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情况”时明确提出，建议在刑法修正案中单独规定“袭警罪”，引发外界关注。公安部法制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那些实施袭警行为虽未造成民警轻伤以上后果，但手段恶劣、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规定的，仍应当认定为袭警犯罪依法从重处罚”。

有关“袭警罪”的讨论，藉由公安部部长的专题报告而再掀热潮，尽管此番专题报告的内容主要针对的是“执法规范化建设”。看似并不直接相关的两个主题同时进入公共视线，公众有必要明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单设“袭警罪”建议，以维护警务人员执法权威、特别是执法机构权威为目的，这不仅与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政策初衷相吻合，也昭示了其中的一个内在逻辑：只有规范化的执法，才能为法律进一步捍卫特定公职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提供实务基础。

应当看到，单设“袭警罪”与否的公共讨论长期以来已经存在，早在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35位人大代表提议刑法增加“袭警罪”，以保障警务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与执法尊严。而在实践层面，对警务人员执法秩序的维护，多以“妨害公务犯罪”的方式予以应对，特别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条款，规定对“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予以从重处罚，被外界视为保护警察权益的一次突破。

事实上，此番对单设“袭警罪”的讨论，可能更多是围绕对现有法律的具体司法适用展开。如公安部法制局负责人此番所述，“对实施袭警行为虽未造成民警轻伤以上后果，但手段恶劣、情节严重”是否应当以袭警罪认定，在具体个案的司法应对层面，可能存在不少争议，各地标准不一。轻伤作为对普通故意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的判断标准之一，确实可能并不适合作为对公务执法人员施加暴力的唯一判断。毕竟针对特定人群的暴力对抗，本身并不仅是指向具体被伤害对象，更多可能是对执法权威的挑战，是否造成执行公务人员身体的严重伤害，并不影响对其行为造成后果的判断。

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对妨害公务犯罪的具体规定，一定程度上已经基本涵盖“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但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由此来看，单设“袭警罪”的讨论只是对现行刑法具体罪名设置的建议，而非实质内容上的扩张。2020年1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也已经联合发文，对“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做出了更多规范性指引，是否造成轻伤以上伤害，已经并非认定侵犯警务执法人员的唯一标准，司法适用层面对包括攻击打砸警用车辆、抢夺民警枪支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警员人身安全的行为，已经给出了包括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杀人罪等一系列刑事重罪的追责路径。

无论“袭警罪”是否单设，作为妨害公务犯罪的一项特别条款，也有必要重申国家立法对公职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明确界定。所谓“依法”就应当包括执法规范化建设的诸项具体内容，包括对各项具体执法规范、程序的坚持和看重。只有更规范、更教科书式的执法，才能与立法进一步保障执法权威的努力相匹配，与国家建设法治的进程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