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夜里，伦敦《泰晤士报》的轮转印刷机正在赶印另外一篇关于“科学的革命”的故事，以便详细解释这次历史性日食观测的结果，而柏林人第二天夜里将要面对的却是一次日偏食。尽管由于天气不好，几乎没有希望观赏到这一自然奇景，但《柏林晨邮报》仍然向它的读者提供了有关即将发生的这次月食的精确数据：“柏林地区，下午3时58分月出，满月；午夜之前两分钟左右，位于南边的月亮隐入地球的阴影之中。”
若干世纪以来，天文学家们就已经能够准确地预报日食和月食这种从古至今一直让人着迷的天象。至迟自古希腊时期开始，观星者就在以不断提高的精度研究天体力学的时钟结构，一开始用肉眼，从伽利略（Galilei）时代起使用越来越紧密的望远镜。20世纪初，天文表格和星图已经达到了令人窒息的精确度。谁要是懂得力学定律，就像250年前牛顿发现它们那样，几乎可以任意精确地描述天空中所发生的事情。至于小数点后的微小偏差——对于谨小慎微的专家其实也是极其微小的——充其量也就是对所描述景象的完美性稍有损害罢了。
而现在，这个世界却不得不从其在伦敦的政治中心重新开始学习：一个住在柏林，叫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非常不出名的人，用一种全新的、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但其预测却更为精确的宇宙模型，推翻了前人所创造的、堪称人类伟大成就的、美妙无比的天体公式。这个新宇宙模型有一个值得记住的名字：广义相对论。
一个对星体和行星的运动并不比任何一个一般水平的业余天文学家学更了解的人，创立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公式体系，对宇宙的描述比此前的任何一个体系更加完美。为此，他甚至不需要通过望远镜的目镜进行观察，但在它们的内部结构当面，却绝非“稍有不同”，而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如果说，牛顿是以在他的方程式中虽然作了描述、但却无法解释的神秘远距离作用为出发点，爱因斯坦则提供了一种既可以用于计算、同时又可以解释宇宙事件的模型。
来自被打败的敌对国家的这种新思想的巨大影响，可以说一下子就感染了大不列颠和美国那些幸福的，估计也是无忧无虑的世界大战的胜利者。而爱因斯坦的同胞，对其成就之伟大，却依然不闻不问，无动于衷。相反，一个叫约翰内斯·施拉夫（Johannes Schlaf）的人写了一本书，以严正的态度希望哥白尼之前的宇宙观和地球中心说；11月8日的《今日报》欢欣鼓舞地对此作了报道，而对20世纪最具独创性的学说及其引起轰动的证实公布之后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它的痴狂却不置一词。
不过，还是有一个人对这一巨大成就表示关注，他就是《无线通讯公司》刚刚介绍过的、今天移动电话的先驱。“人们对此必须作好准备，”《柏林画报》写道，一如既往把握时代的脉搏，“不久的将来，电话会像手表、笔记本、袖珍书和钱包一样，成为一种随身携带的物品。”
11月15日，一则来自科学界的消息终于唤醒了德国人的自豪感：柏林人马科斯·普朗克（Max Planck）和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被授予1918年诺贝尔物理学家奖。而约翰内斯·斯塔克（Johannnes Stark）则被授予1919年度的诺贝尔奖。这三个男人，无论从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在爱因斯坦的一生中都将扮演重要角色。而他自己，对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报的等待却必须一直持续到1922年年末。届时，他作为获奖候选人总共已经得到过10次提名。
其它方面，这个国家在崩溃瓦解与重新开始之间踟躇不前。相对平静的国内政治阵线正在准备迎接某一时刻的来临，一次计划中的总罢工刚刚取消，失败成为报纸大字标题和市民们街谈巷议的主要内容。
德国总统艾伯特（Ebert）领导的年轻共和国正在同作为战胜国的列强谈判和平条件和战争赔款。再过11天，陆军元帅冯·兴登堡（von Hindenburg）将向魏玛共和国提交他的一系列重大议题，其中之一就是“背后一箭”说，而这种说法正是导致共和国失败的一个原因。就在同一天，亦即11月18日，《福斯报》作为第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基本客观的、有关爱因斯坦实现突破的报道，主要引用《泰晤士报》的消息。而其它报纸随后发表的一些有关此事的文章态度都相当冷淡。与此相反，英国人觉得这还远远不够。“整个英国都在谈论你的理论。”阿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爵士，这次意义重大的日食考察远征队的领导人，在12月1日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这样写道。而保罗·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则于11月24日在荷兰说：“所有报纸都登满了《泰晤士报》有关日食和你的理论的令人激动的文章的译文。”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则把这说成是“一群飞着的报纸鸭子的嘎嘎乱叫”。
但是到了12月14日，德国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柏林画报》在封面刊登了一副照片，照片上的人都表情凝重，沉思地注视着什么，黑色的头发梳向脑后，留着浓密的髭须，下巴支在右手半张着的手指上。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世界历史上的一位新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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