。

与非洲象因为频繁的盗猎象牙而至濒危不同，在我国政府严格的管控下，盗猎并不是导致亚洲象面临生存危机的主要原因。导致亚洲象这一“又大又能吃”的动物逐渐变得无家可归的罪魁祸首，实际上是城市建设和农田的扩张导致的栖息地消失和破碎化。

而随着国内成功的亚洲象保护而来的，不仅仅是令人振奋的种群数量上升，还有因为栖息地面积减少而日渐严重的人象冲突。

中国亚洲象的数量从1980年的大约170头增加到现有的300头，但是栖息地面积却由1976年的2084km2下降到近几年的500km2以下。无法在雨林中获取到足够食物的亚洲象们，只能一步一步走向森林的边缘，来到人类居住的村庄和农田中寻找食物。

而在远离雨林的城市中，在今年世界大象日来临之际，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出于对人象冲突的好奇，组成了一个21人的调研小组，准备在这炎炎夏日亲自去到西双版纳，了解那里的具体情况。

▲ 调研时学生与大象“羊妞”玩耍时的合影（何杨博雅摄)

谈到人象冲突，人们脑海里想到的画面大多都是纪录片中被残忍杀害的大象和拿着武器的人。我们会下意识地将大象放在受害者的地位，人类占据了他们的土地，破坏了他们的家园，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他们的死亡。

在为实地调研做准备的的线上调研期间我们也发现，为了减缓人象冲突，帮助当地居民，政府和当地的机构每年都会花费巨额的资金去建造防象围栏、预警系统，赔偿受损的居民。也会为了增加亚洲象的栖息地去建设生态廊道。

应对和解决人象冲突的措施看起来面面俱到，让我们误以为人象冲突问题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因而我们在前期准备的课题都在重点关注在“亚洲象保护”。

结合尼泊尔和非洲等地成功解决人象冲突的方法案例，行前的我们都天真地认为与人有关的人象冲突是通过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与生态有关的栖息地消失和生态破坏则和其他濒危动物保护面临的问题一样，需要政府的重视、民众意识的提高、NGO的积极行动。

但事实上，经过几天的调研我们却发现中国亚洲象保护面临的困难，与其他动物不一样，与非洲象不一样，也与其他国家的亚洲象不一样。

1991-2016年间，云南因野象肇事而造成的3.27亿元经济损失；2011-2017年间，云南因野象袭击人类事件而受伤的159人，死亡的32人。这些数字，不仅仅是一系列数据，而是实实在在横在人与象之间的沟壑。

正如我们的采访对象所说：

最开始觉得人们都是错的，山林都被砍掉了，动物都被杀掉了。但是后面发现其实是很矛盾的，村民也非常无辜，他们的生活饱受野象侵扰，所以才开始憎恨他们，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

在人象冲突这件事中，人类和大象都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

为了了解实际情况，我们拜访了位于西双版纳勐海县的勐阿镇。这里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刚刚遭受过一次来自野象们的突然袭击。

在我们到访的时候，长得参差不齐的甘蔗田，破碎的房顶，倒塌的石墙都在向我们诉说着当时令人害怕的场景。

在采访当地一位村民时，他指着被大象破坏的甘蔗地向我们这样说道：

他们（大象）在我家的甘蔗地里住了一个月，快要成熟的甘蔗一个月全被糟蹋了。他们来的那一个月我们家都不能住，只能自己找地方，睡别人家的屋顶上，等大象走了再回来。这甘蔗今年相当于白种了，现在每天看着（被大象破坏的甘蔗地和房子）都有心理阴影。

▲ 在村民家中采访（何杨博雅摄）

人类的力量在强大的象群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悄无声息接近的大象，深夜在农田中误伤村民的大象，聚集在一起发生吼叫的大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名字在人类心中蒙上一层阴影。比起怨恨和愤怒，在当地人心中更多的是一种无力抵抗的无奈。

因此，要解决人象冲突问题，不仅仅要解决象的问题，更要解决人的问题。

在这方面，政府和当地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很多努力和尝试。

拿位于野象谷附近的小村庄香烟箐来说，为了预防亚洲象的侵扰，村庄附近的雨林里都安有红外相机，会在巡逻员，观察员和无人机的帮助下，一起确认亚洲象到来的讯号，并及时通过广播，微信群和app来传达给村民。村民如果及时回到村庄内，村庄周围坚实可靠的防象围栏就能将象群拦在外面，保护人们的安全。

▲ 村民手机里的亚洲象预警app （何杨博雅摄）

▲ 香烟箐村的防象工程（陈欣妤摄）

即使受损，太平洋保险公司也会根据每家每户的受损情况来定损并给予赔偿。现在，西双版纳州因野象肇事而导致人员死亡的补贴为40万元/人。作物遭野象破坏后根据作物种类进行相应赔偿：水稻每亩700元，甘蔗每亩800元，稻谷每亩600元。

但是，在实地调研中我们也了解到，新的解决方案也会带来新的问题。防象围栏高昂的价格使得其不能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村庄，更不要说将农田也包围起来防止野象的破坏；红外线相机会被亚洲象破坏或主动避开，预警系统在野外也会因为没有观察员而无法及时通知到村民；农民经济损失的定损不到市场价的三分之一，房屋破坏不予赔偿，定损不及时，赔偿金并未及时给到村民。

随着调研一天一天的推进，我们越发地感受到了从人的角度来解决人象冲突问题的复杂与困难。但是若想从亚洲象的角度来解决，也同样困难。

首先，我们在线上调研中了解到的其他国家成功的非洲象保护案例，并不能够套用到亚洲象保护上来。亚洲象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盗猎，而是栖息地的消失和破碎化。就拿前文中提到的那群在勐海县搞破坏的亚洲象来说，他们之所以会来村庄寻找食物，其根本原因就是一个水库的建立。

在对小象成长计划的负责人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景洪水电站的修建导致干季的淤泥没有办法被及时清空。堆积起来的淤泥成为一堵墙壁，让象群没有办法跨越原来的河道去寻找食物，他们也因此被困在了勐海县。有限的土地与食物和大量的需求，使得象群不得不走向村庄，食用更加美味且容易获取的农作物。

这也反映了中国亚洲象保护与非洲象保护的不同之处——地形。

西双版纳没有辽阔的草原，也没有一望无际的自然保护区。错综复杂的公路和铁路将一块块森林切割，持续发展的村庄和城市也在一天一天占据着本就不多的栖息地。亚洲象的数量在逐渐上升，但是越来越多的他们也变得无家可归。

经济发展对生态造成的破坏和其对人们带来的收益比起来，人们往往会选择继续永无止尽的发展。但是日益加剧的人象冲突就是一个真实且鲜活的例子，提醒着我们这样的发展可能带来的不仅是对自然的破坏，也是人们切实的烦恼和损失。

一个恶性循环就此形成，而其中一环扣一环的复杂关系和面临的种种困难，使得人象冲突像一个死结一样，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棘手，也更加难以解决。

在最后一天的小结中，许多同学都反映到：

实际的人象冲突跟我预期的完全不一样。

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感觉已经不是人可以解决的问题。

这也正是实地调研的意义所在。只有真正到达了西双版纳，我们才能在村庄里体会村民们的担忧与无奈，发现西双版纳人象冲突的独特之处，了解人们为了解决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和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