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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文(左)和老伴陈爱媛出示各自的遗体捐献登记表。

“解放军回去了,有他们在,抗洪就没有问题。”8月11日,青山区钢花村街114社区里,89岁的老兵张振文翻看着报纸上的防汛报道。

一家四口感染新冠肺炎全部治愈,火神山医院医生为张振文做过7次CT检查,出院后护士长仍多次打来电话询问康复情况,“感谢他们”成为张振文常挂在嘴边的话。他和老伴儿下定决心,“希望捐献遗体为国家做点贡献”。

“一共给他做了7次CT检查”

除夕没过几天,张振文开始咳嗽并伴有咳痰,老伴儿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儿子张敏不敢大意,赶紧带着父母到中部战区总医院做CT检查。

“CT显示疑似感染,可能是母亲外出带回了病毒,父亲也被感染了。”第二天,张敏又带父母去了普仁医院做核酸检测,过了两天被告知确诊。期间,张敏和妻子也先后感染。经过社区协调,一家四口住进3家医院治疗,张振文和老伴儿陈爱媛去了火神山医院。

“都要准备后事了,高烧八九天,是部队救了他的命。”陈爱媛说,自己病情较轻,在火神山医院住了一周多时间,老伴儿开始出现高烧,连着烧了八九天。

张振文回忆,发高烧那些天,医护人员在他的两腋和后颈处各放了1个冰袋,每天不知道要换多少次,经常凌晨两三点过来换吊瓶。“那是没得说的,感谢他们,看到部队的军医就是亲。”

“那真是过细,生怕我们有一点还没好。”张振文患有慢阻肺,让陈爱媛忘不了的是,为了判断病情和观察肺部炎症吸收情况,医护人员对他们格外关心,“一共给他做了7次CT检查,一直到病好了些。”

“出院后护士长打来好几个电话”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3月13日,张振文和老伴儿出院,来到了康复隔离点。“感谢他们,还一直惦记着我们,出院后护士长打来好几个电话。”张振文没想到,住在隔离点时,他们隔三差五会接到护士长的电话。

“一哈子又来,一哈子又来,晚上护士长要来好几次。”陈爱媛告诉记者,在火神山医院时,护士长来得最勤。出院后,因为担心慢阻肺影响康复,护士长经常打来电话,询问老伴儿康复情况,再三叮嘱在康复隔离点要用氧气瓶。

“感到愧疚,后悔没问护士长的名字。”没记下护士长叫什么,张振文一直耿耿于怀。陈爱媛只记得护士长姓倪,7月15日她拨通电话,向护士长表示感谢。

“奶奶您和爷爷身体没大碍了吧?最近发大水,还好吗?谢谢您和爷爷还记得我。”听到护士长的声音,两位老人满脸微笑。电话那头,护士长有些惊讶,她叮嘱两位老人要补充营养,经常锻炼身体。

“我叫倪娟。”两位老人再三追问,护士长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要存下来,再不能忘了。”在张振文催促下,陈爱媛打完电话后,将手机通讯录里备注的“护士长”改为了“护士长倪娟”。

“希望捐献遗体为国家做点贡献”

7月12日,一辆来自中部战区总医院的车辆,停在了张振文住的小区楼下,医护人员上门接他去医院做检查,这是老人康复后接受的第2次随访。

“2个月就来一次,都不用我父亲去挂号。”儿子张敏拿出了张振文第一次随访后寄来的检查报告单,上面显示的日期是5月6日。5张报告单详细地列有身体各项检查数据,第1张的反面还留有4行建议。“没想到一家四口感染了都能治好,特别是耄耋之年的父母,真是要感谢解放军。”

“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1953年,22岁的张振文参军入伍,随部队赴沿海地区守卫海防,在家中老人几次念唱起《我是一个兵》,住进火神山医院看到军医让他感到亲切。“现在的年轻军人爱护老百姓,不怕危险、不怕吃苦,他们都是好样的。”

“006409”“006410”,张振文小心翼翼地保管着一个挎包,里面除了领章、肩章、照片和三等功证书等当兵时的物品,还有2张印有编号的武汉遗体捐献志愿者联系卡,以及2份武汉遗体捐献志愿者申请登记表。

年轻时“眼睛好,枪打得准”,张振文是连队小有名气的神枪手,因为眼睛保护得好,现在他看报纸也用不着眼镜。张振文说,医疗队拯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帮助他们走出了病房,他希望把遗体特别是眼睛捐献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还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好,我和老伴儿去世后,希望捐献遗体为国家做点贡献。”

文/记者徐锦博 通讯员侯西子 田金钗

图/记者苗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