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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出生地·白玉堂

《孟子·公孙丑上》一篇中,有段很耐人寻味的对话。公孙丑讨教不动心的诀窍所在,孟子特意举三人行迹为例。首先是北宫黝,此人好勇斗狠,肌肤被刺破而不屈服,看见可怕的不逃避,他不受制于平民,也不受制于國君,因而其不尊敬诸侯,受到辱骂必然要回击。与之相类者是孟施舍,他堪称无所畏惧,与敌军交锋,从不估量对方实力强弱,也不思虑胜券多大,只是一味死斗。

与二者相比,孟子以为,这二位勇士的风范与儒门曾子颇形似,然仔细琢磨,实则神异。差别在于,曾子始终秉承孔子的一句教诲:“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此看来,北宫黝、孟施舍仅是逞一人之强的匹夫,而曾子属于惟义所在、好谋善断的智者。这也印证了孔夫子当年批评子路的一则观点:“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大丈夫挺立于天地间,光靠勇敢是远远不够的。

时隔两千余年后,同治五年(1879年)九月十二日,已被庶务纠缠得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忧心忡忡地给曾国荃寄去一封书信,特意用了《孟子》中的典故来点拨兄弟。

先交代下此信撰写背景。一年前,因平叛功高谤多,不得不暂时蛰伏的曾国荃复出,先是巡抚山西,后移师湖北。此时之鄂省政情可谓险恶。地头蛇乃湖广总督官文,此人“无过人之才”,诸事决于家奴,然雄踞此地达十数年,必是朝中有大靠山,绝非善茬。故曾国荃赴任前,曾国藩就致函嘱咐其“假满出山,与各邻省督抚共事,亦必龃龉者多,水乳者少”,为人处世务必三思后行。孰料曾国荃永远是改不了的“暴脾气”,履任仅半年多,就一封密折狠狠参劾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等罪状,这简直在湖北捅出了天大的窟窿。更要命的是这般大动作,曾国藩事先毫不知情。

言归正传,正是面临曾国荃新惹的事端,曾国藩与之进行辩论。开篇曾氏径直批驳九弟曾国荃所谓“自强者每胜一筹”的观点。在其看来,争强好胜看似短期易于得寸进寸、得尺进尺,但“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可见即使拥有虎狼之师,亦非永续长久之道。单就一人而言,所谓强“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

除此之外,无论是凭借机巧,抑或依仗武力所达到的强势,“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因此,曾国藩抛出了君子自强的正途所在,“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反观弹劾官文事件,曾国荃尚未立稳根基,便意气用事,与湖北官场泰半官吏闹翻,“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极可能招致怨恨,祸害自身。果不其然,次年因剿贼无功,朝廷借机摘去曾国荃顶戴,令其回家养病。这一养便是整整八年,曾国藩的判断又一次不幸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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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手迹

其实,关于“自强”境界一事,曾国藩兄弟间多有交流。粗略看来,曾氏之理解大致有几层含义:

一、既是自强,便不宜时时外露曾国藩总结起兵初期的诸多教训,自以为是,急于表现,一肚子不合时宜、不识世态的言行,招致众人厌恶,遂影响了自身发展。故其后来告诫诸兄弟须积蓄能量,强大自身,“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王,子孙也受用”,事业自然蒸蒸日上。

二、虽不声张,然自强须有倔强之特质。沉潜不等于沉默,和光同尘也不是沆瀣一气,自强之人理当有定见甚或执念,其背后支撑的精神力量是倔强。曾国藩很看重该气质,“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

三、自强一途偏于刚毅,但又非刚愎与愤激。基于数十载宦海阅历与体悟,曾国藩对自强气质的辨析堪称精微。首先,过刚易折,自强须刚柔并济。一次,曾氏自感有所顿悟,于是提笔与诸兄弟分享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对人而言,刚为骨架,柔是血肉,二者融通,方能顶天立地,摧折不倒。

其次,倔强太过,便近于愎。倔强绝不是固执、任性、抱残守缺。当年在京城任职,曾国藩时常遭人白眼,“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于是,其强调自强与刚愎判然有别。如果一个人做不到强制、强恕、强毅和强为善,一味“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

再次,位高权重若不注意修养反省,原本自强之气往往会流于忿激。比如曾国荃,随着战功日益显赫,开始忘乎所以、目中无人。所以,曾国藩劝他“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气,气之郁积于中者厚,故倔强之极,不能不流为忿激。以后吾兄弟动气之时,彼此互相劝诫,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

四,自强之化境,应是明强。纵使自强有万端变化,到底还要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始于明,终于明。所谓“明”,是明白、理性、坚韧、通透。若不明则是暗昧、横蛮。早在距弹劾事件发生三年前,曾国藩就下过一番精辟高论:“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弟向来倔犟之气,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放低姿态,韬光养晦,洞晓时世,慎终如始,或此之谓“明强”也。惜手捧此函,心存暗昧、愤激、刚愎的曾国荃仅是入眼而未入心,日后倍遭蹉跌,倒也在情理之中了。

◎本文原载于《书屋》(作者王学斌),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