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界网站

内源性通货膨胀本质是一种经济增长现象

凯恩斯经济学将通胀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胀两种，货币学派则将通胀统统看作是一种货币现象。我认为这两个学派对通胀的解释都不好。

我将通货膨胀分为“内源性通胀”和“外源性通胀”两种。“内源性通胀”是指因经济内部自身因素引起的通胀，本质是一种经济增长现象。内源性通胀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正常经济增长引起的通胀，一种是由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胀。通缩则相反，通缩是经济衰退的结果。

经济正常增长引起的通胀，我称之为“劳动生产率通胀”，所谓经济正常增长是企业产能正常扩张能力之的经济增长。经济过热是指就业饱和之后或企业产能达到极限后的增长。经济过热造成的通胀是需求过度，供给不足造成的。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 以“就业饱和”为界线，将经济分为“就业饱和”和“就业不饱和”两种状态。市场就业不饱和时，扩大社会需求不会引起通胀，市场就业饱和之后，扩大社会需求会引起通胀。

我与凯恩斯不同，我为经济增加两个阶段，分别是“企业未达到产能极限”的阶段和“企业达到产能极限”的阶段。政府投资引起的经济需求如果超出了产业产能极限，就会引起通胀。企业产能极限一般出现在“生产资料”市场，因为“生活资料”市场的产能扩张很快，“生产资料”市场的产能扩张则比较慢，最常见的就是石油、钢铁、农业几个市场，生产周期都很长，不容易扩大产能。

凯恩斯的经济划分非常具有“洞见”，但是还是存在一种状态，即“就业不饱和，但是社会总需求已经超出了企业产能极限”的阶段，这时仍然会出现通胀。因此增加一个“企业扩张极限”作为划分经济阶段的标准更科学。

当然“就业”也是“企业扩张能力”的一种，如果“就业饱和”出现在“企业扩张能力达到极限”之前，那“就业饱和”就是界线。如果“产业扩张能力达到极限”出现在“就业饱和”之前，那“产业扩张能力极限”就是界线。

因此宏观经济会有四种状态，第一种是，既没有达到”就业饱和”，也没有达到“企业产能极限”的市场状态，第二种是市场已经达到“就业饱和”，但还没有达到“企业产能极限”的状态，第三种“就业还没饱和”，但是已经到达“企业产能极限”的状态，第四种是既达到了“就业饱和”，又达到了“企业产能极限”的状态。

不管是先达到了“就业饱和”，还是先达到了“企业产能极限”，都不能再扩大市场需求，不然就会引发通胀。超出产能极限，或是就业饱和之后的经济增长就是“过热增长”。中国在2007年的“经济过热”就是典型的超出“产能极限”型的过热，当时引发了国际大宗商品的过热。中国在2010年的经济过热就是“就业饱和”型的过热，当时主要表现为“民工荒”。

当然无论哪种“经济过热”都是中国经济独有的情况，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很慢，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未来能否再现“经济过热”，也很难说。

“外源性通胀”是由经济外部因素导致的通胀，比如自然灾害、资源短缺、内部货币超发、外国货币外溢等非经济自身因素导致的通胀。 这些因素导致的通胀与经济增长无关。

我们也可以将内源性通胀称为“经济增长性通胀”，外源性通胀称为“非经济增长性通胀”。内源性的由经济增长引起的通胀是通常情况，几乎年年都会面临。外源性通胀属于例外情况，算是特例，只是偶然情况下才会出现。

如果要与传统通胀理论进行“话语对接”的话，在内源性通胀中，由正常经济增长引起的通胀属于“成本推动型”的通胀，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胀，属于“需求拉动型”的通胀。但我不主张用“供给”、“需求”这些词汇，因为这都是直接原因，不是根本原因。我主张用“正常经济增长引发的“劳动生产率通胀”和“经济过热通胀”两个提法。因为这样的概念更能揭示通胀的本质。

“外源性通胀”不能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治理，需要运用产业的政策治理，比如在中国，通胀周期一般称为“猪周期”，也就是中国通胀跟“猪肉价格”高度相关。对于“猪肉价格”引起的通胀需要通过产业政策鼓励生猪养殖，放宽养猪用地要求，放宽养猪行业的环保限制等。

另外由粮食价格、房地产价格引发的通胀也应该用产业政策解决，中国近年实行的敏感地区房地产“限购”、“房住不炒”政策都极大的缓解了来自房地产价格的通胀。

同样，自然资源短缺引起的通胀同样也是，比如中国存在石油短缺，我们可以通发展过风能，太阳能加以替代。美国的页岩气产业的崛起，也极大了降低了美国的能源价格。

对于货币外溢引发的通胀，中国可以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建立“蓄水池”等。这种做法由当时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舆论界将其称为“小川池子”。

国内故意货币超发，几乎是很少发生的事情，只有在战争或国家陷入极大困境时才出现。美国”滞涨“也有货币超发的因素，但当时也并非故意，而且因为错误运用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导致的。

总之，治理“外源性通胀”，产业政策是根本。目前经济学中很少提到产业政策治理通胀，但这个短板，必须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