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界有一个不成文的有趣规律：新玩家的运气往往会比较好，想要啥来啥，做啥啥成，大有成“欧皇”的势头。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政治场的“新玩家”希特勒的运气就很好。原本一场足够判他政治生涯死刑的啤酒馆政变，非但没有“被封号”，反而成了改变其政治生涯的敲门砖。这一切要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说起。
那会儿的德国掀起了一场“全民健身”运动，如果你穿遇到当时的德国街头，便会看到许多人背着大袋子甚至拉着车在马路上狂奔。不过说来尴尬，德国人并非为了健身自强以帮助国家咸鱼翻身，而是当时的德国经济已经崩得实在是不能再崩了，货币的购买力一天几个价，随便买两瓶牛奶就要花成百上千亿。
有些人工资比较高，普通小车装不下，那会儿也没在线支付，无奈之下只能租辆货车去领工资。结果车一边跑，成捆的票子就往下掉，开车的也懒得管，直奔商店买粮食和日用品——停车捡钱浪费的时间里，这一车钱购买力的跌幅都可能远远超过丢掉的。大人看到小孩拿着剪刀剪东西，紧张得不得了，赶紧跑过去一瞧：吓死劳资了，幸好剪的是票子。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迎来了一段黄金发展期。1923年那会儿，纳粹党已扩充到3万余人，虽然其膨胀速度引人注目，但论政治资本和影响力，当时的纳粹党仍充其量是个地方党派，许多传统政客根本就把他们当成一群古惑仔，觉得他们小打小闹成不了大气候。
话说回来，魏玛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公信力不行，镇不住场子，底下人就开始有想法了。况且奉行了几个世纪军国主义的德国，遍地都是贵族、军功派和保守派，眼下没了君主搞共和，还搞得这么糟糕，不折腾一手怎么行？于是，小山头想着从中捞一笔，大佬们则干脆决定玩到底。这其中就包括仅次于普鲁士的第二大地方政权巴伐利亚。
当时的巴伐利亚战略意图很清晰：借着自家人多地盘大，先想办法搞独立，高举“伟光正”大旗博得民众和其他地方政权支持，再倒逼柏林中央政府屈服，来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巴伐利亚之所以敢横，有破产版“三巨头”——州一把手老牌政客冯·卡尔、警察头头冯·赛瑟尔上校和州国防军老大冯·洛索。卡尔精通权谋，后二人又是死硬的保守派，同时，在利益的维系下，三人组成了牢固的政治同盟。
铁了心的要反他X的，巴伐利亚跟柏林的关系闹得很僵。那会儿，渐渐得势的希特勒稍微有些膨胀，借着兴头到处大嘴巴。有些话说得可能太激进了，柏林忍无可忍，要求巴伐利亚州政府给这个年轻人点儿颜色看看，让他见识见识社会的残酷。不料，巴伐利亚三巨头巴不得希特勒们把局面搅乱呢，干脆直接拒绝作出制裁，紧接着，中央政府的免职令就来了。然而前者根本就不理会这一套——大伙白天被免职，晚上酒桌上自罚三杯，哈哈一笑过后就跟没事儿人一样。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卡尔等人同纳粹党并非政治盟友关系，相反，两者间的关系还很糟糕，这一点从三巨头的名字不难看出。三位大佬名字里都有“冯”字，带这个字的德国人十有五六非富即贵；卡尔、赛瑟尔和洛索都是德国上流社会人士，本身就看不起一群屌丝凑起来的纳粹党。其次，前者强调搞权谋，通过玩弄政治手段一步步实现目的；纳粹党则主张搞武装运动。在卡尔等人眼里，这是啥行为？抄着棍子跑到大街上搞事，这不就是流氓打架嘛！另外，纳粹党迅速膨胀的声望和影响力也引起了巴伐利亚集团的警惕，总而言之，卡尔等人对纳粹是既想利用又瞧不起、某些方面认同却又十分防备，两路人根本就走不到一块去。
时间来到1923年11月，德国正勒紧裤腰带还债呢，法国就伙同小弟比利时，跟高利贷催收似的找上了门，一口气把鲁尔工业区给强占了，史称“鲁尔危机”。对德国来说，鲁尔区就是命根子，你把我命根子给抢了我还不跟你拼命？然而令德国民众失望的是，魏玛共和国政权并没有作出强有力的抗议措施，几乎是逆来顺受。这直接引爆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情绪，工人罢工农民罢农，原本羸弱的德国变得更加岌岌可危。在这种背景下，巴伐利亚集团觉得机会差不多了，于是在11月8日晚，在州政府的邀请下，全国名流齐聚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参加一场以“爱国主义”为名的政治集会。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喧宾夺主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同伙们并非不速之客，相反，虽然傲慢的德国政客和勋贵们根本瞧不起对方，但他们还是礼节性地给希特勒发去了邀请函。集会上，冯·卡尔热情澎湃的演讲只持续了约20分钟，举着手枪的希特勒就在一众手下的簇拥下闯入会场，宣布啤酒馆已被600多名冲锋队员占领，各处政权均被控制并推翻，冲锋队正在源源不断向柏林进军，国防军和警察都已经倒戈了。希特勒表示：劳资手枪里就4发子弹，你们要是敢乱动，一发留给我自己，剩下的都是你们的。别想玩花招，否则一个都别想活着出去。
这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啤酒馆政变”，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想必无需赘述。眼看希特勒伙同一群屌丝控制了局势，现场两三千位有头有脸的德国名流被迫听命，卡尔一度十分气愤。他气呼呼地指责希特勒：我把你当个角儿，好心给你发邀请函，结果你就这么报答我，跑到我的主场来打手枪？然而，卡尔这番挣扎也不过是用最牛的语气说最怂的话，虽然后来大家忍无可忍，要求拼死一搏，但巴伐利亚三巨头仍闷着头一言不发，任由宰割。
最搞笑的莫过于德国一代军神埃里希·冯·鲁登道夫上将的出场。希特勒很清楚，想要做大事，靠自己的名头是不够的，必须要立一个足够光亮的牌坊。在所有可供挑选的角色中，鲁登道夫在德国国内的威望最高，也最合适。虽然鲁登道夫对“奥地利下士”及其喽啰近乎要挟的把持十分不爽，但出于军人的傲气和荣誉感，他也想终结懦弱的魏玛共和国政权，同时也算是试一试自己在国内的威望究竟有多少“干货”。
更要命的是，鲁登道夫在政治方面实在是蠢得不行：他居然轻信了三巨头的承诺，将三人放虎归山，这直接埋下了啤酒罐政变失败的祸根。后来在搞“和平进军”时，鲁登道夫身先士卒，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想效仿当年的拿破仑，以压倒式的个人威望直接使整座城市屈服。然而尴尬的是，前来镇压的巴伐利亚军警中有好多人根本就不认识队伍中的老头，急不可耐地放了枪。第一枪打响后，整个进军队伍就开始崩溃，根据文献描述：希特勒本来还想抵抗一下，结果，他糊里糊涂地就被手下人按倒，然后趁着混乱的局面糊里糊涂地就被推离现场了。
其实，这场暴动可以被称为一个乌龙。这个乌龙是双重的：冲突双方有着近乎相同的利益和政治追求，甚至在某些行为上也高度配合，却互为死敌；表面上看，希特勒和他的同僚输得很惨，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如果算上它的后续，他们非但没有失败，反而意外地大获全胜。
暴动给德国当局直接对纳粹下手的机会，纳粹主要头目纷纷被缉拿归案，分别获得了不同的刑罚。然而正是在法庭上，希特勒大秀演讲才华，以极具震慑力和蛊惑力的自我辩驳吸引了整个德国的注意。虽然他获得了5年监禁，但纳粹党的名声非但没受影响，反而迎来了新一轮的急速膨胀，从一个地方性的小政治团体直接转向了全国。同时，正是在狱中，希特勒写就了自己的“著作”《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也就是后来的《我的奋斗》，他在其中阐明了自己“宏伟远大”的政治构想，把要做的好事和坏事全都写了下来。如此嚣张、桀骜和大尺度的做法更是吸引（或者说骗取）了更多德国人的认同，9个月后，当希特勒离开监狱时，德国未来20年命运的走向已愈发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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