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些东西是不得不信的,这倒不是在宣传“神鬼怪力”,只是个人的经验与判断实在是过于有限,而无限的未知往往会突破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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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背图》以及《梅花诗》这类的预言在很多人眼中或许过于荒诞,但实际上封建时代的帝王对于“预言诗”以及民间的歌谣是相当重视的。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的《乐府诗集》便是汉武帝时期民间采风的集子,而历朝历代都有专门的官员负责这类事物,可见这类东西确实是有一定的可靠性。

当然了,笔者自然不能信口开河,下面便讲述明朝民间的一则预言童谣,各位暂且听我娓娓道来。

明朝天启年间,民间流传甚广的一则童谣引起了朝堂上下的极度恐慌,这则童谣的原文是:

“邺台复邺台,曹操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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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邺台是相当好理解的,曹操当上了魏王之后,曾经在邺城修筑了冰井、铜雀和金虎三座高台,杜牧的名句:“铜雀春深锁二乔”便提到了铜雀台。但此句童谣中的曹操到底是暗喻谁呢?

这在当时是有着巨大争议的,很多人认为曹操是天启帝时期的宦官魏忠贤,也有人认为这里指的曹操另有其人。总而言之,“曹操”到底是谁,在当时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但毫无疑问的是:大明朝可能迎来一场巨大的叛乱。

魏忠贤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太监,他被认为是明朝“宦官干政”的顶峰,他不仅被党羽称为“九千九百岁”,还在民间拥有大量的生祠。权势熏天的魏忠贤和当时兴起的东林党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尤其是在当时的“梃击案”、“红丸案”以及“移宫案”三大要案发生之后,整个明朝都陷入了相当剧烈的内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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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帝几乎完全听从魏忠贤,尤其是在天启三年之后,魏忠贤还兼任了东厂的最高领导,这使得他的党羽更是遍布整个大明。魏忠贤的专横以及天启帝朱由校的偏听,使得整个大明朝正直的官员相当失望,他们清晰地感觉到将有重大的变故要发生。

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认为,这场重大变故的主导者应该是在朝中骄横的魏忠贤,魏忠贤因此成为了众矢之的。公元1627年8月,天启帝朱由校驾崩,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继承了皇位。

崇祯一上任就拿魏忠贤开刀,嘉兴贡生钱嘉等人列举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魏忠贤因此畏罪自缢身亡。崇祯二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开始着手清理魏忠贤的党羽,不可一世的魏忠贤集团彻底地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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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和崇祯皇帝本以为魏忠贤一死,大明朝的便国祚能够延续下去,但没有想到的是魏忠贤死后4年,大明朝真正的“曹操”出现了。

公元1631年,明朝各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中山西地区的义军首领王自用号称“三十六营”,而他的手下罗汝才就是民间预言中所说的“曹操”。公元1635年以高闯王等人为首的十三支农民起义军在荥阳会和,历史上将他们称为“十三家”,罗汝才便是其中颇为重要的一支。

罗汝才的谋略超群,为此当时的人便给他起了一个“曹操”的花名,他颇有《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气概,虽然身为亡命天涯的流寇,但他打击的对象只针对那些贪官污吏,清廉正直的官员以及民间一般的百姓,他都不会轻易袭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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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的江湖道义加上他左右逢源的外交手段,使得当时的诸多义军首领都愿意与他合作,除了当时执掌“三十六天罡”的高迎祥之外,统领“七十二地煞”的张献忠以及后来的闯王李自成也多次他联合作战。

罗汝才是明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军中一个相当特殊的存在,他虽然被当时的人称为“曹操”,但由于他所处阶层的局限性,使得他没有明确的斗争纲领,只能像墙头草一般四处投靠。崇祯初年,在受到大将洪承畴的阻挡之后,他马上便倒戈向了洪承畴,但随后又在崇祯二年投靠了当时的在西南地区活动的张献忠。

罗汝才虽然以“劫富济贫”和“替天行道”为口号,但他所能做的仅仅是象征性地不杀清官,出身贫寒的他对于金钱美色相当眷恋。罗汝才在战术上确实有着过人之处,他在鼎盛时期手上执掌着将近四十万的大军,但他本人并没有夺取天下的野心,他四处征战所求的不过是富贵与美色罢了。在投靠了张献忠之后,他再一次背叛了张献忠投向了李自成的怀抱,但李自成对于他相当鄙视:“酒色之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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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是明朝末年在百姓中呼声最高的义军首领,他的生活简朴且不好享乐,这一点与罗汝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公元1642年,罗汝才与明朝大将左良玉暗通款曲,李自成发现之后便将其杀害,罗汝才的四十万大军全部落入了李自成的手中,他终究只是一个假“曹操”。虽然《明史》的编纂者认同了罗汝才的说法:“贼汝才自号曹操,此其兆也!”

但笔者认为实在是过于牵强,且不论罗汝才的志向与曹孟德相去甚远,就是他的才学以及谋虑也与曹操不是一个档次。

至于天启年民间流传的童谣:“邺台复邺台,曹操再出来”,应该是当时东林党人制造的舆论,他们所指的是当时权势熏天的魏忠贤,然而在阴差阳错之间,草包的罗汝才被附会成为了“曹操”,这或许是东林党人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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