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们无法直接感受到时间，而必须要参照依次发生的事情或头脑中闪过的想法来证明时间的存在一样，我们同样也无法认识到一个人的思维，而只能依靠对这思想的每一个观点的回溯，才能侧面的认识到一种思想。更困难的是，就连观点也不是随意就能被认知的，必须要在现实事件这面镜子前，才能照出一种观点，而这观点并不是指向事件的，而是反射回观点者自身的思想的。
就像那个通俗的举例，对于半杯水，有人看到了至少还有的一半，有人则看到了已经丢失的那另一半。亦如在对于某一个国家疫情的观点中，有人说这是遭受自然不可抗力的不幸，也有人说这其中体现了一种“不正义”，在不可抗力之中，贫困的人由于社会的不公而承受了更多的苦难。
不幸与不正义，在略有相似的含义背后，实则表达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个是天灾，一个是人祸。但如果从这两个观点回到表达者的思想的话，可能会看到更多的不同，甚至可以翻出人类社会文明加速的主要进程，这一切，要从一次震动西方的大地震开始。
里斯本大地震 对不幸与不义的初次深刻思考
1755年11月1日，当时欧洲最富有的海港，葡萄牙的里斯本沉浸在对万圣节庆祝的准备中。而距离里斯本大约100公里的大西洋海底，酝酿着一股力量，在上午9时40分彻底释放，先是地动山摇，随后将近30米高的海啸直奔港口而来。距离里斯本200公里之内的人们都能感受到这股力量的狂怒，英、德、法三国海岸带均受其害。以当今的视角来看，里斯本大地震震级高达8.9级，是人类史上破坏性最大和死伤人数最多的地震之一，里斯本失去了1/4的人口，一半的城市被夷为平地，除此之外地震在西班牙西南部和摩洛哥也夺去了上万人的生命。
时隔两百多年之后，当时人们的悲痛早已消散在历史之中，这场大地震，除了几乎毁掉一座城市以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里斯本之外，还意外地留下了一些副产品，这些副产品甚至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说更加有价值，以至于有一些学者，将1755年作为现代世界的开端。
经历了大航海时代的里斯本，是当时的世界城市，一如当今的纽约、上海一般。这场大地震，也成为了当时西方世界的全民事件。就像今天发生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之后，各大媒体、各个意见领袖会纷纷发表言论一样。里斯本大地震之后，当时欧洲文明世界中的那些大咖们，从伏尔泰、卢梭到康德，纷纷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他们都在反思一件事情——
在这个宗教的节日里，在人们争相表达自己的虔诚的时候，正义且仁慈的上帝，为什么会不加以区分的摧毁了他的信徒们？
那个一直都很反感“无论何者，皆为正确”（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伏尔泰率先发声，写下《里斯本的灾难》，“如果你看到这些事实，这恐怖的景象，你会认为他们的死是罪有应得吗？那被抱在母亲的胸前、流着血的婴儿，你能说他们有什么罪过吗？难道在这坍塌的里斯本，你能找到比花天酒地的巴黎更多的罪孽？比起崇尚奢靡的伦敦，里斯本的放荡岂敢媲美？但大地吞噬了里斯本，法兰西的轻狂儿女们，还延续着无度的宴饮，跳着疯狂的舞蹈。”
卢梭对伏尔泰这种对上帝的抱怨表示出了反感，一方面他认为伏尔泰的说法剥夺了穷苦之人最后的希望，亦即对善良的神明与死后之生活的信仰；另一方面，卢梭也指出，这场地震之所以是一场灾难，更多是人为所犯下的错误。在后来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卢梭宣称，肯定是某种诸如此类的大灾难促使我们从自然之安适中走出来，进入了人为的且永远带有伤害性的社会性存在。
相比当时早已大名鼎鼎的伏尔泰和卢梭，康德那时候还是不过是一个年轻讲师，他在地震之后发表了一些科普的内容，让人们了解地震的本质。而差不多60年后，歌德也回忆起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这场地震给他思想带来的困扰。
从伏尔泰到卢梭、康德，虽然力度不同，但实际上他们的观点都指向了同一个时刻，也就是韦伯所说的“祛魅”，把神圣的观念从世俗的生活中驱逐出去，自从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人们在这一刻才真正的失去了上帝的庇护，失去了“乐园”。
对上帝正义之心的质疑，让这个无所不能的存在，在这个星球的世俗事物中退场了，上帝对个人的苦难、对世界性的灾难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上帝”也变成了逃避责任的犬儒主义借口，至此，人类走出了神圣的庇护，真正的对自己负责，真正用理性、用行为对所遭受的一切提供解释，而不再把一切归咎为坏运气、命运和上帝。
德伯家的苔丝 身为女人是不幸的吗？
在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被描写成了一个“纯粹的女人”，这可并不是什么称赞的话语。有个男人诱奸了她，他们的孩子死了。第二个男人娶了她，但得知她的过去之后抛弃了她。当诱奸者再次毁掉她的幸福的时候，她杀死了那个男人。最后她因为这一罪行被处以绞刑。
从这样的故事情节中，我们可以理解“纯粹的女人”，意味着苔丝仅仅就是个女人，他的命运完全被性别决定了，这甚至是一个自然的诅咒。正统犹太教徒，会在每天清晨，感谢上帝没把他们造成女人。实际上，这些都说出了压在女性头上的文化“诅咒”，身为女人，就是被生育功能所限制，成为自然之中的弱者么？
虽然里斯本大地震开启了人们对神圣庇护的放弃和对自身能力的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就一切都风平浪静。就像这个延续了百年的偏见——从自然的角度，女人就是女人，但从社会的角度，作为女人变成了一种不幸，本质上这不幸是一种不正义。
“不幸”往往是人在面临灾难时候的一种思考，特别是这灾难是不可抗的，人们就会放弃对责任的追究，因为无论怎么追究，最后都归结到命运、上帝身上，好吧，“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承受的痛苦，也只能用一个不幸来带过。
而“不正义”，则是除了天灾之外的人祸，当灾难有加害者，有施暴方的时候，人们就可以在这个事件中找到真正的责任人，并用“不正义”为他们的行为命名。特别的，这种不正义往往会激起更多人的感同身受，在发现他人遭受不正义的时候，人们会产生一种共情心理，仿佛自己也遭受了不公正待遇。
回过头来看，营造出身为女性就不幸的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不正义的。而很多人还经常以“这世界本来就不公平”为借口，试图将不幸背后的不正义掩盖，使其光明正大的成为一种定论。
不正义大多是对公平的破坏，是在歧视、偏见下的一些行为，这些行为造成了相对的剥夺感，即用一些欺骗性的手段，剥夺了某些人的权力。
如果同样是去吃饭，有的人享受了折扣，有的人没享受，那这就带有歧视性，那些没有获得折扣的人就有一种相对的剥夺感，相对那些有折扣的人，他们的权力被相对的剥夺了。那么如果商家有很好的理由，比如享受的人是老客户，没有享受的是新客户，就可以解释的过去，否则那种随机的“歧视”，就会被认为是一种不正义的行为。
所以在那些长久以来一直存在歧视的领域，比如性别、种族、职业等等，最终都是不正义在作祟。但大多数时候，人们却用“不幸”来模糊这种不正义，以至于受到歧视的人也同样被麻痹，放弃了对责任人的追讨，而最终对现状默认。
人只因承担责任才是自由的
卡夫卡曾经说，“人只因承担责任才是自由的，这才是生活的真谛。”而萨特也说过，如果存在主义有核心的话，那么就应该是“ 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不幸和不义，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责任上面。
在传统的哲学中，有一个被公认的原则——万事有因，而在这原因不断向上追溯的过程中，在整个因果链的尽头，宗教认为那是上帝，是一切的源初，上帝是因，那么上帝就要对一切负责。而尼采说，上帝死了，现代思想诸如存在主义就认为，人是原因，人也要肩负起这个原因的责任。
当启蒙将上帝逐出世俗世界之后，人实际上被迫走入到一个困难的境地，也就是自己即是自己的原因，也是自己的结果。在享受自己生活的同时，也要承担这种享受背后的责任。从此，“不幸”，这个能让人略有宽慰的借口在世界上消失了。
所有我们口中的“不幸”，最终都是一个个的不正义，教育的不幸，婚姻的不幸，工作的不幸等等，这些不幸只不过是一种不正义的代名词或隐身法。像卢梭所说，人被迫从自然状态中走出，从此就进入了一个无奈的社会关系之中，也从此无法再逃离。
就像宗教能找到一个上帝一样，一切社会层面的不正义，都能归结到一种“原初正义”上，这个就像上帝有很多名字一样，“原初正义”在世俗世界也有很多名称，比如分配制度、所有制等等。分配的不正义，几乎是大多数不正义的起源，也是大多数不正义的归宿。
也许有的人会认为，自己跟不正义挂不上钩。但很多时候，人们往往会陷入“消极的不正义”而不自知。对不正义行为的漠视，对他人不正义遭遇的毫无反应，实际上是大多数人在一种麻木的社会生活中，丧失追究责任的想法和能力的体现。
当然，这并不是大多数人的主观意向，施加不正义的人往往会制造一些假象，让不正义变成不幸，导致旁观者无法分辨，最终完成了施加不正义的人与消极不正义的人的合谋。就像疫情之中，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不幸”，而所有的行为都归结为“正义”，最后“正义”战胜了“不幸”，只有功劳，而没有责任。
面对“不正义”，人可以报复，但面对“不幸”，人只能默默承受。以不幸作为借口，就让一切责任化为空气，让一切能够修正、改良甚至进步的拳头都挥空。里斯本大地震之后的几百年里，人们摆脱了“不幸”的困扰，真正的肩负起人之为人的责任，才有了现代世界的车水马龙、繁花似锦。但“不幸”依然没有在这个世界死去，那些试图利用它的人，总是在不断招魂，让不幸蒙蔽人们的双眼，将人忘记可以承担的责任，甚至忘记承担责任这一种能力。
不幸与不义，就是现实镜子，反射回的光，照出每个人的思想，以及作为人的一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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