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美国人”一样疯狂|厌食症|心理疾病|抑郁症|沃特斯

对于一个从小“崇洋媚外”的人，近几年越活越明白的一件事就是：人类都是一样的。不同文化有不同文化的遮羞布，而在其之下，几千年进化形成的思维误区、偏见、贪婪……仍然为所有国家和社会所共有。

川普掀开了美国的遮羞布。而2020年，是真正揭开幕布的一年。

最近看到一期访谈节目，来自台北和上海的学者讨论 Tik Tok 被禁一事，其中台北学者提到，美国人再担心从长远看 Tik Tok 可能对被美国统治多年的全球意识形态造成威胁。这也是近几年被讨论较多的话题：从好莱坞到流行音乐，不知不觉中，全球都接受了同一套叙事和文化——或许，今天我们应该说，全球，除了中国，都接受了这一套叙事和文化。

在绝大多数时候，对于“异族”而言，这些价值观未必是有害的，甚至不同观念的碰撞恰恰是创造力的来源。而在某些情况下，事情可能并不这么乐观，比如心理疾病。

美国作家伊森·沃特斯写过一本叫《像我们一样疯狂》的书，里面细致分析了美国是如何把厌食症、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概念“输出”给东亚各国的。当年看到这本书，可谓让我眼界大开。我们习惯于把任何疾病当成客观成立的真理，目前的主流观点也乐于认为精神疾病只是大脑激素的器质性问题，就像糖尿病只是胰岛素分泌不足一样，抑郁症也只是因为5-羟色胺缺乏——尽管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缺乏5-羟色胺会导致抑郁症，但这仍不妨碍它成为60年代以来最受欢迎的假说之一，并且也为大量抗抑郁药物提供了抓手。

这也把我们提到的两个话题联系在了一起：美国为什么要输出这些精神疾病的概念和解释？沃特斯在书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制药公司利润。

今天看来，这种说法似乎充满了阴谋论的偏激。但如果将时间倒回26年，1994年，香港第一个死于厌食症的案例发生时，当时的情形可能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

死去的女孩叫夏琳。当她倒在街边时，“她枯瘦的身材，令路人以为倒下的是个老太太”。那一天，也将“厌食症”带进了香港人的视野，并成为这种疾病进化与传播的历史转折点。

在1994年这场关于“女孩为何把自己饿死”的关注中，出于对“厌食症”一词的陌生，中国的记者向西方寻找咨询和专家解释。其中一位记者直接摘抄了 DSM 上面的话描述厌食症：“病人如此惧怕增加体重，以至于在自己明显体重过轻时仍坚称自己肥胖。”还有好几家报纸引用了西方专家的解释，说节食和时尚行业难辞其咎。

李诚医生是首先关注到这一疾病（并持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是威尔士亲王医院的医生，在英美受训。他发现，作为一个群体，香港的厌食者和他们的美国同类差别甚大。例如，香港的病人会否认对肥胖的恐惧；同时，香港的“非典型”病人们常常表达肚子痛或感觉胀气，导致厌食行为显得合情合理。事实上，中国哲学思想不喜欢像笛卡尔那样割裂看待心灵与身体，中国人向来会通过查看身体感受来了解心病。

事实上，来自西方世界的种种假设对于李医生所看到的厌食症患者，意义都寥寥无几。这些女性并不是被瘦和美的想法驱动。沃特斯在书中写道：

“令人伤心的是，虽然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化仍然属于非主流文化，且很不擅长在学术领域发表见解，但它们组成了80%的世界，”李医生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愠怒地说。的确如此，不假思索地使用 DSM 的厌食症诊断标准对疾病分类标签工作本身产生了很大威胁，同时蒙蔽医生和病人，让他们看不见病人身后不易察觉的复杂历史和本土文化经验。李医生写道：“通过故意地用术语取代本土的象征，通过无心地毁坏本土文化，这个全球化的生物化学疾病分类方式的进驻一手危害与疾病本质相关的讨论，另一手削弱本土的治疗资源。”

然而，李医生的战役失败了。对厌食症、进食障碍的“正名”，使得它成为了一种被文化许可的、可以用来应付内心痛苦的行为方式，原本已有情绪障碍或者焦虑问题的人、已经有病态心理模式或人格发展脆弱的人，或者曾遭受性虐待或者家庭成员中有过体重失控问题的人，都倾向于用这种被正名的行为来进行表达。

“接下来的几年里发生的事情犹如重演美国、欧洲在给厌食症正名之后所发生的历史。随着大众了解到厌食症重返症状池，本地临床心理师，包括李医生，都注意到进食障碍患者数目的上升，……有研究表明，香港的青年女性中有3%~10%表现出紊乱的进食行为。《标准》杂志一篇文章的消息来源称：‘一大学昨日发表数据显示，此类疾患增长了25倍。’”

类似的，还有在日本对抑郁症的“营销”，它极大改变了日本文化对“自杀”的理解，甚至，一位当时极力推广SSRIs（一种抗抑郁药物）进入日本的专家，在10年后谈及自己当年的参与对日本精神卫生领域造成的影响时，“就好像一个人讲述自己是如何被一个天才魔术师或纸牌圣手彻底愚弄了一般”。他的笑似乎在说“我只好怪自己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