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8.09
摘 要
博士生大量入职非学术岗位，是学术界通过筛选留下少数的学术精英，还是有才华的博士生迫于学术职业就业压力流失到学术界之外？通过分析2019年《自然》杂志的博士调查数据发现，没有明显证据认为学术精英更愿意留在学术界，读博动机是博士职业选择的关键因素。对于学术动机的博士生群体而言，不和谐的导生关系和非升即走的学术职业竞聘机制，导致近20%的博士生放弃初心离开学术界。此外，非学术动机群体以及受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其他动机群体，更容易离开学术界。因此，一方面，培养机构在博士招生考试时需重点筛查候选者的读博动机，保障国家的科研投入能够达到预期。另一方面，博士生需提升非认知能力，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
关键词
非学术职业选择；就业多元化；博士生培养
一
问题的提出
在洪堡精神“大学理应存在一种精神贵族气质和对纯粹学术的强烈追求”的影响下，博士被视为“最有资格创造、实施和扩散知识与创新的群体”。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Lee S. Shulman也曾指出“期望博士学位获得者能够担当起学科管家（Stewards of the Discipline）的责任，为知识的生产、评判、转换、传播和应用等工作奉献终生”。因而，培养下一代科学家一直是传统博士教育的重要目标。
然而，随着当代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博士生就业途径日趋多元化和市场化，高校之外的非学术职业已经成为博士生就业的重要渠道。博士生是否选择学术职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具体因素如下。
1. 博士生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①读博动机和学术兴趣。读博动机和职业选择之间存在系统性自选择关系，学术动机群体选择学术职业的概率是非学术动机群体的2.62倍。②学术发表。学术发表一定程度体现了博士生对学术职业的胜任力，成为学术职业选择的重要筹码。③其他统计特征。如在美国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国际学生更愿意选择学术职业。弱势家庭子女更倾向选择学术职业，期望作为学术精英提高自身及后代的社会阶层。
2. 培养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①导师。大量研究表明导师鼓励博士生追求学术职业，博士生的职业发展大多是导师学术生涯的“克隆”。博士生的职业期望通常与导师保持一致，以获得学术训练、资源和职业发展帮助。②组织支持。《牛津宣言》和《当前欧洲的博士生教育：方式和组织结构》均指出，博士生院有责任为博士生提供明确的职业帮助，促进其顺利完成学术社会化、塑造稳定专业身份。因此，良好的学术职业支持能够显著提高博士生从事学术职业的概率。
3. 就业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博士生对就业环境的感知，尤其是长期职业前景和终身职位可获得性，影响着博士生的职业选择。一方面，学术劳动力市场需求与博士规模供给严重不匹配，例如，美国工程领域每招收7.8名博士才会新增一个教职岗位，近半数美国高校的聘用模式从“终身轨”转化为“职业轨”。因而，学术职业路线的不确定性日益凸显。另一方面，知识经济背景下非学术领域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旺盛，促使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进入企业。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高层次人才作为国家创新力和全球竞争力的核心，积极推动产业界通过雇佣博士毕业生完成产业升级。并且，企业的薪酬、福利、职业发展和工作价值对于相对清贫的学术职位而言，具有一定诱惑力。
上述研究重点揭示了博士毕业生为何继续留在“象牙塔”。不难看出，一个具有强烈学术读博动机、浓烈的学术兴趣，刊发了高质量论文，受到导师青睐的博士生更能够进入学术职业。然而，博士生大量入职非学术岗位，到底是通过层层筛选留下最顶尖的学术精英，还是学术职业门槛过高造成有才华的未来科学家白白流失？什么原因导致持有学术动机的博士群体期望毕业后逃离学术界？非学术动机的博士生会坚守自己最初的职业选择吗？其他动机博士群体能否在学术培养过程中提升学术兴趣，在毕业后仍然选择留在学术界？有待进一步分析。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学术能力强、学术投入多的学术精英，由于拥有更浓厚的学术兴趣，更愿意留在学术界。
假设2：非学术读博动机直接决定了博士生的非学术职业选择。
假设3：不舒适的培养环境通过降低学术兴趣导致博士生逃离学术界。
假设4：非学术劳动力市场优渥的职业前景和学术职位苛刻的岗位要求，影响了学术兴趣使得博士生“线性泄漏”。
二
研究设计
（一）样本
本研究数据来自2019年《自然》杂志的博士调查。该调查涵盖了博士生的职业选择倾向、学习经历满意度、精神健康与歧视、人口统计特征等多方面信息。部分学者通过邹检验比较分国别回归的组间系数，发现研究结论在国别之间并无显著差异，这说明该样本具有较强的全球代表性。
（二）变量
是否愿意选择非学术职业是一个二分因变量，将倾向选择学术职业的设为0，倾向选择产业、政府、非盈利组织和医学领域的设为1。
学习者因素包括：①读博动机，将“读博就是为了找学术工作”作为学术动机，“读博是为了找非学术工作”认为是非学术动机，诸如“读博是为了感受另一个国家环境”等归为其他动机；②学术能力，包括学术表达满意度和学术发表满意度；③学习投入，包括生活平衡程度以及投入时间；④学术兴趣，涵盖了学术兴趣变化。
环境因素包括：①就业环境，包括找稳定工作时间、博士学位对未来改善期望；②培养环境，包括导师满意度、导师是否提供职业指导，以及组织对非学术职业建议的价值程度。
个人统计特征包括两点。①个体特征。具体包括：年龄，分为24岁以下（参照组）、25~34岁、35岁以上；性别（男性为参照组）；国别，分为非洲（参照组）、亚洲、大洋洲、欧洲、中/北美、南美洲；留学（未出国读博为参照组）；读博期间工作（没有工作为参照组）。②家庭背景，包括家庭压力（无压力为参照组）、经济压力（无压力为参照组）。
具体变量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三）分析方法
由于因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因此采用Logistics回归，建立基准模型如公式（1）所示。其中，学习者因素learner、就业环境employ和培养环境school是影响职业选择的核心影响因素，个人统计特征stats是控制变量，ε为随机干扰项。
Logit(y)=β1learner+β2employ+β3school+β4stats+ε （1）
通过基准模型分析学习者因素、就业环境和培养因素对博士生非学术职业选择的影响程度，并探索这些因素对于博士生进入不同非学术行业（产业、政府、非盈利组织和医学四大领域）是否具有相同的影响效应。通过分析发现，读博动机是导致职业选择的关键性因素。随后，本研究进一步对不同读博动机的博士生开展群体异质性分析，降低混杂变量导致的分析偏误。
一方面，由于学术能力可能影响读博动机，导致基准模型存在一定内生性问题。因此，对于非学术读博动机的博士生群体，使用倾向值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控制读博动机之外的协变量，检验非学术动机与非学术职业选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效应。另一方面，对于学术动机和其他动机的博士生群体，学术兴趣的改变将影响学术职业认知，最终作出非学术职业选择。因此，学术兴趣变化可以看作其他学习者因素和环境因素，作为影响博士职业选择的中介变量，用于探究学习者因素和环境因素对非学术职业选择的内部作用机制。
三
分析结果
（一）非学术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Logistics回归模型整体分析博士生非学术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如表2所示，模型（1）报告了全体样本的回归结果，分析发现读博动机、学术兴趣变化、就业环境较大影响博士生职业选择，学术能力的影响相对有限，而培养环境并不存在显著影响。这说明，博士生选择非学术职业不是无法获得学术职位的无奈之举，而是在充分了解自身能力和兴趣的前提下，结合劳动力市场需求做出的自主选择。一方面，学习者因素是决定博士生职业选择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入学时持有非学术读博动机，读博过程中学术兴趣减弱，对自我学术能力不够满意度的博士生更容易选择非学术职业。另一方面，就业环境同样影响着博士生的职业选择。认为自己能够在较短时间找到工作，认为读博对未来职业改善程度较低的博士生更倾向于选择非学术职业。此外，具有留学经历，经济状况良好的博士生更愿意进入非学术行业，这样做或许可以享受博士学位带来的工资溢价和投资回报。
为了验证模型（1）的稳健性以及进一步探索这些因素对于博士生进入不同行业是否具有相同的影响效应，基于非学术职业倾向博士生选择的具体领域（包括产业、政府、非盈利组织和医学），将上述领域细化后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模型（2）至模型（5）报告了回归结果。模型（2）样本只包含选择产业和学术的博士生，将选择学术职业的设为0，选择产业为1。模型（3）至（5）同样处理方法。可以看出，无论博士生选择哪个非学术职业领域，学术动机、学术兴趣和就业环境依然是决定职业选择的关键性因素。最后，对模型（1）至（5）开展回归系数稳定性邹（Chow）检验，发现回归模型之间并不存在结构性偏差，这说明影响博士生进入不同非学术行业的因素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上述分析发现，读博动机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然而读博动机容易受到学术能力等因素影响，导致Logistics回归模型存在一定内生性问题。为避免混淆因素的干扰，后文针对不同动机群体，进一步探索影响非学术职业选择的因素。
（二）非学术读博动机的博士生群体分析
为明确非学术动机是否决定博士生的非学术选择，分析过程如下：首先，为了使选择的回归模型遗漏变量偏差较小（可忽略性假定），将所有可能影响到博士生的职业选择的因素（学术兴趣、学术成果、学术投入、就业环境、培养环境以及个体特征）作为协变量纳入Logit模型计算倾向值得分；特别说明的是，这里不仅对样本进行了随机分组处理以解决“选择难题”，而且仅保留了得分重叠的样本（实验组311个、控制组4 202个）以提高匹配的质量。其次，分别用一对一匹配、一对四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四种不同方法计算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 ATT），表3的结果显示相同条件下，非学术动机的博士生（0.96）比学术动机和其他动机的博士生（0.55~0.60）更倾向于选择非学术职业。最后，检验匹配的平衡性，（见表3）各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在匹配后均得以控制在较低水平（-3.4%~9.3%），t检验的结果也表明实验组（非学术动机）和控制组（学术动机和其他动机）无系统差异。因此，可以认为非学术动机对博士生的非学术职业选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因此，对于非学术动机博士生群体而言，假设1不成立，假设2成立。
然而，保持非学术动机的博士生仅占总样本的6.36%，绝大部分博士生选择学术动机（38.56%）和其他动机（55.08%）。究竟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博士生，改变学术职业前景认知，期望毕业后离开学术界，有待进一步分析。
（三）学术动机和其他动机的博士生群体分析
将学术兴趣作为中介变量，分析学习者因素和环境因素对非学术职业选择的内部作用机制。对于学术动机的博士生而言，较低的导师满意度显著降低了博士生学术兴趣，对博士生进入非学术职业产生直接和间接促进作用。因而，假设3成立。同时，较短的找工作时间能够极大程度直接推动博士生选择非学术职业。拥有浓厚学术兴趣的博士生，对未来工作前景更有信心，因而较少选择非学术职业。故假设4成立。又由于学习成果和学习投入变量均不显著，因此，对于学术动机博士群体而言，假设3和假设4成立，没有明显证据认为假设1成立。
对于其他动机的博士生而言，找工作时间较短和读博对未来改善期望不高对非学术职业选择具有直接和间接促进作用。故假设4成立。而生活越平衡通过提高学术兴趣，间接降低了博士的非学术职业选择。因此，对于其他动机博士群体而言，假设4成立，没有明显证据认为假设1和假设3成立。
此外，通过t检验发现学术动机和其他动机群体间的学术能力和学术投入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虽然学术动机群体更愿意留在学术界，但并不代表留在学术界的博士生具有更强的学术能力，无法证明假设1成立。
四
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综上研究发现，读博动机是影响博士生职业选择的关键因素，就业环境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而学术兴趣变化由于受到培养环境和就业环境的影响，对非学术职业选择具有一定中介作用。学术能力和学术投入对于博士生非学术职业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学术动机群体中81.60%博士生愿意留在学术界，少部分人员由于不和谐的导生关系和非升即走的学术职业竞聘机制期望逃离学术环境。而非学术动机群体中95.94%博士生坚持“社会弥散”，说明非学术动机与非学术职业选择之间存在因果效应。对于读博动机模糊的群体而言，更容易受就业环境影响。特别是非学术劳动力市场优渥的职业前景和学术职位苛刻的岗位要求，极大降低其他动机博士生的学术兴趣，导致60.83%博士生打算逃离学术界。此外，由于不同动机群体之间，学术能力和学术投入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无法证明倾向留在学术界的学术动机博士拥有更为杰出才华。因此，博士生大量入职非学术岗位，并非筛选留下少数的学术精英，而是博士生根据自我读博动机，迫于就业压力以及不适合的培养环境作出的职业选择。
（二）讨论
1. 候选者的读博动机，成为博士招生考试筛查的重点。职业动机理论同样适用于博士职业选择。学术动机是激发和维持博士生继续留在学术界的原动力，引导未来科学家“内心受天职召唤”，在学术界继续扮演学科管家角色。以《中国研究生年度报告》的研究发现为例，持有“学术兴趣”的博士生科研热情、学术能力及抱负最高，能够有效应对博士生期间各种压力。然而，从《自然》杂志的调查数据发现，只有38.56%的博士生在入学时拥有学术动机。虽然学术动机和其他外部动机对学术表现都存在积极影响，但相对学术动机而言，如果博士生科研动力来自社会认可和岗位需求，其学术表现可能不够理想。所以美国教育考试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ETS）“地平线”项目指出，学习动机、责任感和韧性等因素应该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被重点关注。因此，在博士生招生考试过程中，应该重点筛查博士候选者的读博动机，确保候选人在知识渴望和探究兴趣的驱动下开展博士研究。这样做有助于学术界吸引更多的“未来学者”，从而保障国家的科研投入达到预期目标。
2. 提升博士生非认知能力，作为博士生非学术职业支持的核心内容。非学术职业支持的重心应该放在帮助博士生提升非认知能力，帮助博士生客观了解就业市场并建立更切实际的就业预期。当前组织的非学术职业支持的平均分数为仅为2.83分（1=没有价值，5=很有价值），对博士生的职业帮助极其有限。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前方之路》提出需要重视博士生非认知能力的培养与考察。尽管非认知能力的界定并未达成一致，例如ETS研究者认为非认知能力包括性格变量、态度变量和准认知变量，具体涵盖创新力、沟通技能、团队合作、毅力和韧性、计划和组织能力以及道德与诚信。而《战胜挑战：高等教育领域的非认知评价》提出八项非认知能力，包括积极个体表现、真实的自我评价，合理处理种族问题，目光长远，寻求强力合作者，成功领导经验，社区服务能力，以及特定领域的知识获取能力。但是专家们一致认为非认知能力能够有效预测研究生学业成就，其重要性甚至高于其所接受的专业训练和教学能力。因而，博士培养机构需要帮助博士生逐步解除博士纯学术身份的固化观念的同时，提升博士生非认知能力。正如《牛津宣言》所言：“作为新知识、新观点及新方法的创造者，博士学位获得者们卓有智慧、能力非凡且多才多艺，他们能够成功进入宽广的职业生涯，为技能型劳动力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对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尤为关键，必须受到充分认识和广泛宣扬”。
（感谢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徐玉胜在数据分析与处理等方面作出的贡献。）
作 者
吴 青，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
罗儒国，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8期第50-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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