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
穿过南昌路茂密的法国梧桐，到园邨门口时左拐，连片的石库门房舍成排出现。逼仄的天井里，二楼一扇漆红木窗恰开着，雕花窗楣边静摆着一张空无一物的旧式书桌，和周边邻居们晒出的衣物显得不太协调。
时间拨回到整100年前，这张漆黑的小木桌上堆满了稿纸、书籍和各类待校编的文章。伏案的主人看上去40出头，宽阔的额头上头发微谢，身材瘦小却双目如炬，正忙着为即将下印的《新青年》杂志做最后的校改工作。
中共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内部陈设
此人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陈独秀。百年前的那个夏天，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的寓所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正式成立，伴随着《新青年》杂志的油墨香，革命的火种在这条不起眼的弄堂里点燃，从此燎原了神州大地。
纷乱中的汇聚
1920年2月19日，农历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庆新春辞旧岁。陈独秀秘密乘坐客轮抵达上海。
多日的颠簸让他疲惫不堪，从舷梯上走下时，他甚至有些狼狈。半个月前，他还在武汉发表演讲，慷慨激昂地向学生们宣扬社会主义。没想到，刚回北京，北洋政府的警探就连续上门盘查监视，准备随时将他逮捕归案。
深感不妙的陈独秀，在李大钊帮助下，冒着风雪逃出北京，转道天津到达上海。在护送途中，李大钊与陈独秀讨论过党的筹建问题，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4月，陈独秀住进他的同乡原安徽督军柏文蔚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私宅内，由他担任主编的《新青年》编辑部也一同迁入。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
陈独秀避难上海，是受了李大钊的提醒。陈独秀对上海很熟悉，《新青年》最早创刊于上海。上海五洋杂处的社会格局，能够给他运作的空间。而上海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正是这位“五四运动总司令”，想要发动的对象。此时，他已经感悟到，没有工人阶级，难以达到社会革命之目的。
当时的上海，因开放带来各种思潮激荡。一群热血青年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对各种新思想、新知识如饥似渴。瞿秋白曾回忆说，“帝国主义压迫的彻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但绝大多数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抱着一种朦胧的向往，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
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思潮激荡
这其中，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与邵力子主编的《觉悟》（《民国日报》副刊），戴季陶、李汉俊主编的《星期评论》等，已经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探索与宣传。以这些刊物为阵地，他们和施存统、陈望道、俞秀松等一群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到这幢小楼，热切探讨救国之道。
找寻道路的过程是艰辛而繁忙的。在编辑工作之外，陈独秀还要接待各地慕名而来的知识分子，同他们交流。如今编辑部旧址的一楼大厅里，还悬挂着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写着一行繁体小字：“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当年盛况可见一斑。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小黑板上，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这年5月，年仅27岁的毛泽东来到上海，并多次上门拜会41岁的陈独秀，与他一同讨论“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和马克思主义问题。多年后，毛泽东对这段往事仍念念不忘，他曾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点燃弄堂里的火种
4月，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到访渔阳里2号，受到了陈独秀的欢迎。
他就是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遣来华的代表，维经斯基。此次前来，是帮助和指导中国的建党准备工作。
对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党，坚持什么样的主义，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未形成共识。
维经斯基不吝对中国革命现状的批评。在陈独秀家中，他曾尖锐地向参加座谈的人指出：“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
第一位来华的红色使者——维经斯基
从维经斯基在上海的住处霞飞路716号步行到陈独秀寓所，只有十来分钟的路程。夏日炎炎，这位使者不厌其烦地穿行在上海繁华而嘈杂的街巷内，热情地介绍俄国革命和革命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他还特意带来了大量与俄国革命相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令与会者大开眼界，耳目一新。
据当时与维经斯基接触较多的李达回忆：“最初参加座谈的人很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维经斯基交谈了。”通过多次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并得出了一致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维经斯基的到来无疑加快了建党的步伐。
这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旨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酝酿建党问题。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上，设立了“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有关俄国革命的理论、历史、苏俄劳农政府现状等，这标志着杂志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刊物转变为社会主义刊物。
《新青年》杂志“劳动节纪念号”
在中共发起组旧址内，如今展示着两本《新青年》封面，第七卷第四号的封面写着“人口问题号”，第八卷第一号，新封面变为地球图案，从东西半球伸出两只手紧紧相握。茅盾曾回忆说，这一封面，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
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
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并讨论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通过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关于组织的命名，还有一段插曲。当时，陈独秀曾写信向李大钊商量，开始酝酿建党时，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所以叫“社会党”，现在他们已退出，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他拿不准。
李大钊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称共产党，其他一些国家原叫社会党的也正改称共产党，据此，他明确回答：“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接信后，陈独秀非常赞同，他说：“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中国要走俄国革命道路。”
渔阳里2号内复原的陈独秀卧室
时间一晃就到了1920年8月，天气酷热，中国革命也迎来了一个高潮。当时，老渔阳里2号的灯光时常通宵达旦地亮着，各位进步人士长时间酝酿和讨论建党事宜。
8月初的一个早上，17名身穿长衫或西装的男子进入挂有“《新青年》出版社”牌子的陈独秀寓所，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大会。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在大家的推举下，陈独秀担任党的早期组织书记。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诞生了。
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占地面积仅为81平方米老渔阳里2号内，进步人士纷至沓来；一封封信件从这里发出、一个个“使者”奔向各地，指导各地建立起早期党组织。
这座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已然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陈独秀给远在北京的李大钊写了信，通报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从上海返回北京的张国焘、张申府也向李大钊汇报了有关情况。10月中旬，由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发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一封封信件从老渔阳里2号发出
深受陈独秀影响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后，着手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直接指导下成立。1920年夏，李汉俊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后又亲自到武汉面见董必武，商议在当地建立党组织。同时，陈独秀也派了刘伯垂到武汉，帮助建立组织。
陈独秀还致信给了活跃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党人王乐平，与他商讨在山东组织共产党。王乐平虽然赞成社会主义，却不愿意加入共产党，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同乡王尽美。1920年冬，李大钊派人到济南帮助王尽美、邓恩铭，于次年建立了共产党组织。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过程比较曲折。一开始，陈独秀曾为在广州建党之事，致函他的学生谭平山等人。后在俄共（布）党员介入下，无政府主义者占了多数。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达广州后，让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原先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次年直接指导谭平山等人重新建党。
发起组成立后，施存统和周佛海去了日本，赵世炎和陈公培去了法国，在海外筹建党组织。在一封1921年4月19日写给施存统的信中，周佛海写道：“昨日接独秀来信说：与上海、湖北、北京各处的同志协商，命你我二人作为驻日代表，联络日本同志，日人中很少知道我们有此团体‘共产党’，我等应竭尽全力。”
指导建立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中共发起组有计划、有组织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组建青年团组织。陈独秀、李达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刘伯垂去武汉时，还从上海带去了一份手抄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和一些新青年出版的丛书。“上海发起组首先发起的对研究系假社会主义的批判，对于促进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思想统一，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党史研究者认为。
直至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来到上海，准备帮助建立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时，还是以老渔阳里2号为联络处，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确定会议时间、地点和日程。
从渔阳里2号发出的一封封邀请函，酝酿着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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