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泪斩马谡”，是在《三国演义》中，因为马谡的骄傲自大导致街亭被破，而且领军的人偏偏又是诸葛丞相十分赏识的人。当时街亭失守，整个蜀国就处在危险中，为了安抚朝野上下，不得不用马谡的人头来换取民心。“斩马谡”斩对于诸葛亮来说也是一次考验。
一、“斩马谡”，对于诸葛亮来说，首先是一次感情上的严峻考验。
诸葛亮与马谡，虽然是中军主帅和中参军的上下级关系，感情交谊却特别深厚。用马谡的话来说，是“丞相视某如子，某以丞相为父”，用诸葛亮的话来说，则是“吾与汝义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诸葛亮之所以如此爱护和器重马谡，是有其隐衷和远虑的：在蜀汉阵营中，出众的武将并不乏其人，高明的谋士却寥若晨星。庞统之死，使诸葛亮少了一只膀子，从调兵遣将到筹粮运草，都是一个人操心。有谁能充当得力的助手呢？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马谡。马谡是荆襄地区著名贤士马氏五兄弟之一，自幼熟读兵书，很有才气，而且年纪又较轻，马谡又多年追随自己，为自己出过一些高明的主意，如一度用计离间过曹睿和司马懿的君臣关系等。此次诸葛亮大举进兵伐魏，特地选定马谡为“中参军”，其目的，显然是把马谡放在自己身边学习和锻炼，以便将马谡培养为自己的助手和未来的接班人。可惜的是，马谡辜负了诸葛亮的殷切期望，丢了街亭重镇，导致了万千将士的伤亡和整个伐魏大计的夭折。马谡在临行之前是当众纳了"军令状”，做过“以若有差失，乞斩全家”的保证的。对于这样一个素来受到自己关怀和器重却又误了军机大事的部下，诸葛亮究竟是“杀"还是“不杀”呢？
如果援引历史的先例，诸葛亮并不是没有为马谡开脱的理由。远的，如参军蒋琬在为马谡求情时所援引的“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成得臣是楚国的大将，由于对晋战争失利，回国后被迫自杀。晋文公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高兴。）的历史教训且不必说，只说当年的关羽，就有过先例。在赤壁之战围追曹操的战斗中，关羽事先也曾向诸葛亮纳过军令状，保证要斩曹操之首，但他却在华容道有意放走了曹操。按军法，关羽应该斩首，但因为刘备讲情，诸葛亮饶过了关羽。如今，有蒋琬来为马谡求情，诸葛亮不杀马谡，完全有台阶可下，凭他的主帅身份和崇高威望，有谁会反对他呢？
如果从个人感情来说，诸葛亮更不想杀马谡。马谡，毕竟是追随自己多年而又“义同兄弟”的亲密部下呀！只要看一看“挥泪斩马谡”的“挥泪”二字，想—想诸葛亮在马谡就刑后“自修祭文享祀”的行动，就不难想见，诸葛亮在斩马谡之前，感情上是何等矛盾和沉痛！
但是，无论有多少赦免马谡的先例可援，无论内心中是多么痛苦，诸葛亮首先想到的，却是“若不明军律，何以服众？”作为全军的统帅，他决不能凭借权位徇私枉法，更不能迁就自己的感情！诸葛亮终于下决心斩了马谡！这是法纪战胜私情的胜利，也是法纪抗击权力的胜利。在遵纪守法这一点上，诸葛亮为全军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二、“斩马谡"对诸葛亮来说，更是人格上的一次严峻考验。
“斩马谡"故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因为它对诸葛亮来说，更是人格上的一次严峻考验。
诸葛亮在蜀汉将士心目中，一向是位战无不胜、谋无不当的“神”。街亭之失，是诸葛亮第一次在下属面前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原来，“神”也有用人不当、知人不明之时。尽管是智者千虑中的一失，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威信。更何况，一些明眼人不难看出诸葛亮这次误用的马谡，正是诸葛亮一向器重甚至打算作为接班人培养的人物呢！
看来，诸葛亮要想挽回威信，只有采取开脱责任，为自己“补台”的办法。事实上，诸葛亮也并非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借口：
第一：他虽然器重马谡，毕竟未公开宣布过要挑选马谡当接班人呀！
第二：他在交付马谡镇守街亭任务前，就郑重交代过“街亭虽小，干系重大”“司马懿非等闲之辈”呀！
第三：正是由于他思虑周到，唯恐马谡有失，才派出了王平为副，并派高翔、魏延前往接应，才避免了更大牺牲的呀！
诸葛亮完全可以把失败的责任推在马谡一人身上，在“斩马谡”后再来一个“批马谡”，将马谡批得臭不可闻，从而给自己来一个“补台”，以维护自己一贯正确的崇高威信。
可是，诸葛亮并没有这样做。他不但没有给自己“补台”，反而进一步对自己“拆台”！刘备临终前对他说的那番关于马谡的话，本来是在机密场台说的，知道的人不多，而诸葛亮偏不顾自己的面子难堪，在斩马谡后，当众抖了出来：
“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
这不是明明告诉部下自己在知人用人上远远不如刘备吗？
接着，诸葛亮又上书刘禅，请自贬丞相之职。按理，诸葛亮在表章中可以陈述一下马谡不听临行前的忠告致使丢失街亭重镇的事实；但是，诸葛亮却一字不提马谡之过，而把失败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
“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诸葛亮在斩马谡之后，不单再接受下属对自己的颂扬捧场，而且还当众宣布：
“自今日后，诸人有远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责吾之短”。
这种要求下级批评上级的严以责己的精神，在等级制度极为森严的封建时代，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可贵的品质；而诸葛亮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才在他一生的戎马生涯中，不断完善了自己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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