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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上海法治报 作者 | 陈友敏
入狱26年，被羁押9778天。2020年8月4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张玉环无罪。
作为迄今为止被羁押时间最久的伸冤人，他在26年前遭受的刑讯逼供还能追诉吗？
8月7日，“B站法考第一网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在其哔哩哔哩账号“罗翔说刑法”上分享了他的看法。
哔哩哔哩账号“罗翔说刑法”
罗翔在哔哩哔哩网站开课谈张玉环案，网友称“罗老师也生气了……”
三次被判死缓
1993年10月24日，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6岁的张磊和4岁的张翔（均为化名）失踪，次日两男童尸体在水库被发现。
同年10月27日，时年26岁的张玉环被认定为涉案嫌疑人，被警方收容调查。
在张玉环被带走后的11月3日和11月4日，他作出了全案仅有的两份有罪供述。在第一次开庭时，张玉环还辩称冤枉，说是公安机关屈打成招。
1995年1月，南昌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玉环死刑缓期2年执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审判中居然没有律师为张玉环辩护。按照法律规定，被判死刑的被告人一定要有律师，如果没有请律师需要指定律师。
张玉环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同年3月，江西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该案发回重审。
2001年11月7日，南昌中院重审后，认定这个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仍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玉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审判现场（江西高院供图）
张玉环再次上诉，2001年11月28日，江西省高院作出终审裁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终审判决后，张玉环被送往监狱服刑，期间他持续申诉，坚称自己无罪。
回家后的张玉环和母亲张炳莲在一起。
改判无罪，
能否追诉刑讯逼供？
2019年3月，江西高院决定对张玉环案启动再审。2020年7月9日，该案再审在江西高院开庭，法庭上，检方与辩方均建议法院改判张玉环无罪。8月4日，江西省高院对张玉环案再审宣判，最终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张玉环无罪。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玉环声称自己被逼问了六天六夜，甚至还被司法人员放狼狗撕咬，张玉环希望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如果刑讯逼供的事实成立，这种犯罪还会被追究吗？
事实上，在不少案件中，即便认定刑讯逼供的存在，司法机关都会因为刑讯逼供已过追诉时效而不再追诉。
在罗翔看来，这种做法并不一定符合法律的规定。
根据《刑法》第247条的规定：刑讯逼供的基准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如果出现致人伤残死亡的特殊情况，则应以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罪从重处罚。在没有特殊情况的前提下，刑讯逼供的追诉时效是五年。
但是，《刑法》第88条规定了一种特殊的追诉时效制度——追诉时效的延长。追诉时效的延长，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后逃避侦查审判的，不受追诉时效限制；另一种，则是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绝大多数申诉案件中存在的刑讯逼供，都可能适用第二种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因为在1997年修订《刑法》之前，民众告状无门的现象非常突出，所以修订后的《刑法》规定追诉时效延长的制度，本来就是为了维护当事人时效利益，对损害自己利益的犯罪进行追诉。”
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是1997年《刑法》规定的，那么对于1997年之前的行为，这种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是否适用呢？在张玉环这个案件中，如果刑讯逼供成立的话，这是1997年之前的刑讯逼供，那么能否再适用《刑法》第88条第二款呢？
罗翔表示这个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议。
1997年《刑法》制定之后，当年最高人民法院就通过了《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解释》规定：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对之前的行为没有溯及力。
2014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又做出了《对刑事追诉期限制度有关规定如何理解适用的答复意见》（下称《意见》）。《意见》中明确指出：对1997年之前发生的行为，被害人及其家属在1997年后刑法规定的时效内提出控告，应当适用《刑法》第88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也就是说这个追诉时效延长的制度，对于97年之前的行为也是有溯及力的。
司法机关的《解释》是从旧原则，立法机关的《意见》则是从新原则，二者存在明显的分歧。
罗翔认为2014年的《意见》的规定更为恰当，新的解释本就应该优于旧的解释，更何况是立法机关出台的意见。
“追诉时效主要是一种程序性规定，按照新的程序性规定是合理的，更何况罪刑法定的精神就在于限制国家的权力。追诉时效延长制度本身，就是为了防止公权力踢皮球。它本身就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约束，所以从这个精神出发，我觉得这个规定也是可以溯及既往的。”罗翔说。
张玉环和家人团聚
刑讯逼供是否可以接受？
统计数据显示，相当一部分刑讯逼供是不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反而会使得案件高效的推进。如果刑讯逼供，不会导致冤假错案，那么刑讯逼供是否就可以接受呢？
对此，罗翔的态度是否定的。在他看来对刑讯逼供的禁止不仅仅是因为它会导致冤假错案，最重要的是因为它在程序上是不正义的。人类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的司法制度只能寻找有限的正义。这种有限的正义之所以能够为人所尊重，就是因为它是通过正当程序所达致的正义。如果无视程序规则，追求实体正义，也许在某个个案中会实现正义，但却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每一个无辜的公民，都有可能会成为刑法惩罚的对象。
马丁路德金说过：手段代表着正在形成中的正义和正在实现中的理想，人无法通过不正义的手段去实现正义的目标。因为手段是种子，而目的是树，刑讯逼供无疑是有毒的种子，从那里长不出正义的大树。
理论普遍认为对付刑讯逼供最有效的武器就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采取刑讯逼供方法所收集的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由此所确立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防范刑讯逼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很多地方对于刑讯逼供都很少处理，因为刑讯逼供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人员更少。
罗翔指出“非法证据的排除依然还是比较艰难的，这需要观念的更新。不少司法人员依然认为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只是工作简单粗暴，动机依然是好的。但是往往是那些善良的愿望，把人们带向了人间地狱。本着真诚的动机，无视程序规则去打击犯罪，最终会让法治精神彻彻底底丧失。一旦规则被破坏，想要再次树立对规则的尊重，就难于登天。这也就是培根为什么会说‘一次犯罪，不过是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却污染了水源。’”
“希望我们的司法人员能够真正地转变观念，尊重程序正义，自觉地远离刑讯逼供同时也能对刑讯逼供重拳出击。只有正本清源，方能保证司法源头的清澈，希望张玉环这个个案能够得到慎重的处理，也希望与张玉环类似的冤案不会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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