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考察湖州安吉余村，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访余村。
15年很短也很长，可以让认识凝聚成共识，也可以让理念变为一个国家的行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作为“两山”理念的诞生地和坚定不移的践行地，15年间勾画于湖州大地的丰富实践告诉我们：
面对绿水青山还是金山银山的进退与抉择，会有阵痛，但不能迷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贵在咬定青山的坚持不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中国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物质财富的创造和转换，社会治理的和谐相融同样是最美的风景。
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生态文明的新时代，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思维，新的方向。
为此，从余村出发，以“两山”理念15周年的湖州实践为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深入踏访调研，力求探寻和解答这一生态文明成功样本背后的为什么。本组系列报道共5篇，以下是“社会治理篇”。 
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 新华社 图
山东菏泽来安吉的采茶女工陈大姐接过14天2100元工钱时，都还不敢相信，这事能这么顺利解决。
今年3月底，湖州安吉白茶进入采摘期，受疫情影响，采茶工不好招。陈大姐和54名山东老乡大老远来，在安吉两户雇主家干了近半个月。但在工资结算时，双方起了纠纷：事先商定工资按每天150元结算，但因采摘量没达到预期，雇主要求按斤结算，说好的11.9万元工资减少到8万元。“每个人少了700块，这不是小数目。”陈大姐急了，老乡们也都群情激动。
事情反映到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僵持的局面迅速被打破，像突然行至快车道般顺畅。
县领导当天就牵头各单位调处，至次日凌晨，各方达成协议：仍按11.9万元支付工钱，一分不少。下午，陈大姐一行拿到现金，舒心地乘坐包车返回老家。
这是被形容为“信访超市”的安吉县矛调中心极其普通的一个案例。
今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该中心。习总书记指出，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
15年前的2015年8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到安吉县考察，调研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情况。安吉，安且吉兮。“从安吉的名字，我想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经济发展的和谐。”习总书记在这次考察时说。同日，他在安吉余村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
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到基层矛盾纠纷调解，都是对“两山”理念关键内核“人与人和谐”的价值追求。15年间，作为“两山”理念发源地，湖州始终在社会治理领域探索创新。
日前，在采访中，澎湃新闻清晰地触摸到了已深深融入湖州城市血脉的那一分和谐。湖州之美，绝不止于自然。那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融，才是最美的风景。
用心与心的对话，化解心结
“对当事人诚心，然后就是耐心，耐心，再耐心。”总结自己100%调解成功率的经验，王正平说。
66岁的金牌“老娘舅”王正平，退休前在基层司法所做人民调解员、在法院做法官，退休后在安吉矛调中心设立了用自己名字命名的调解工作室。坚持在调解事业一线30多年，王正平已经成功调解了3000余起案件。
2005年、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调研安吉，都见了王正平。
“听说经我调解的案件全部成功，总书记很高兴。2005年时，总书记叮嘱，要切实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信访热点、难点问题——我一直铭记在心。”王正平告诉澎湃新闻，“这也是我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的重要原因。现在，连我儿子也在基层司法所从事调解工作。”
不久前，王正平经手了一个案例。一位80多岁的老人有三个儿子，一个低智、一个低保户、一个低收入，怎么解决赡养问题？他调解了五个多月，一趟趟跑当事人、亲属、相关部门。最后商定老人日常起居由三个儿子的各自家庭轮流照顾，生活费从养老保险金开支，村里再补贴一部分。
“老人和三个儿子都不容易，但问题不解决就容易郁积矛盾。我相信，只要你自己将心比心，用心去化解，就没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王正平说。
澎湃新闻在采访中发现，湖州各区县、乡镇矛调中心，都有“王正平工作室”这类个人品牌调解工作室。
“接访窗口是普通门诊，个人品牌工作室就是专家门诊，群众可以按需‘挂号’。” 安吉县矛调中心主任、县信访局局长沈高飞表示，工作室都是由调解能力强、经验丰富、群众认可的调解员挂牌领衔，各自有自己的风格和擅长的调解领域。 
平安大姐工作室调解现场 本文图片除注明来源外均为湖州市委宣传部 图
吴兴区织里镇矛调中心的“平安大姐工作室”由28名年龄在33～60岁之间的女企业家组成。“我们工作室的大姐都是在织里镇白手起家做生意的，企业稳定、有爱心、热心肠、自己家庭和睦都是必要条件。”平安大姐马玉兰告诉澎湃新闻，女人说话比较有耐心，往往聊着聊着就把问题解决了。
近日，一位织里的童装工厂老板来向平安大姐求助：厂里两拨生产线急需的熟练工人打架，互相不满，都嚷嚷着势不两立，要求老板辞退另外一方。老板又气又急。经四位大姐推心置腹轮番做思想工作，最后以两拨工人互相道歉握手言和并全部留下的结果圆满解决。
“像这种事，我们调解起来就像处理自家厂里的事一样，自己办厂的过程中也都遇到过类似的磕磕绊绊，知道彼此的难处，很能感同身受。”平安大姐陈玲玲说。
织里镇矛调中心负责人表示，人民调解不是依靠权威、官威，关键是靠人，“群众走进个人品牌工作室，面对的不是冷冰冰的机构衙门，而是实实在在、值得信任的‘人’，调解的过程是一场人与人的交流、心对心的对话。”
个人品牌调解工作室，加上信访、司法、公安、纪委等单位集中进驻，其他单位动态轮驻、因需随驻，多部门集中办公、集约管理、集成服务——这些有血有肉的肌理最终汇集成为一个系统高效的矛调中心。
“郡县治，天下安”。可以说，矛调中心是使基层矛盾纠纷见之于早、防之于小、解决于萌芽状态最直接最有效的治理层级。目前，湖州5个区县、69个乡镇已经实现矛调中心全覆盖，2016年3月至今，全市累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7万余件，化解率达94%。
城市的温度源于公平公正的制度
位于湖州东部的织里，是声名远扬的中国第一童装之都。
1990年代后期，伴随着当地童装产业规模扩大，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织里镇。2004年，织里镇的流动登记人口数量首次超过本地户籍人口数，由2003年的4.9万人猛增至14.2万人。如今，只有10万本地人口的织里，聚集了35万外来人口。这让一个原本普通的江南小镇“措手不及”：安全生产监管跟不上；流动人口管理还停留在手工登记为主；警力配比失衡；街面环境脏乱差……
织里陷入“小马拉大车”的社会治理困境。2006年，织里镇发生了两次重大火灾，暴露出严重安全隐患；2011年，织里发生因税而起的群体事件——社会治理能力跟不上产业发展步伐引发的问题爆发式呈现。 
中国童装之都织里镇
阵痛之后，织里沉下心来，先是花大力气对所有“三合一”厂房进行了整治，明确提出“三进思路”：生产进园区、交易在街区、住宿进社区。同时，这个“户户皆绣机，遍闻机杼声”的小镇，像绣花一样管理城市。车辆违停、乱扔垃圾、业主占道等，网格员事无巨细都会管。哪怕是背街小巷中，三轮车位和垃圾桶的间隔都经过精确设定。整个镇区环境由此焕然一新。
社会治理的基石是秩序，但一座城市人与人的和谐除了秩序，同样需要的是温度。对于处在人口迁徙冲撞涡旋的织里而言，如何构建织里原住民与大量外来人员之间共存共荣的良性制度安排，成为绕不过去的命题和挑战。
“我自己就是河南来的，现在我们织里其实没有本地人、外地人的区分。无论你从哪里来，来到了织里，都是织里人。”做了10年社区民警的织东派出所轧村警务站站长陈建如告诉澎湃新闻，自己对织里社会治理举措的最大感受就是“公平、公正”。
10多年间，织里政府投资百亿元建学校、修医院、完善公共基础设施，保障每一个适龄学生都能上学，公办学校60%在校生为外来新居民子女。在织里，安徽歙县的打工者人数众多，镇有关部门就在各大医院专门为歙县务工人员开设窗口，医疗费用可以异地结算。去年，又把异地结算的地区范围扩大到了辽宁等七个省。
“围绕人的需求做文章”，是织里社会治理精细化探索的根本逻辑。“大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在便捷化的基础之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普惠化决定一座城市的温度。这背后，关键还是制度建设。”织里镇的一名官员向澎湃新闻表示。
“织里的社会治理经验，是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初步解答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普遍面临的困局，也就是在向现代化快速转型以及社会人群快速流动的过程中，怎样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协同推进。”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认为。
织里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窗口。事实上，以公平公正为指向，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在湖州已经蔚然成风。
2012年11月，由浙江省高院大力推动，湖州吴兴区法院在全国率先试行“司法透明指数”体系，将司法公开程度量化为可感知的具体指标，包括行政管理、司法过程两方面在内共6个一级指标、100个二级指标。立案信息查询、公民旁听庭审、电视网络庭审直播等等，用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实现公正。
崇德向善的力量，润物无声 
德清县“民间设奖”颁奖典礼
社会治理中，还有一股“隐形”而又强大的力量——道德的浸润。
湖州的德清县，因“人有德行，如水至清”得名。吟出“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唐代诗人孟郊就是德清人，孝道、仁德的文化一直传承于当地百姓的基因中。
近年，德清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自下而上”的道德力量新载体：民间设奖。最早是德清县太平村村民马福建目睹村里存在“敬老不足、爱幼有余”的现象，自掏腰包设立了“孝敬父母奖”。之后民间设奖很快被效仿，走向全县。
“德清的民间草根奖项现在已有76个，累计发放奖金超过200万元，奖励百姓1万多名。”德清县民间设奖协会会长王彦方表示。
这种民间活力也迅速得到了政府回应。德清县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主任陈磊告诉澎湃新闻，县里专门成立了民间设奖指导管理领导小组，制定管理办法，并进而建立全国首个公民道德教育馆和100多家村级文化礼堂，抓住公民道德建设的“每一个闪光点”，大力宣传以形成舆论氛围。
在民间自发、政府引领下，德清民间设奖的设奖人、得奖人像一面面镜子，唤起了周边更多百姓的道德自觉。
依靠标杆人物崇善扬德，湖州吴兴区也有自己的一套“打法”。
远嫁到吴兴区的村民杨世芬，30多年包揽家务、农活，为给继女治病四处求医、上山拔草药，为照顾年迈婆婆每晚搭床陪夜。2018年，她被评为首批“吴兴好人”之一。当年起，该区启动“吴兴好人”评选，每个季度评出10位先进典型。在吴兴，塘红村有浙江省最大的村级“好人馆”，安定书院社区则建有全省首个社区“好人馆”。
获评“吴兴好人”、在“好人馆”展出事迹的，都是像杨世芬这样的“小人物”，但“小人物”有大作用。“我们希望充分挖掘群众身边的好人好事，树立看得见、学得了的榜样，让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一群人点亮一座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彩英向澎湃新闻表示。
湖州来自基层的自治探索，还有乡贤参事会制度。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名著《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人熟是一宝。在乡村，人头熟、有号召力、德行能做表率的，即为乡贤。乡贤参事会起源于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目前已在全县铺开至106个，累计参事3756次。去年，国内首个乡贤参事会建设和运行规范的地方标准在湖州首发。 
乡贤参事会
东衡村乡风馆的门楣上明明白白地书写着——“斯文不堕，全赖乡贤”。村民们有事，找村书记、主任之前，先找乡贤。“这个和领导开会不同，和我们商量问题更像聊天，在饭桌、村口就能把事情反映了，我们再向村干部转达，同时建言献策如何解决。”乡贤陈先生告诉澎湃新闻，“小事找乡贤，大事找政府”在当地已经成为乡间共识。
与乡贤参与相类似，湖州南浔区的家风建设同样是运用传统道德力量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
涌现出中国近代最大丝商群体的古镇南浔人文积淀厚重，“得诸社会，还诸社会”、“讲信修睦”等历经百年的优良家风，在此代代传承。而好家训从来不只是“王谢堂前燕”，更能“飞入寻常百姓家”。伴随南浔近年来广泛开展的家风建设，该区已有14万户家庭立家训、传家教，源源不断地从社会各个角落释放传统家风文化的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3月30日考察湖州，谈到疫情防控工作时表示，这是我们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建设的一次大考。
看湖州的这张答卷，答案不言而喻：
疫情突发，依靠成熟的基层组织网格员体系和召之即来的志愿者队伍，湖州在全国率先创造性开展“洗楼”行动，“盯住重点区域、隔住发热”，是浙江全省确诊病例最少的地级城市之一；
复工复产，湖州在浙江最早提出“防控、复工两手抓，两手硬”，迅速出台全省首个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健康发展的“湖八条”政策。同时设立1亿元补助奖励资金，包车、包专列、包机，接返外来务工人员。数以万计的新湖州人迅速从全国各地回到第二故乡，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
“大考”之外，湖州城乡居民收入比1.7:1，是全国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平安指数2019年８次获省内第一，今年又连续3次登顶浙江。绿水青山间，湖州人与人和谐相融的社会善治，为“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给出了新时代最美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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