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政府需协调5G发展生态|中国工程院院士|运营商|通信|通信技术|邬贺铨

自2019年中国正式解锁了5G商用，5G成为“网红”。进入2020年，5G建设潮不断涌来，各大城市纷纷部署落地5G基站。据广州市工信局统计，截至7月8日，广州已建成2.5万个5G基站。到2022年，广州将累计建成5G基站8万座。

近日正式印发的《广州市加快推进数字新基建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更是明确提出，广州要成为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的全国首批5G商用试点城市和综合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在这场5G竞赛中，中国如何稳固占据“领跑者”位置？在众多城市之中，广州又何以突出重围？近日，南都记者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邬贺铨。资料图，南都记者梁炜培摄

我国在芯片生产加工技术上存在差距

南都：您怎么看我国通信技术的发展水平？

邬贺铨：实际上从3G开始，中国就已经在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上有了突破。4G的时候，中国已经发展了自己的移动通信产业，基本上达到和世界先进国家同步的水平。进入5G时代，中国无论是在标准方面，还是专利方面，又或是产业方面都走在了全球的前面。

南都：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5G技术、5G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已处于世界领先位置？

邬贺铨：从整个系统技术而言，我国的5G技术确实走在世界前面，尤其在芯片设计技术上面一点都不落后，甚至是领先的。但也应该看到，5G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技术体系，我国在基础的芯片生产加工技术上，还是差得比较远。而且，在移动通信手机的操作系统方面，国产的操作系统还没有什么市场地位，所以在一些核心的、基础的技术上我们还是存在差距的。

南都：您提到的芯片技术正是一直被热议的“卡脖子”问题，差距在哪儿？

邬贺铨：中国的公司制作出的芯片是14纳米水平的，但国外已经是5纳米的水平，而5G的终端将来还是需要运用5纳米技术。从目前全球来讲，只有少数国家能够生产5纳米芯片的光刻机。这个技术实际上是工业技术、精密加工和精细化工技术的最集中的表现之一，虽然中国也能做这些化工材料，但在很多化工材料的纯度方面，我们还存在很大差距，比如我们目前只能做到99.99%的纯度，但芯片加工可能要求99.9999%的纯度。

建5G基站要按需求、按步骤

南都：有观点认为，5G基站等新基建不应一哄而上，而应按需建设，您怎么看？

邬贺铨：现在5G基站的建设绝对不存在一哄而上，首先建5G基站是运营商自己出钱，没有动用国家的钱，其次，目前也没有大规模建设5G基站，今年仅仅是做到地级及其以上城市主城区的覆盖。中国到今年6月底有560万个4G基站，但是到今年底我们预计才能建成65万个5G基站，而未来需要的5G基站数是4G基站的几倍。

南都：那么我们是否应当鼓励各地加快建设5G基站？

邬贺铨：我认为这不是鼓励的问题。建5G基站要按需求、按步骤，对于5G技术需求不那么大，或没有需求的地方，不一定非要建5G基站。而且，这也是个逐步的过程。现在看起来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建得比较多，比较积极，是因为这些地方有运用5G的需求。

南都：您说的需求是指产业方面的需求吗？

邬贺铨：现在5G技术才刚开始，主要还是面向老百姓的应用需求，但最终可能80%的5G收入要靠产业应用获得。对于很多人来说，5G仅仅意味着网速比较快，那还不是刚需。用5G一秒钟能下载一部高清电影，用一分钟也不是不行，何况现在不少用户4G流量还用不完。用户选择5G的理由更在于带来新的价值，也就是没有5G就不行。

比如我们想看超清视频，4G可能无法满足这个需求；4G也支持不了远程医疗时高清晰度的医疗影像资料传输；还有自动驾驶等需要快速响应，4G也办不到……这时我们就需要5G。简单来说，就是5G在一些消费应用上创造了价值，才会大规模推广。

南都：但5G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能够提升5G消费价值的业务似乎并不多，如何解决？

邬贺铨：这并不要紧，因为所有移动通信技术刚出现时，大家都不见得能清楚它们真正的价值。就像3G出现之后才有智能手机，4G出现之后才有短视频和共享经济，5G在未来也会产生出我们想象不到的业务。但没有5G网络基础，就不可能出现那些提升5G价值的业务。所以我们只能先建设网络，让5G具备一定的覆盖与用户规模，也让社会上的企业可以针对5G开发新应用，促进新业态出现。

以5G新业态发展数字经济

南都：在您看来，广州的通信技术发展水平如何？

邬贺铨：基本上与广州本身的经济水平相当，既没有显得过快，也不算落后，和其他同一梯队的城市相比，水平差不多。

南都：您认为广州发展5G技术的优势体现在哪儿？

邬贺铨：广州本身对通信技术和业务的需求量就很大。从全国而言，广东是移动通信应用最发达的地方，尤其以广深为代表。基本上广州也是最早使用前几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地方。广州还是微信技术的发源地，广州聚集很多软件开发人才，在包括5G工业APP等新应用软件和新业态的开发上有很强的潜力。我相信，对5G，广州的需求还是比较迫切，在一定意义上说，运营商在广州建基站更容易得到回报，所以广州重视5G建设是很自然的，只是说并没有特别突出。

南都：既然5G基站完全是运营商自主建设的，那么政府能做些什么？

邬贺铨：目前，政府还是得先为5G基站的建设提供方便，基站的建设人员、运营商经常会面临一些困难，如5G基站要进小区，要建在一些楼顶，住户却对辐射有顾虑，既希望自己家里有5G信号，又不希望基站放在自家的楼顶，实际上中国的5G基站是符合辐射标准要求的,而且标准比欧洲和美国还要严格10倍以上；再比如有些小区的电费比国家电网的价格高，这对运营商来说也是负担，这些都需要政府来协调，来解决基站进小区的一些难题。我也知道现在很多地方都出台了促进5G相关产业发展的政策，但政策出台后，实际执行时也还会有很多具体的难题。政府可以通过智慧城市的建设为5G的应用提供更多的场景和市场。

南都：广州可以从哪些方面提升以5G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邬贺铨：提升5G技术不是单个城市就能做到的，但城市可以创造5G新业态，如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环保、智慧安防等，这些都可以用到5G，与此同时，这些维持城市运作的领域也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政府要利用好5G把本身就要做的事情办得更好、更方便、更先进，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是有必要的。所以实际上5G还有更重要的效用——怎么形成城市治理、城市服务。广州是制造业城市，目前面临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5G载物上云融智赋能将促进工业互联网的发展，要抓住这一机遇，营造两化融合的生态，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

南都：政府应该更加身先士卒应用5G？

邬贺铨：对，政府可以先于产业发挥5G的效果。首先，政务应用由政府投资、面向政府，而产业应用需要取决于不同企业的投资意愿。其次，政府应用相对产业应用而言没那么复杂，它主要用于办公和服务，比较容易实现。第三，5G对于改进营商环境，优化城市治理和普惠民生服务都是有效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