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胡适，我想也许大家都不陌生，他是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1891年12月27日，胡适出生在徽州绩溪。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提倡的白话文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还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是二十世纪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思想家。
胡适跌宕起伏的一生，“横看成岭侧成峰”，为家事忙，为情事忙，也为国家忙，始终在岁月的年轮中旋转。作为性情中人，胡适宽大为怀；作为书生大使，胡适酷爱自由。宽容与自由是胡适生命中的两大主要旋律，贯穿终生，造就了一个多面的胡适，如一面多棱镜矗立在世人面前。
胡适先生先后参与创办过《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同人刊物，却始终没有解决好相对独立的资本动作与相对独立的言论立场的两难悖论。办一个像美国的《新共和》那样货真价实的同人刊物，也就成了胡适一生当中最为纠结的未遂梦想。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波澜壮阔。特别是世纪初实验主义的呼声，在世纪末才在一个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得到回应。这对胡适来说，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给予，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化参与。胡适的人生之旅可以用年代来衡量，但他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则应是用世纪来审度的。
作为“一个不自由的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曾正视自己从事学术研究是正途，而谈政治是歧路。在历史的长河中，政治是暂时的，文化却是永恒。他留下的遗产，的确很难用政治与学术划为不相容的两极。
胡适的故乡——徽州绩溪，曾是几度辉煌，几度暗淡，而后又再度展示出她的文化风光。而这恰是因为胡适。“五四”前后，三位文化名人曾在撰述中因胡适而提及绩溪，使这个当时鲜为人知的小县因胡适而辉煌。
徽商是徽州文化最为凸现的部分。在胡适身上，有徽商的精明，勤奋，有“徽州学派”的求是精神。在现实生活中，胡适的确有许多商界朋友，大至银行家，小到烤烧饼的小贩。我认为他们之间的“灵犀”便是因为胡适身上有着相应的徽州文化精神。乃至他的文化论敌在攻击、批判他时，也拿对“商人”的贬意去诋毁他，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共产党的胜利说成是胡适用了“徽州人做生意的手段”导致的，把国民党在大陆政治的失败归罪于胡适的文化革命——摧毁传统文化，让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钻了空子。
蔡元培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中说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章士钊在《评新文化运动》中说中国青年“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中先后称道“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
在胡适心中，父亲是伟大的。胡适的父亲胡传是晚清的抗日英雄，大丈夫战死沙场。其实，他是晚清腐败政治的牺牲品。胡适的父亲有志为学，因此未走上茶商之路。他曾就读于上海的龙门书院，从经师刘熙载钻研经学。他本人受朱子“新儒学”的影响颇深，但同时又不满“新儒学”后继任于玄理的空泛之风，故后转向“道光显学”——地理学，并因此步入仕途。
1893年，胡传到台湾任台东直隶州知州，兼驻军统领。1895年5月，日军侵占台湾。胡传是抗日的主战派，因此他率军奋力抵抗。但这一行为却是违背清廷命令的。8月28日，胡传兵败后退回大陆，死于厦门。
一生正直、廉洁、誓与台岛共存亡的爱国将领，就这样被清廷将他与孤岛一起遗弃了。他留给胡适的，只是一个伤心的故事和带有遗传基因的富于开拓的热情，吃苦耐劳的毅力，坚韧不拔的求实精神以及一张好好读书的遗嘱；宝岛台湾留给这位知州少爷的也不过是一个陌生的，为一些他还不知道的规律支配的世界的模糊意向。穷其作为学者的个人历史，台岛只不过是他“识字的发祥地”。而这一切对成名后的胡适倒确实是一段引以为荣的经历，并成了他与台岛感情联系的纽带，使他由儿时随父不足两年的台岛生活而自称是“半个台湾人”，并于1962年2月24日，一杯在手，含笑离世，葬身于台湾。
胡适心中乡贤戴震是“清学”的高峰。他为戴震写传，讨论他的思想、学术。他与戴震的关系有更深层的心理上的交合，即胡适的“损失认同”——胡适的父亲因喜爱地理学而走上仕途，但地理学却又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胡适后半生热衷地理学历史上的《水经注》校本案20年，一方面是动乡情、正谊之气为乡贤戴震辩诬；另一方面便是他的“损失认同”的心理在作怪，是一种在感情上“寻找父亲”的行为。
以至于胡适最后也在台湾死去，是不是也由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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