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经典小说改编的美剧上线引发了很大关注。1932年,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创作了让他名留青史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时隔将近90年后,这个夏天,这部小说也被改编为美剧上线。

剧中,赫胥黎原作的诸多经典设定得到保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维系“美丽新世界”运转的重要药物——“嗦麻”。如同剧中的经典台词所言:“来颗嗦麻,远离痛苦”,这种神奇的药物可以迅速让人摆脱懒惰、贪婪、焦虑、痛苦等负面情绪,让人始终保持快乐的心态和充沛的生活热情。美丽新世界将人们的消极情绪视作需要被消灭的社会隐患,包括主角列宁娜·克朗在内的多名人物,都曾因为工作中注意力不集中、体现出某种“懒散”和“怠惰”而被约谈。

在一个推崇“天道酬勤”、“劳动光荣”的世界,懒惰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被批判的品行。然而,人类的懒惰真的越少越好吗?没有懒惰的世界,真的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吗?至少在剧中,我们会发现那些依靠嗦麻度日的人们远离了懒惰、不会懈怠,也同时将自己交付给了外界控制,大概也不会有人认为美丽新世界中的人类具有完整的人性。“消灭懒惰”作为《美丽新世界》社会隐喻的一部分,有力地提醒了我们懒惰与真实人性的紧密关联,也启发我们重新反思懒惰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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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剧《美丽新世界》

在某种程度上,前几年曾经在网络空间中大火的“丧文化”、“佛系文化”,都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懒惰”的重新反思。“谢谢那些曾经打倒我的人,他们让我知道了:躺着真舒服”、“我会开心,我会有钱,有你最好,没你随便”,这些被大量网友转发的“佛系青年语录”其实正是用一种幽默诙谐的方式表达了对一味推崇个人努力的社会主流话语的抗争,也将一个长期以来不曾被视作一个问题的问题摆上台面供大家重新审视: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可以不那么努力、选择做一条咸鱼吗?

这个问题可能越来越有思考的必要,毕竟在“丧文化”流行之后,我们的生活反而越来越忙碌了,各大公司里的加班文化日益盛行,“内卷化”严重的北上广越来越无法兼容下肉身和灵魂。在“努力”的驱动下,人类文明创造了可观的“进步”,却给人们带去了越来越多的疲惫和挣扎。

每年的8月10日,也是“国际懒惰日”

(International Lazy Day)

,鼓励大家从工作中抽出时间,懒洋洋地享受生活。今天的这篇文章,我们就希望具体聊一聊“懒惰的权利”这个略显抽象的问题。纵观历史,懒惰对人类有什么独特的价值?怎样的懒惰值得我们追求?当我们在当代呼吁“懒惰的权利”时,我们究竟应该呼吁什么?

撰文 | 刘亚光

叔本华的钟摆:

为什么“彻底躺平”并不值得欲求?

公元6世纪,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归纳出了著名的“七宗罪”,懒惰和骄傲、贪婪、淫欲、嫉妒、贪吃、暴怒等并列,被视作人类的罪孽。可见,自人类文明早期,懒惰便十分不被待见。一个人一旦被贴上懒惰的标签,似乎他的其他品质也随之降格了。

在探索新大陆的航行活动十分繁盛的16世纪,欧洲探险者们常常会将“懒惰”与“野蛮”和“未开化”等同。比如1570年的一部探险记录,就曾将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原住民称为“不事劳作的海地人”。在探险家们眼中,刚刚被发现的大陆上的“野蛮人”们由于没有追逐金银财宝的兴趣,“天性”就是懒散的。然而,后续的更多探险笔记也推翻了这些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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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惰的历史》 安德烈·劳克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年8月

历史上人们反对懒惰的理由五花八门,最常见的自然是懒惰容易荒废工作、影响社会运转。比如卢梭就认为,工作直接对应着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的身份资格,而懒惰是公民责任感缺失的表现。他在《爱弥儿》中写道:“在社会里,他必然要依靠他人,所以他应当工作来偿还维持生计的代价”。作为“社会契约论”传统的重要理论家,卢梭的这番基于社会共同体利益的对懒惰的批判,至今也仍然是人们反对懒惰、提倡勤劳的重要理由。然而,许多人也认为,即使抛开社会利益不看,懒惰依然对个体贻害无穷。卢梭同时期的启蒙思想家达朗贝尔和狄德罗就在他们编撰的《百科全书》中写道:“懒惰是诸多疾病的根源,它不仅使体液变稠,机体松弛,还会刺激身体,加速老化”。

除了身体健康,懒惰对个人最大的伤害在于它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舒适。现代的网友们喜欢戏称“摸鱼一时爽,一直摸鱼一直爽”,可是在叔本华看来,不会有人享受“一直摸鱼”的“爽”——正如同他的名言“人生是在无聊和痛苦之间摇荡的钟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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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剧《美丽新世界》剧照。

叔本华的这番对人性的洞察并无实证研究的基础,但却和人们生活中的许多体验不谋而合。似乎只有存在外部压力时,懒惰本身才能获得更高的快感。人总是有一种行动起来的欲望,如果告别了一切外在的压力,做一条彻底躺平的咸鱼,反倒可能给人以一种巨大的空虚。布莱恩·奥康纳在《闲散的哲学》中更是将这种程度的懒惰称为“存在主义式的无聊”,他也认为,普通的无聊只是一种劳碌之余的放松,无聊者很清楚“什么时候无聊会停止”,这让无聊起到了合理的放松作用。而“存在主义式的无聊”由于完全缺乏外部制约,会让人不知道如何终结这段懒散的日子,进而引发无聊者对生活彻底的冷漠和厌倦。

这样看来,即使不伤害任何人,做一条彻底躺平的咸鱼似乎也并不值得欲求。看似对立的工作和懒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在相互成就,“工作在场”的适度懒惰更值得欲求。为什么越到ddl

(deadline,截止日期)

打游戏越爽?因为“偷懒”的快感恰在于“偷”字,“摸鱼”的爽,似乎也只有在“偷偷摸摸”的状态下才能体会。

如果懒惰并不意味着一种“存在主义式的无聊”,那么它对于人类文明的作用可能经常在人们的批判和偏见中被低估了。必要的懒惰除了让人们获得充分的休息,还能激发人的创造力。社会学家塔尔德就认为,社会的一切发明创造都有赖于一个“有闲阶层”,他们可以不必受到劳碌的干扰,专注于积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诸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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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散的哲学》 布莱恩·奥康纳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年6月

除此之外,懒惰往往也象征着一种与主流话语不同的“异见”,一种可贵的“否定性”。在1619年担任加拿大魁北克总督的塞缪尔·尚普兰曾经对当地原住民有过一段有趣的记述:“他们努力地以物易物,但并不将其视为一种劳作。”不难发现,“懒惰”的定义其实有其相对性,就像在曾经的欧洲探险者眼中,“不努力积累财富”就会被视为懒惰,可如果切换到原始人的视角,也许这个评价就并不成立。

懒惰不仅指对工作的消极态度,更从广义上形成一种对主流话语的挑战。劳克将二战后的美国兴起的嬉皮士文化视为当时一场重要的“懒惰行动”,众多年轻人身着挑战常规审美的奇装异服,远赴世界各地旅游,用一种浪荡不羁的生活试图证明消费社会的肤浅与无趣。嬉皮士文化固然有颇具争议的一面,但它确实构成了一种对美国社会文化的反思。懒惰可以充当某种社会的“制动器”,通过对普适标准的“退出”与质疑 ,帮助社会的任何一种话语不至于趋向极端。

“周日午后”的消逝:

被污名化的懒惰

1886年,法国著名的画家乔治·修拉创作了一幅叫做《大杰特岛的周日午后》的名画。这幅画描绘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午后,在平静的水面和柔软的草地边,有的人打着遮阳伞,睡眼惺忪地坐着,有的人悠闲却又专注地凝望着水面。许多看过此画的人评论道:这幅画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凝固感”,如同是一幕“幕间休息”。在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没有人想着“下一刻”要忙着去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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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修拉《大杰特岛的周日午后》

同样是描绘一段“懒惰”的时光,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在1532年创作的版画《论浪费时间》却会给人截然不同的气质。照片中的大胡子男人手肘撑在桌子上,什么事也没干,但却盯着面前的一堆沙漏、钟表焦虑不已,仿佛在被时间催促着赶紧找到前进的目标。彼得拉克描绘的是一种独特的懒惰经验,在这种状态下,人其实并不敢真正懒散下来,而是始终盯着懒惰何时结束。罗兰·巴特也认为,有时出于对工作的厌烦,人们会进入一种消极的懒惰中,此时人们任由自己“分心”,怀着对工作的厌恶重复各种让自己注意力分散的事情。

不幸的是,在现代社会谈“懒惰”,我们拥有的经验更多的似乎是后一种:虽然名义上在“懒惰”,实际上却想着工作,并怀着一份对“偷懒”的耻感。修拉笔下“周日午后”那种“无目的”的闲适,似乎越来越稀缺。打开微博,几乎每天我们都能刷到各路亲朋好友的吐槽:到了下班的点,看见周围的同事都没走,觉得惭愧不已,又坐下继续加班。在一个懒惰似乎被污名化的时代,提“懒惰”的权利似乎有些反讽:人们一面央求着多一点懒惰的时间,一面对懒惰充满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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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拉克《论浪费时间》

在《倦怠社会》中,韩炳哲认为当今社会已经由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转化为“功绩社会”,推动人们劳动的力量已经不再是工厂的监管、惩罚等否定性的力量,而是人们自己给自己施加的肯定性力量。即使没有“必须要完成”的指标,人们也越来越懂得如何自我剥削,去不断给自己寻找“应当要完成”的目标。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韩炳哲的矛头依然指向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伴随着现代性的新自由主义推崇“个人”的力量,个人看似拥有了无穷的选择自由,但当成功被建构为只和“个人努力”相关,个人也因此背负上沉重的枷锁。而当这套话语逐渐占领社会文化的中心,“懒惰”自然会被笼罩于污名的阴影下。

韩炳哲认为,自我剥削的“功绩主体”的形成是当下社会抑郁症泛滥的重要原因。抑郁症并不是一种对压力的逃避,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人们将最大限度地发展自身当做一种义务,却总是无论如何努力都很难完全实现义务,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挣扎最终让人筋疲力尽。更重要的是,对个人努力的过分推崇许多时候也并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就像最近一段时间,“内卷化”这个专业术语突然流行,豆瓣上更是出现了“你的行业里都有哪些内卷现象”的话题小组。这个词原本用来形容“增长但不发展”的状态,许多人质疑,不论是一线城市的基础教育投入的水涨船高,还是职场中员工之间“比着加班”,其中都有许多“过度投入”但并没有产生实际价值的部分。

在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三十而已》中,女主角顾佳正是将“个人努力”的原则推崇到极致的代表。在剧中,顾佳常常以一种引导者的姿态,或是对闺蜜、或是对丈夫讲出“人生箴言”,网友甚至将这套人生哲学称为“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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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已》剧照。

顾佳这个角色受到热烈的欢迎,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顾学”的吸引力。然而,顾佳和她家中的劳务阿姨,她们的努力“境遇”是相同的吗?在不同阶层乃至不同性别的群体中,空洞的“努力”能被当做实现成功的不二法门吗?答案很显然是可疑的。当“顾学”将一切的成功都归结于个人努力时,却悬置了努力的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这或许会直接影响到不同的人努力的起点。

在一个“不敢懒惰”的时代,修拉“周日午后”式的懒惰似乎正在消亡,彼得拉克画中那个盯着钟表的老人越来越多。当代人的懒惰景观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懒惰的被污名、对“个人努力”的过度推崇。

凡事都是过犹不及,重提懒惰的价值,其意义并不在于鼓励人们好逸恶劳,而是揭示出当代的懒惰景观遮蔽的问题。

不只是“时间自由”:

在当代,懒惰的权利意味着什么?

1883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保尔·拉法格的一本小册子《懒惰权》出版,书中,拉法格猛烈批判了资产阶级“旧世界”的“劳动道德”,他倡议无产阶级“要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坚决摒弃基督教的、经济的和自由思想的道德偏见,就应该宣布他们有懒惰权,他们应该每天只工作3小时,而在其余时间里尽情地娱乐或者闲荡”。然而,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懒惰的权利”似乎并不只意味着时间上的自由。除了人们不敢懒惰之外,“不会懒惰”似乎也是另外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从调查中发现,人们很少认为他们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罗萨指出,事实上这些人每天依然可以找到许多“上网、看电视”的时间,但这些闲暇的时光都让他们觉得“愉悦度很低”。有了时间懒惰却感觉不到快乐,这似乎也符合我们许多时候的经验:经历了一周的劳碌,周末睡一个长长的懒觉,然后刷一整天手机,懒惰过后,我们似乎并没有更愉悦,而是感觉到疲惫和空虚。

《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哈特穆特·罗萨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1月

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罗萨认为数字媒介、高速交通工具等技术带来的社会加速效应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高速行进的列车令人看不清旅途的风景,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闻客户端的推送“信息流”永远在提醒你最新的热点。

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本雅明所说的“体验很丰富但经验很贫乏”的时代。技术的加速让我们对于任何片刻的体验都失去了深度的感知,因此“在一个由速度的号令所整合起来的世界中,找一个短期内就能获得满足的欲望会比设定一个必须花很长时间才能满足的欲望要明智。”“刷手机”成为现在人们度过懒惰时光的重要表征:“刷”意味着追赶而不停留。加速的感觉如此迷人,即使我们有时并不愿如此度过我们的闲暇,依然无法摆脱刷手机的诱惑。

对于当代人来说,相对于“获得时间”的消极自由,“懒惰的权利”更意味着一种敢于懒惰、懂得如何懒惰的积极自由。它来自于对过度推崇个人努力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日益加速的技术环境的深度反思。

可见,懒惰并不是天然值得被批判的社会问题,相反,它很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入口。

作者丨刘亚光

编辑丨董牧孜 走走 校对丨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