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 | 纪念|叶公超|叶圣陶|吴晗|朱自清|沈从文

朱自清

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长大于江苏扬州。现代著名作家、学者。主要作品有《踪迹》《背影》《春》《欧游杂记》《诗言志辨》《新诗杂话》《论雅俗共赏》等。

朱自清先生于1948年8月12日离世，至今已有七十二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特别分享评论家王尧的《“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一文，以志纪念。文章为我们还原了西南联大时期真实的朱自清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他用心、谨慎、考究，也一直处于焦虑之中；生活上，和联大的许多同人一样，他喝酒，抽烟，喜欢打桥牌，甚至有些忧郁、敏感，也特别自尊。正如作者所说，我们赞美朱自清“完美的人格”，但没有必要把朱自清变成一个“纯粹”的人。且让我们跟随作者的娓娓道来，回到朱自清等联大人物所在的时空，去聆听日常的弦歌。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

文 | 王尧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终于成为一部传奇，而且似乎是不可再生的传奇——最早将西南联大定义为“传奇故事”的大概是费正清的弟子易社强。易社强从1973年开始关注和研究西南联大，其英文著作《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于1998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著作的导言中，易社强说：“传奇故事早已过时……（但）联大以壮伟的漫漫长征开始，以数年的刚毅坚卓为之继，以掺杂着悲剧的成果告终。这无疑是传奇的材料。”我们今天读到的关于西南联大的很多著述，确实弥漫着传奇色彩。

传奇故事背后的精神是什么？这位史学家接下来追问的是：“然而，假如联大仅仅是一段妙趣横生的传奇，那最好由小说家来承担这个任务。之所以有必要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联大，是因为它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知识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联大兼具传统模式和自由理念，同其他国立大学一样，它既有世界性的背景，也有地方情境。逾越中国的疆域，联大提出了普世性的重大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孕育并坚持通才教育？促使一所大学完成使命的内在动力是什么？”这位美国学者进入传奇故事后越来越意识到：联大人的思想与心情有异乎寻常的人性魅力。

1942年在昆明逗留了几天再往重庆的费正清，由西南联大教授们的贫困状况，深刻意识到了这里是一个希望与绝望并存的地方：“他们正在顽强地战斗，但是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况——这里充斥着绝望、悲惨、勇敢面对、互相支持以及思想与行动逐渐衰退。”费正清特别担心的大概是思想与行动逐渐衰退。他特别关注西南联大中原清华大学的教员，这些留美归国的中国学术精英，“如今却陷入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境中”。在后来关于西南联大的叙述中，绝望、思想与行动的衰退则鲜有提及。

我和易社强一样赞同这个观念：“一部缺乏人物、只有数量化的非人性力量交互作用的史书，必然是一部干瘪苍白的历史，不仅缺乏可读性；而且，根本上会更不准确，因为它忽略了鲜活的经历。”——我因此想回到联大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回到他们鲜活的经历中，去聆听日常的弦歌。

（《钟山》2019年第1期“日常的弦歌”专栏弁言）

“花开的时候真久。”朱自清说，“我们四月里去，它就开了，八月里走，它还没谢呢。”

在蒙自的五个月，朱自清心情愉悦。这里让他想起台州和白马湖，也让他想到北平的什刹海。春天过后，南湖的水涨得溶溶滟滟的。站在堤上的朱自清感觉南湖“真是返老还童一般”。他一眼望去：湖堤上种了成行的由加利树；高而直的干子，不差什么也有“参天”之势，细而长的叶子，像惯于拂水的垂杨。此时，朱自清禁不住想到北平的什刹海。不远处，嵩岛那一带田田的荷叶，亭亭的荷花，在朱自清看来更像什刹海了。——这是朱自清《蒙自杂记》描写的景象。1938年3月29日，先行到蒙自的郑天挺，步行校舍一周，视察工程。他在日记中记述与朱自清感同身受：“蒙自海关与东方汇理银行占地数十亩，园庭多且广，高树夹道，竹林为屏，屏内奇花异卉，满圃盈畦，屏外不能见也。且地处郊坰远山，周拱四无人声，无惭世外桃源也。”

从北平到长沙，再到昆明，朱自清他们已经有了两次南渡，一渡长沙，二渡昆明。出北平，是南渡的起点，在长沙朱自清曾作《出北平记》。1937年7、8月北平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朱自清的日记留下了大量的细节。7月8日记，日军与我军在宛平县交战，形势严重，朱自清他们能听到枪声。7月19日记，昨晚二时许，枪声大作，不知何故，朱自清感到惊恐。7月28日记，战事终日不绝，日本飞机撒下传单，大炮轰鸣终日。是否去南方，在同人中有不同意见。8月11日朱自清访问俞平伯，俞认为：目前南去并不理智，南方局势也不平静，北平在不久的将来将是最安全。但日渐恶化的情势不像俞平伯说的那样乐观，中日开战半月，朱自清“甚灰心”。15日，朱自清将书籍装箱，他希望暑期后清华能再开学。那几天北平阴晴不定，或阴或雨。他在19日日记的日期后面特地加上：“雨，讨厌的，悲惨的”。他感觉这使人疲乏的雨很快地引他走向地狱。8月26日，上海的中国军队退却。9月7日，参加朋友的宴会，在座清华同人商量是否南迁，多数人宁愿留北平。席间，有人说到梅贻琦校长在上海生病，可能从南京去长沙。9月17日，朱自清去清华园，发现他的办公室已被封。

不得不离开北平，离开清华园。9月18日，朱自清与同人开始商量何时去天津，这一天他还校对了评李贺诗之文稿。往后几天，朱自清开始整理行李，与朋友陆续告别。22日，朱自清到达天津，住六国饭店。25日，从塘沽乘船，28日清晨抵达青岛。29日晚火车往济南，30日早上八时抵达，十时半乘津浦路车，当晚十一时半抵徐州，再换陇海路车。10月1日下午抵陈桥，再换乘平汉路火车，2日清晨抵达汉口。到达汉口的当天，朱自清访陈西滢、闻一多，闻一多邀他晚餐。在汉口逗留一日，3日晚又坐上火车往长沙，4日中午抵达。

朱自清（1898-1948）

朱自清在10月4日当天的日记中感叹：联合大学太复杂，很难取得成功。这是当时许多同人的担忧。8日下午发警报，朱自清急忙往中央大楼地下室跑，他觉得自己颇不稳重。朱自清住在37号房，窗外秋风大作，情绪低落。寂寞中的朱自清不停吸烟，心想：若病倒此地，将无人照料，如生病就去住医院。那几天朱自清又收到佩珂信，告知扬州家里缺三百元，他颇苦恼。21日，朱自清向校方借一百元，汇款给父亲八十元。这一天朱自清访高滔、孙伏园，见吕振羽、谭丕模，朋友们态度甚好，朱自清也心情愉快。晚上月光如水，朱自清独自散步，感觉万物淋漓如洗，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长沙临时大学逐渐成形。1937年10月，常委会决定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历史生活、哲学心理教育等四学系。朱自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会主席，后又被推荐为文学院院务委员会召集人。因长沙校舍不敷分配，文学院只能在南岳办学。当时大学的行政效率不高，很多人抱怨梅校长无固定上班时间，难以见到，甚至打电话也找不到。朱自清提醒自己与行政当局须保持沉默与距离。10月22日，闻一多电报朱自清，要求晚上派人去火车站接他，朱自清亲往迎接。11月3日，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叶公超、柳无忌等十几位从长沙搭乘长途汽车抵达南岳，19日文学院正式上课。当时文学院有十九位教授，北大历史系容肇祖教授以这十九位教授的名字作七绝数首，其一云：“冯阑雅趣竟如何（冯友兰），闻一由来未见多（闻一多）。性缓佩弦犹可急（朱自清），愿公超上莫蹉跎（叶公超）。”

南岳只是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临时栖居地。在哪里办学，传说纷纷。临时大学将迁往桂林的消息传开后，学生们情绪低落。12月17日，学生们通过宁愿迁往长沙的决议，学院同人也多倾向学校迁往长沙。28日先去长沙的吴俊升电告，学校决定迁长沙。29日，吴俊升、叶公超回到南岳，介绍相关情况。朱自清等被告知的消息是：教育部长告诉北京大学校长说，总司令不愿让大学迁来迁去。临时大学常设委会会拟在发生严重情况时，步行去芷江（沅州）。

此时，长沙战事越来越吃紧，临时大学好像也无法设在长沙。1938年1月10日，朱自清与杨振声通电话，得知教育部已经同意迁移至云南计划，但非最后决定。17日，杨振声致电，告知学校将从2月初开始迁移，途经广州、海防到昆明。1月20日，朱自清给杨振声写信，指出学校迁移后将出现问题。1月25日学校正式宣布临时大学将迁云南，朱自清感觉“此事甚复杂”。转眼，农历除夕到了，朱自清和学生一起晚餐，散场以后再喝酒。大年初一，朱自清感觉自己甚疲倦。2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来电，确定文学院迁移并计划步行。学校不停的迁移，让朱自清凄楚之情油然而生。

1938年2月17日上午十一时，朱自清他们抵达桂林。在桂林的几天，游山玩水看戏，多少缓解了舟车劳顿，但朱自清内心摆脱不了低回的情绪。21日在阳朔一个村庄，朱自清他们遇上了村民举行的一个仪式：他们唱着歌，敲着鼓，从庙内抬出一木制龙头。村民的歌声在朱自清听来很悲伤，在鼓声的敲击中，村民与大自然搏斗时悲哀地呼喊着。在阳朔的那几天，朱自清做了一个噩梦，在梦中他几乎死去。从阳朔出发，宿柳州，过南宁，再抵龙州，然后往越南河内。在南宁，同人之间发生摩擦，朱自清说“甚无谓”。那一天朱自清成诗一首：“招携南渡乱烽催，碌碌湘衡小住才。谁分漓江清浅水，征人又照鬓丝来。”在河内几日，梁思永与李志奇来访，李说联大将前往蒙自，朱自清觉得这绝非明智之举。3月26日，阳光偶现，朱自清等离开河内，一路颠簸。朱自清不禁想起在忧患中的同胞兄弟，想起祖国的未来与自己今后的命运。

朱自清一行到达昆明时，联大已决定文学院去蒙自办学。朱自清等4月5日上午到达蒙自，郑天挺到火车站迎接。当晚郑与朱自清等商量教员、宿舍安排等事项，6日，两人视察校舍。7日，蒋梦麟电郑，建议改用植物油灯，郑与朱自清等商量，仍用煤油灯。最困难的是教授宿舍安排一事，两次商谈宿舍安排未果，朱自清在日记中留下“甚困难”三个字。郑也在日记中说与蒙自同人“谈商教授宿舍事至夜十时”。15日终于商定出办法，抽签安排教员宿舍。郑在当天记：“此事纷纭三日矣，惟一己私利是视，吾深耻之。”起初教授两人一间，后来四人一间。每间宿舍有门互通，不免喧扰纷乱，这情形有点类似南岳时期。在5月2日的教授会上，汤用彤当选蒙自校务委员会主席，朱自清当选书记。5月4日，北大学生集会纪念“五四”运动，邀朱自清致辞，蒙自校区终于开学了。

两个月后的7月3日，大雨，学校在这一天决定文学院迁回昆明。朱自清是文学院中最后一位离开蒙自的老师，留下做文学院迁往昆明的善后工作。9月1日陈岱孙写信给朱自清，告诉他不少学生赞扬他的安排。8月16日，一些同人离开蒙自，朱自清因午睡误时未能送行，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近来时感命途多舛，今天更感无家无友之寂寞，孑然一身，自卑感油然而生。事业上不如程，学识上不如罗、陈，尤其是陈。与人相处方面，几乎都不如。”在昆明的妻子来信想换房子，抱怨街上的嘈杂声妨碍安睡以致失眠三夜，朱自清不禁感到“生活确实悲苦”。

在西南联大的故事中，朱自清也许并不是主角。《联大八年》一书中，学生记诸多教授，朱自清不在其列。和联大许多教授相比，朱自清的个人风采似乎有所逊色。但朱自清在最基本的方面呈现了联大教授的底色。如果说西南联大是巨幅油画，我们可以在朱自清那里看到这幅画的细节。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照

朱自清在联大的生活、处境、研究和心境，如他1943年12月22日致俞平伯信所说的那样：“弟离家二年，天涯已惯，然亦时时不免有情也。在此只教读不管行政。然迩来风气，不在位即同下僚，时有忧谗畏讥之感，幸弟尚能看开。在此大时代中，更不应论此等小事；只埋首研读尽其在我而已。所苦时光似驶，索稿者多，为生活所迫，势须应酬，读书之暇因而不多。又根柢浅，记忆差，此则常以为恨者，加之健康渐不如前，胃疾常作，精力锐减。弟素非悲观，然亦偶尔慄慄自惧。”所谓“尚能看开”并不是完全看开，我甚至觉得朱自清在去世之前，也没有把许多事情想开和看开。这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此大时代中，更不应论此等小事”，这就是朱自清和他们这一代人的境界。

在许多人的回忆文章中，都谈到“跑警报”，朱自清日记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1938年9月28日，日机空袭昆明，联大师范学院被炸毁。朱自清去师范学院看到死者静躺在地上，惨不忍睹。9月30日，为避空袭，出昆明小东门，朱自清在城外待了五个小时。警报响了两次，但敌机未来。因担心敌机扫射，朱自清卧倒在地上许久。此时此刻的朱自清，是紧张，恐惧，还是麻木、发呆？他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看到了什么？

和联大的许多同人一样，日常生活中朱自清喝酒，抽烟，喜欢打桥牌，还与同人成立桥牌俱乐部，偶尔也打麻将输钱。有时他发誓下次赌博，此种游戏应戒除。应酬时候喝多了酒甚至偶尔失态，然后他又后悔不已。同人朋友的茶会、餐会隔三岔五便有。在昆明，杨振声、王力、钱端升、陈岱孙等常常招待朱自清；王力夫人帮朱自清缝过包裹，补过袜子；吴晗夫妇也给朱自清包过饺子；朱自清也会做东宴请朋友。在成都学术休假期间，叶圣陶等朋友包括邻里，也给朱自清一家许多帮助。在西南联大教授的日记或回忆文章中，可以读到诸多联大同人聚会、打麻将等细节，这是他们艰苦生活中互相取暖的一种方式。问题也随之而来，过多的应酬是肠胃不适的原因之一，朱自清有时也想起一位大夫告诉他的一句谚语：参加盛宴的人是用牙齿掘自己的坟墓。朱自清有时觉得过于挥霍，提醒自己“必须量入为出”。不仅如此，大量的时间也在这样的关系中消耗。1939年1月12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说：“自从开学以来，我一直不能集中精力学习与研究。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现在习惯于早晨去学校，下午访问、购物，晚上参加晚餐会等。这种处境将毁了我。”在这样的日子里，朱自清时而感叹生活没有意思。和常人们一样，朱自清他们也在一地鸡毛中度过日常生活。

在沈从文的记忆中，朱自清的土耳其式毡帽和灰棉袍，是西南联大同人记忆最深刻的东西，这两样东西加在瘦小横横的身架上，见出一种悲哀的分量。在昆明时期，朱自清身边又多了云南特制的硬质羊毛毡。昆明的天气，其实不需要如此厚重的被盖，但朱自清的床上却有了这一片毛毡。有两次沈从文给朱自清送药去，朱自清正值午睡方醒，沈从文看他从那片毛毡中挣扎出来，心中觉得悲戚。沈从文想象朱自清躺在硬板床上，用毛毡盖住胸腹午睡情形，一定更为凄惨。

1940年8月，朱自清开始学术休假，在成都生活一年。朱自清与陈竹隐和孩子们在一起，放松许多。朱自清一家租借了一处寺庙中的房子，叶圣陶说佩弦所赁屋简陋殊甚，系寺中草草修建以租于避难者也。在成都，一样的经济拮据，而食用的普通大米也加剧了他的胃病。朱自清的胃病越来越严重。1941年2月以后的日记，在时间、天气之后，朱自清标注了符号，表示自己胃病的情况。1943年下半年以后，显示胃病越来越重的符号增多。朱自清在成都经常是一日两顿饭，过去不知饥饿为何物，现在一到中午十二点腿也软了，手也颤了，眼睛发花，要吃点东西才行。朱自清的胃极敏感，用餐时孩子吵闹，也会影响到他的消化功能。经常在油灯下工作几夜，油灯光线摇曳不定，朱自清在1941年4月下旬眼睛出现复视现象。朱自清只能早睡早起，不睡午觉，暂时不写东西，也不看模糊不清的版本。那几天朱自清一直为眼病和经济拮据发愁。陈竹隐劝他不必发愁，日记记下了陈说到的理由：家庭琐事不必去管，特别是房子少的情况下；可以靠孩子们；经济上不至于全无办法。朱自清觉得此说不无道理。

朱自清与陈竹隐

朱自清的心情时常是灰暗的。1941年4月5日，朱自清赋诗书怀，其一：“挂眼千家黑，娱魂一焰青。群鼾成隔世，瘦影独横经。日出还生事，天高有铩翎。狺狺勿相警，微尚付沉冥。”其二：“吾生为事畜，廿载皮骨存。圭角磨看尽，襟怀惨不温。追欢惭少壮，守道枉朝昏。剩学痴聋老，随缘寐莫喧。”隔了一天，朱自清和叶圣陶散步到一家茶馆，叶圣陶读了朱自清新成的诗作，非常理解他内心的世界，但劝他不要那么悲观。在26日的日记中，朱自清说了他和叶圣陶这位挚友的差异：“圣陶确有勇气面对这伟大的时代。但我与他不同，他有钱可维持家用，而我除债务外一无所有。”

吴组缃阔别十一年后在成都见到朱自清。朱家暂居报恩寺的一座小尼庵院落，当朱自清从屋里走出来时，吴组缃愣住了：他忽然变得那样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去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了瘦弱劳倦之态。吴组缃没有料到朱先生会变成这样，心里不禁沉甸甸的。也是在这座古庙的院落里，李长之见到朱自清，他没有想到几年的折磨，朱自清的头发像多了一层霜，简直是个老人了。又过了两年，李长之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见到朱自清时，感觉他恢复了往日的健康，头发又是乌黑乌黑的，仿佛又是清华园里的朱自清了。

可以想象朱自清的焦虑，到了1941年5月初，他还没有收到4月的薪金和生活补贴。8日，清华会计科寄来生活补贴费的收据，但没有提及薪金，也未得到银行通知。朱自清很焦虑。5月10日，朱自清收到4月份薪金与生活补贴的汇票，汇票兑的现金八百九十多元，还债和寄钱后，本月只剩一百三十四元生活费。此时米价已经飞涨至六百元左右一担。5月18日记云：“这一情况及我休假行将期满，都使我很忧虑，我的研究工作远未完成。我们可以指望政府的帮助，但补助将与当地米价一致。我们的补助无疑是根据昆明物价，而昆明物价比这里低得多。我的家庭必须住在这里。因此补贴比起没搬家到这里时大大不够。举家迁此，实在铸成大错，现在无法弥补，甚至以我的生命为代价。等着瞧吧！”当时雇佣一名仆人，月耗费百元以上，而这几个月经常入不敷出，朱自清决定只雇一人。他感叹说：从明天开始，我将成为家庭的奴隶。

1941年秋，朱自清回昆明，陈竹隐仍居成都，供职四川省图书馆。从成都回到昆明，朱自清独自一人生活，心挂成都和扬州几处，饮食起居没有规律。朱自清胃病加重，医生甚至怀疑是胃癌，他的心脏因营养不良而缩小。我们无法想象贫病交加的朱自清，曾经抱着行军床到昆明百货行寄售。1942年4月8日晚，朱自清拖着疲惫的身躯，挟行军床到永安行寄售。前一天晚上，朱自清在这里曾询问一个留着短须的估价人，他要的价格是一百二十元，估价人说一百元左右。现在估价的是个少年，此人极有口才，说帆布已经破了，只能按床架论值。这个少年标价是五十元，朱自清与他讨价还价，增加到六十元。朱自清想再加五元，这小子说五元算什么，结果未加。朱自清回来的路上想想，帆布虽破，也值五六十元，床架也值五六十元，现在合在一起以六十元出售，实在心不甘。晚上，朱自清仍然心中愤懑，不能释怀。

终日疲倦的朱自清，感受到室外的寂静。他走到门外，看到绿色的树在阳光中映出银色的阴影，夏日之感让朱自清内心有了慰藉。夜间停电，月色静静地映照着屋前的小小荷塘，有一种远离尘世的感觉。此时的朱自清或许像以前在荷塘边散步一样，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但这样的感觉“唯为时不久”，朱自清还是生活在尘世中。

朱自清很长时间主持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办系方针是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创造新时代文学。在西南联大期间，他也一度兼任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读《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年谱》，现代大学中文系的成熟与朱自清的贡献有关。朱自清对国文的普及也很尽心尽力，和叶圣陶等编过多种国文读物。在这个意义上，朱自清堪称现代教育家。沈从文回忆说：“熟人记忆中如尚记得联大时代常有人因同开一课，各不相下，僵持如摆擂台局面，就必然会觉得佩弦先生的折衷无我处，如何难能可贵！又，良好教师和文学批评家，有个根本不同点：批评家不妨处处有我；良好教师却要客观，要承认价值上的相对性，多元性。陈寅恪、刘叔雅先生的专门研究，和最新创作上的试验成就，佩弦先生都同样尊重，而又出于衷心。一个大学国文系主任，这种认识很显然是能将新旧连接，文化活用，引导所主持一部门工作，到一个更新发展趋势上的。中国各大学的国文系，若还需要办下去，佩弦先生这点精神，这点认识，实值得特别注意，且值得当成一个永久向前的方针！”

在联大，朱自清讲授宋诗、文辞研究和文学批评等。朱自清的授课是在学术研究基础上，而且备课充分，但教学效果并不如他期待的那样好。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1942年9月23日，开始讲“文辞研究”，朱自清在日记中说仅到一名学生王瑶。因为这门课内容枯燥，王瑶记得全班只有他一人听课。朱自清的研究生季镇淮则回忆说，除了他自己（清华研究生），还有清华中文系的复学生王瑶。按照季镇淮的回忆，听这门课的是他和王瑶两人。合理的推测是，季镇淮或许不经常去听课。季镇淮说，在那间教室里，王瑶坐在前排，他坐在后排。朱自清走进教室，微笑着，然后开始上课。朱自清拿着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条一条抄写，抄过了，再讲，讲过了，再抄。季镇淮说，王瑶抄了笔记，他没有抄。

9月30日下午三时讲课，朱自清踯躅独往教室，教室空无一人。这门课的情况使朱自清很失望，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讲课能力。11月19日，王瑶缺课，朱自清只好回家洗衣服。1943年3月新学期，朱自清仍然讲授“宋诗选”这门课。他在3月2日记：许多学生不选宋诗课，原因尚不得知。为此，朱自清“甚不快”。我们熟悉的汪曾祺也是经常逃课的学生，常去昆明城泡茶馆，给朱自清留下不好的印象。据说罗常培曾建议朱自清收汪曾祺当助教，朱自清说：“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即便是一名学生或两名学生，朱自清授课时仍然向大课一样讲授，考试的要求也是如此。“文辞研究”课结束时，朱自清对季镇淮、王瑶二人分别考试。季镇淮记得朱先生让他分段标点两篇文章，一篇取自《左传》，一篇是《孟子·滕文公下》“陈代曰”一章。交卷后几天，朱自清将标点文还给季镇淮，试卷上朱自清用铅笔添注了季镇淮个别没有懂的字，校改了一两处标点。再过几天，朱自清在昆华北院见到季镇淮说：有一处标点是你点得对。

在学术研究上，朱自清也一直处于焦虑之中。这位用心和谨慎的先生，感到自己旁骛太多，力不从心，1939年10月写数信请求辞去中文系主任职务。朱自清在致吴组缃的信中说：“我这些年担任系务，越来越腻味。去年因胃病摆脱了联大一部分系务，但还有清华的缠着。行政不论范围大小，都有些麻烦琐碎，耽误自己的工作很大。我又是个不愿马虎的人，因此就更苦了自己。况且清华国文系从去年下半年起，就剩了一个学生。虽不一定是我的责任，我总觉得乏味。今年请求休假，一半为的摆脱系务，一半为的补读基本书籍。一向事忙，许多早该读的书都还没有细心读过；我是四十多了，再迟怕真来不及了。”

几年以后的1948年4月12日，已经复员回到北平的朱自清在日记中记录了冯友兰对他学术研究工作的评价：“芝生谓余等之研究工作兼有京派海派之风，其言甚是；惟望能兼有二者之长。”在这样的路径中，朱自清既有专门的研究领域，也做学术普及工作。关于朱自清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术研究，可以从他1940年休假函及研究计划和研究总结报告中看出基本面貌。1940年5月8日，朱自清呈梅贻琦校长《国内休假函及研究计划》，申请下一学年度在国内休假研究：“窃中国文学范围内，‘散文（包括骈散二体）之发展’一题目，现在尚无专门研究之人。坊间虽有‘散文史’‘骈文史’等书，类皆仓卒成编，以抄撮故言为能事，不足语于著述。清年来对此题目甚有兴趣，拟从历史及体式两方面着手。”细读朱自清的研究计划，会发现我们现在名目繁多的表格包括项目申请书之虚空。朱自清的计划是，若能休假，拟专门研究上古至汉初时代散文之发展，这是从历史方面着手。朱自清设想分题两种，拟各成论文一篇。至于体式研究，朱自清准备先选择数种古裁集，统计其句读长度作为研究基础，他坦言此项工作能否进行，须视时间而定。计划还谈到科研助理及费用问题，预定二百元可以足用。朱自清体贴校方，说此款如时间来不及，或不动用。朱自清也顾及中国文学系的教学工作：“至系中功课，下年度闻一多、王了一先生均休假返校，并无困难。此层已经与联大代理系主任罗莘田先生商酌，得其同意。”在这段文字中，我们也可以领略联大学术秩序之一斑。三个月后，联大办事处致函在成都休假的朱自清，要求他报告休假研究工作情形。8月28日，朱自清致函校长，报告研究梗概。

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能够放下一张书桌并读书，既是朱自清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他的心安之处。《朱自清日记》记录了朱自清的书单，涉及文史哲和社会科学的论著。朱自清如饥似渴地读书，是想成为“名副其实”的教授。在联大初期，朱自清就告诫自己，为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教授，得进修古典文学，背诵著名古诗并阅读近期各种社会学刊物上的文章。朱自清在学术上是一位不断反省自己不足的学者，比照钱穆的《师友杂忆》，朱自清毫无钱穆的那种自负。他感觉自己的研究一向以普通材料为依据，所以有必要深入先秦书籍。即便是讲座，他也会检讨。朱自清一次为高原文学社成员上课，谈汉语中的隐喻与明喻，虽然以为成功，但还是觉得自己未作很好准备。

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的旧址

现在谈论朱自清，多着墨他的散文成就。关于朱自清的学术，浦江清在1938年10月撰写的《朱自清先生传略》中有比较精当的概述：“他的散文更其精炼老到，思想更其开广，更其注意到通俗的大众化的文学，在现代文学批评中，他的持论最通达公正，名望甚高。他在昆明时渐致力于文学史的研究，授此项功课三年，所以处处能用历史的观点，通古今之变。最后，他研究通俗文学，注意小说史，还没有论文发表。”在联大和朱自清交往较多的沈从文，作为小说家，他从性格入手，谈到朱自清学术研究的特点，可谓知人论世。沈从文说：“他对事，对人，对文章，都有他自己意见，见得凡事和而不同，然而差别可能极小。他也有些小小弱点，即调和折中性，用到文学方面时，比如说用到鉴赏批评方面，便永远具教学上的见解，少独具肯定性。用到古典研究方面，便缺少专断议论，无创见创获。即用到文学写作，作风亦不免容易凝固于一定风格上，三十年少变化，少新意。但这一切又似乎和他三十年主持文学教育有关。在清华、联大‘委员制’习惯下任事太久，对所主持的一部门事务，必调和折中方能进行，因之对个人工作为损失，对公家贡献就更多。”沈从文的这段文字，没有往高处评价朱自清的学术，而是坦率提到朱自清的不足以及相关原因。后来的朱自清研究资料很少选择沈从文的这篇文章，可能是研究者担心此文影响人们对朱自清的认识。这样的担心应该是多余的。朱自清五十一岁辞世，如果天假以年，他的学术成就当是另一番面貌。许多人感慨，在那样的年代，联大的学者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其实，如果不是战争，包括联大学者在内的中国现代学者或许会创造更为辉煌的学术成就。

在气质上，朱自清忧郁、敏感，也特别自尊。朱自清交往不分左中右，但不会周旋。他心里想从世事纷扰中解脱出来，非常喜欢自己写的对联：埋名隐姓，忧谗畏讥。但这很难做到。朱自清的敏感和自尊在正常的范围内，一些人想在心里，朱自清则把它留在日记上。一个人与自己相处都不容易，何况与别人。在人际交往中朱自清敏感、反感或生气的细节，在对方常常也许是无意为之或者性格使然。就像朱自清有性格和缺点一样，同人和朋友也免不了。朱自清在日记里对朋友的评价，往往是说过也就罢了，心中不存芥蒂，也就不影响彼此之间的友谊和交往。朱自清的日记公开出版后，编者解释他生前并不想出版，担心读者和相关的朋友会误解朱自清。其实，我们赞美朱自清“完美的人格”，但没有必要把朱自清变成一个“纯粹”的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证件

1939年2月27日，在昆明咖啡馆参加浦江清的晚餐会，朱自清遇到旧识沈章，他提醒沈是十年前的旧交，但沈对他的话毫不在意。前一天理发，第二天感冒，朱自清认为是理发师为他剪鼻毛所致。11月11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议论：在志趣相左的人们中不应说话太多。这个感慨可能与他遇见张企泰有关，朱说张颇高傲，未脱帽，他也就没有脱帽。这样的细节在日记中能找到若干。对事物的不同判断，也会在心理上产生微妙的变化。1939年11月1日，朱自清陪同杨振声访问叶公超，朱感到叶过于高傲。叶公超很讨厌英国赔款委员会，杨振声要求他给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的学生讲些英文课，他答应下来，但说不要讲课酬金。朱自清评论说：岂非矫揉造作。当天叶公超留他们午餐，招待炸牛排，糖拌燕麦粉。1940年2月15日，叶公超夫妇携孩子们来访，朱自清同样热情招待。陈竹隐做了碎肉面，叶公超很喜欢陈竹隐自制的火腿。朱自清说这是陈竹隐的一大成功。

朱自清责己严，对别人的不周就会敏感。1943年1月16日，罗常培告诉朱自清《国文月刊》下周四拟举办晚餐会，希望他能出席，朱自清说他下周三要回到乡下。朱自清心想，他和这家杂志关系很深，应该和他商量晚会的日期。朱自清因此责怪操办此事的余冠英，他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通知，余冠英应该向他致歉，决定以不参加宴会向余冠英表示抗议。但到了下周四，朱自清还是参加了《国文月刊》举办的晚餐会。1943年4月16日，朱自清访问罗常培时获知，闻一多、王力等发起成立中国语言文字学会，他觉得闻王二位应该与他商量此事，在日记中说“为此甚不快”。1943年1月27日，朱自清到研究所，为浦江清之冷淡和季镇淮占了桌子而不快。但很快浦江清对朱自清表示了关心，季镇淮也移往他桌，朱自清的心情又平复下来。一个人活得累的原因与自己的心理状态关系很大。朱自清在意别人的态度，就不免会折腾自己。

朱自清意识到自己这样的状态需要改变。1943年4月1日晚，朱自清演讲，虽然听众很少，但他相信演讲是成功的。同场的罗常培以优美的声调朗诵几首诗和几段文章，但朱自清觉得罗并不重视他的演讲，在介绍他时语调十分平淡，甚至批评他的演讲。朱自清在日记中大方地说：不计较这些！1939年1月20日，有一学生在墙报上贴出短文，与朱自清辩论导师制问题，此前朱自清的《论导师制》已发表。朱自清认为学生会不愿接受教师的领导，因为他们往往是群众运动的领导人，并可利用集体组织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在墙报上贴短文的这位学生认为，学生不会与教师对立，也不会为自己谋利。朱自清读了这篇短文，说作者的语气还不算刺耳。朱自清由此提醒自己：最近形成一个习惯，即为某种不必要的原因而信口开河，这将毁掉我的工作。1946年3月3日，参加吴蕴珍葬礼，朱自清感触很深。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来方感容忍之难，并尽力克制。须冷静对待不快，对一切取超脱态度，处之泰然，甚至玩世不恭。”“我自我剖析，深感应对自己进行一场革命，以丢掉自私与懦弱。”

王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就说过，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的私交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么深。谈论朱自清和闻一多关系的文章很多，其实我们不必费心找材料论证闻朱关系之深浅。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越来越世俗化，常常从关系出发来论是非。1948年7月15日，朱自清在辞世的前一个月，还抱病参加闻一多死难二周年纪念会，报告全集的编纂经过。朱自清去世后，王瑶在先生的书桌上看见一张入院之前写的纸条，上书他搜罗到的闻一多四篇作品的名称，作为全集的补遗。既懂闻一多，也懂朱自清的王瑶说，朱先生编闻先生的全集，并不只是为了私谊。

确实，朱自清和闻一多两人的性格差异太多。在昆明初期，朱自清、沈从文等和张充和一起编高中国文教科书，朱自清管散文，沈从文管小说。在张充和的印象里，闻一多性子刚烈，朱自清脾气很好。张充和回忆说：“朱自清话不太多，人很好，很和气。他一边在西南联大教书，一边参加编书，他平时不常来，编书才在一起。他个性严肃，不爱讲笑话，所以虽然很熟，但私交不深。听说朱自清的太太也会唱昆曲，但因为不常在一起，所以没和我们一起玩。相比之下，和闻一多更熟一些。”

闻一多（1899-1946）

刚烈的闻一多在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是粗糙的。闻一多在学术上的成就原本就让朱自清有不少压力，一旦有了具体事情涉及自己，朱自清也就很容易产生不快。1939年5月4日，联大教务长樊际昌与朱自清谈中文系助教人选问题，樊说闻一多的意见是最好不要让杨遇夫回来，中文系留几个空额也是明智之举。朱自清不想固执己见，但对闻一多事先未与他商议感到不快。下午朱自清访闻一多，坦率地要求闻若有什么主张，应先与他商量。闻一多对朱自清表示抱歉并赞赏他的意见。5月19日下午，在杨振声家与罗常培、杨振声谈大一国文问题，谈到关于闻一多的态度时，朱自清说自己的学术地位低得可怜。说出后，朱自清又觉得自己确实有些失态。一切如常，5月28日朱自清访问闻一多，讨论诗和史。1943年5月19日，王瑶告诉朱自清，闻一多让他报考文学研究所，并答应可以被聘为兼职助教。而此事，闻一多事前也未让朱自清知道。

这样的状况在他们两人的关系中循环。1942年4月10日，晚餐时，闻一多和闻的孩子坐上座，朱自清为此不快。他由此想到闻的孩子曾说闻是自己的老师，朱自清觉得这当然可笑，但可以看出孩子对他的评价。朱在日记中写道：“孩子的评价尽管不必认真，但过于尖刻了。应该加紧用功，从此言行宜更加谨慎，时刻牢记‘忧谗畏讥’之语可也。”8月28日，闻太太问闻一多：朱自清任教授是否已十年以上？闻一多给了肯定回答。朱自清说由此了解闻家对他是什么印象。朱自清也很想和闻一多多谈心，但感觉闻“冰冷”。一旦闻一多热情了，朱自清会特别开心。1942年10月16日闻一多邀朱自清午餐，朱说这“使我非常快慰”。过了几天，又循环到不愉快。10月20日参加罗常培等人的晚餐会，餐后聊天，谈中国书信的敬语，闻一多一概称之为“虚伪”，两人发生争论。如往常一样，朱自清受不了闻一多的“一概抹杀”，他用很谦虚的语调与闻一多争论，谓此种虚伪或有必要。在他们之间，有时说者无心，听者有意。1942年9月10日，闻一多痛骂刘叔雅，朱自清感觉闻口气傲慢，刘是自作自受，但闻如此责骂同事太过分了。当闻一多说他不愿意再为他人服务时，朱自清认为闻一多是在讥讽他的妥协脾气。

虽然对闻一多有所不满，但朱自清关心闻一多，在关键时刻力挺之。1942年7月29日，患病的闻一多写信给朱自清，托他向梅贻琦校长借车接他，但梅没有司机。30日早上梅贻琦请陈雪屏向蒋梦麟借车，蒋以汽油不足加以拒绝，闻一多下午只能乘人力车回住处。当时正在建立国立大学教授制，即评选所谓国家教授。在推荐人选时，朱自清推荐了王力和闻一多，王力则推荐了朱自清。1943年5月9日，闻一多要朱自清与他同去登记参加国民党，朱自清以未收到邀请为理由加以拒绝。罗常培已经给了闻一多入党申请书，后来闻未加入国民党，这与朱自清拒绝入党有很大关系。和闻一多逐渐热心政治不同，朱自清显得谨慎。1945年3月6日，访闻一多，说自己不准备在《昆明知识分子宣言》上签名，闻一多当然会失望。再访吴晗，吴对朱自清也很冷淡。此后，朱自清的政治倾向开始发生一些变化。1946年4月14日，闻一多在联大校友会演说，提及自己憎恨母校。朱自清日记记：“梅校长为此震怒，欲将闻一多解聘，余对此表示了反对意见。”

1946年6月13日，即将启程去成都的朱自清与闻一多话别，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一个月以后，7月17日，在成都的朱自清从报纸获悉闻一多遇刺身亡，三子尚未脱离危险。朱自清异常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李公朴街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的安全担心。但未料到对他下手如此之突然，真是什么世道！”20日，朱自清写成《闻一多和中国文学》。在21日联大校友举办的闻一多追悼会上，朱自清以此稿作了讲演。在8月4日上午的北大校友会上，朱自清以幽默的方式强调集体之友谊。在近城园的午餐会上，朱自清作了悼念闻一多的简短演说，当场群起为闻一多家属捐款。8月9日，叶企孙致电，催促朱自清尽快往重庆，参加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筹备会，但机票太难买了。16日，朱自清写了那首悼念闻一多的著名诗作：《你是一团火》。

最初，“狷者”是别人批评朱自清时用的词。余冠英回忆说，清华1930年年刊里他的小传是老师朱自清写的。在今天看来，教授给学生写小传是一件有趣也意思的事。在这篇小传里，朱自清说余冠英是“狷者之流”，“外温热无圭角而内颇有所守”，文章是“理胜于辞”。余冠英看后笑着告诉老师：别人正是这样批评你的。朱自清也笑了，对这样的批评未表示意见，余冠英感觉朱自清似乎默认了。在闻一多、朱自清身后，李广田和冯友兰差不多同时说闻一多是“狂者”，朱自清是“狷者”。李广田是在人生道路层面上说两者的差异：“和闻先生相比，假如闻先生是狂者，那末朱先生就是狷者，然而狷者之中也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之分，朱先生是积极的狷者，是并不止于‘有所不为’而已的，这使他免于成为迂腐的狷者或乡愿式的狷者，这使他成为一般知识分子所最容易追随的前驱，成为一般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李广田是理解闻、朱二位先生的，他说朱先生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的“前驱”和“典型”，也是之于对多数知识分子或一般知识分子的认识的。“狂者”总是少数。冯友兰则是从为人处事的风格上揭示二者的不同：“一多弘大，佩弦精细。一多开阔，佩弦严谨。一多近乎狂，佩弦近乎狷。二位虽不同，但结合在一起，有异曲同工、相得益彰之妙。”

异曲同工，相得益彰——冯友兰确是大手笔。

当蒋梦麟在一次会议上说西南联大是“民主堡垒”时，在场的朱自清认为蒋这样讲话是需要勇气的。确实，如李广田所说：“八年的抗战，对于文化工作者的最显著的影响是‘人’的改造，也就是生活的改造和意识的改造。严肃而认真的朱先生当然也接受了这样的影响。”在抗战胜利之后，当朱自清说闻一多是一团火时，他自己也开始燃烧起来。

清华园里的朱自清并不涉足政治，不妨说他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西安事变”后，朱自清的反应是：张学良兵变，扣押蒋介石，尚无详报，此诚大不幸也。14日又记：“一些激进学生对其同志发出通知，称彼等应努力促进华北大联盟，并称华清池有五万人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而约四十人被蒋的卫兵开枪打死，因此张学良的行动是正当的。”朱自清显然是不赞成“激进学生”观点的。15日，下午清华教授会，通电中央请讨伐张学良，另拟宣言，朱自清负责宣言起草委员会。20日，陈明竹访朱自清，两人谈及国家形势，朱自清感觉陈很左，坦率表示自己站政府一边。21日的国文课上，朱自清发表拥护政府意见。在当天的纪念周活动上，张奚若就“西安事变”发表演说，拥护政府并反对恶化势力，朱自清闻之颇受感动。

联大的教授们在一起也常常议论时局。1939年2月21日，参加蒋梦麟校长的茶会。郑天挺在当日记：“今日师招待校中重要教职员茶会，报告到重庆接洽经费情形。”朱自清日记除了记录经费一事，还述及蒋谈政治与军事形势的话题：“政府趋向于部分改组，但人事调动和职位分配问题困难重重。大家都愿意维持现状。关于军事方面，当局认为日本缺乏兵员，无力再向北向南推进。但他们可能想越过粤汉铁路。不过，委员长很乐观，他认为只要国际委员会出面调解，中日战争可望在一年内结束。”此时的朱自清对共产党似乎知之不多，但他清楚政府不会倾向共产党，因而也担忧政治纷争对时局的影响。1939年6月11日，朱自清和刘新亚午餐时谈起了战争的发展趋势，刘认为战后政府将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向左摆，但不会倾向共产党。朱自清在日记中说他同意刘的这一看法。1941年3月10日记：据昨今日两日报载蒋委员长在参政会再次提出共产党当参政员之条件，实质上不妥协，但口气尚温和；特别未提要剿共军，似乎还没有断绝希望。

在抗战胜利前后，朱自清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1945年5月26日，冯友兰讲述国民党六中全会情况，朱自清等大失所望。朱自清在日记之中写道：“老头子毫无远见，失去声望。彼全然背弃自己之信念，迟早将引起反抗。”10月29日，钱端升来访，请朱自清等在对当前政局申述意见之电报上签名，内容是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朱自清没有犹豫，在电报上签了名。即便如此，朱自清对政治运动还是持谨慎态度。1945年12月1日，“一二·一”运动发生。朱自清12月2日记：“上午开教授会，选出三位代表与学生磋商，并参加下午为死难者举行之追悼会。学生说追悼会后要游行。我们都很紧张。约有二十来位教授参加了追悼会。余未往，但肃穆静坐二小时馀，谴责自我之不良习惯，悲愤不已。”12月9日，联大公祭四位死难者，朱自清到灵堂向死难者致敬。

1946年10月7日朱自清乘坐中研院汽车去白市驿机场，登上从西安飞来的大型客机飞往北平。到了北平上空时，朱自清从机窗下望，久违的北平城还是那样美丽。在北平，一切看上去似乎在循环：10日到清华参加开学典礼，然后访友、读书、写作、备课，编闻一多全集。但此时和此后的北平，此时和此后的清华，已不完全是当年的北平和清华。12月10日在吴晗家共进午餐，吴晗夫妇引用某人的话攻击胡适和傅斯年。20日，访俞平伯，两人长谈，俞平伯说他“已感到时代精神”。12月30日，学生罢课抗议美军搜捕。胃病继续困扰朱自清，日记上有了胃病越来越加重的符号。

所谓“时代精神”也在朱自清身上有所反映。王瑶在1953年悼念自己导师朱自清的文章中，梳理了复员以后朱自清与政治和时局的关系。1947年2月，签名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书；5月，签名呼吁和平宣言。1948年5月，签名抗议国民党北平市委吴铸人谈话内容；6月18日签名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并领取美援面粉宣言；7月9日，签名抗议“七五”枪杀东北学生事件；7月23日抱病参加座谈会，讨论“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如王瑶所说，朱自清对政治的态度“显然是更激进”了。另外的细节，又显示了朱自清激进之外的一面。1948年的6月，朱自清签名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后，季镇淮在荷塘边遇见先生。朱自清说，我已经签名拒绝领取美国面粉了，你们很困难，比不得我们，不要因为我不领受影响。三十年后，季镇淮想起这样的场景。

在朱自清去世后，他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教时的学生冯雪峰写下了悼念老师的文章《悼朱自清先生》。冯雪峰在诗人、散文家、批评家和教育家、青年的领导者（也许称导师更合适）之外，给朱自清另外一个身份：民主运动的诚实的参加者。冯雪峰确定朱自清是“民主战士”，但意识到“论到作为一个民主战士的他，我们好像还不能列举他许多值得列举的战绩似的”，这样的表述无疑是以闻一多的“战绩”为参照的。也许，最了解朱自清的还是他的学生吴组缃。他在悼念先生的文章中说：“我要指明的是他不是那等大才磅礴的人，他也不像那等人们心目中的所谓大师。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见《背影·序》）是的，他的为人，他的作品，在默示我们，他毫无什么了不得之处。你甚至会觉得他渺小，世俗。但是他虔敬不苟，诚恳无伪。他一点一滴地做，踏踏实实地做，用了全副力量，不断地前进，不肯懈怠一点。也许做错了，他会改正的；也许力量小了，他会努力的。说他‘老好’也罢，“随和”也罢，他可一直忠于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一直忠于社会与时代。”吴组缃说得好，朱自清“把牢了大处”。

后来对朱自清的评价存在着一个“吴晗视角”。在这个视角中，朱自清的思想历程是：二十年代，他对政治采取回避态度，经常弄不清是非，逃避不了的时候，有时站到错误的、反动的方面去；西南联大民主运动以后，除了个别例外，他总是婉拒参加运动，立场自处中间路线，是民主个人主义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残酷迫害教育了他，他不能不走到他们的反面；他从“死路”里走出来，走到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来了，他的体力虽然更加衰老，但思想、精神、感情却更加年轻了；他晚年的政治活动，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吴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观察、分析朱自清的视角和方法一直影响我们对朱自清的研究。

1948年8月13日，朱自清火葬之后，李广田从北平城外广济寺冒雨回到清华园，他陪朱先生的儿子回到先生的寓所。李广田看见朱自清的草帽和手杖还挂在他过道的墙上，他疑心朱先生尚未离开他的书房，于是走进书房，看见书案玻璃下压着的两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李广田感叹，这“无限好”的黄昏倏尔而逝，突然降临的黑夜就把一切给淹没了。

在8月19日深夜的清华园，李广田写下了《最完整的人格》这篇哀念朱自清的文字。李广田或许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思考了太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他之后还有许多人在思考，“假如中国真正‘胜利’过，假如中国没有内战也没有‘戡乱’，假如中国已经民主，已经和平，假如朱先生生活得好，生活得如意，他何至于这样地死去。假如朱先生体力好，假如朱先生能够得到天寿，朱先生对于新文学、新文化、新社会的贡献将是无限的，这由他过去的成绩可以证明，由他近年的转变与进步更可以证明。朱先生在过去尽了他的力，在今天也尽了他的力，如果他活到将来，在新的社会中，将更有他的大用。”

这些问题也许可以称为“李广田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