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民智国际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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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人民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汹涌热潮，主权国家的行列日益壮大，旧有的帝国主义外交体系永远失去了“回天之力”。
当历史的车轮缓缓驶入六十年代，《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相继“呱呱坠地”，现代外交体系也随之诞生。
这一体系以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指导，由两大公约进行具体规范，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艰难维持着国际外交互动的“健康”和“体面”。
现代外交自诞生以来就拥有“高大上”的“身段”。
根据外交基本原则和两大公约，外交是国家间为维护各自利益、发展友好关系而开展的平等、和平的交往活动，外交层面的“一草一木”都涉及一国的主权和尊严。
因此，两大公约及一系列相关国际惯例对外交礼仪和特权等细节做出了面面俱到的规定。
基于此，象征一国主权的驻外使领馆拥有馆舍、档案文件不可侵犯和通讯自由等特权以履行代表本国、观察驻在国国情、参与谈判、保护侨民及国家财产、发展友好关系和领事服务等职责。
而作为国家或政府代表的外交使节则应得到行动自由、人身不可侵犯、管辖豁免等特殊待遇。
在具体外交实践中，从建交流程到外交官位次的种种“细枝末节”都被各类公约和惯例“画地为牢”，丝毫不可越过关乎国格的“雷池”一步。
与此同时，各国在公开外交场合热衷于以长篇大论的“客套话”掩饰简单粗暴的“交易用语”，竭力避免给国际社会留下唯利是图的印象，进一步凸显了外交的“高大上”与国家尊严和形象间的紧密关系。
现代外交体系的存在使世界各国的主权和尊严在公开层面得到充分保证，有力地避免了国家间的“面子之争”并进一步体现了国际政治的理想主义愿景——政治解决争端、消灭战争。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是解决国家间争端的饮鸩止渴之计，而外交则是纵横捭阖、化危为机的“上上之策”。
相关规则和惯例确保了外交活动在两国关系恶化之时的平稳开展，从而为紧张局势的“降温”提供“消防通道”、为国际政治博弈打造“没有硝烟的战场”、为和平年代加上一道“保险丝”。
因此，接受并维护现代外交体系符合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
但需注意的是，现代外交体系并非“铁板一块”，其自身存在的许多模糊处理和“百密一疏”为各国的“规矩之内，自由翱翔”创造了充足空间。
例如，驻外使馆的观察职能与间谍活动往往缺乏明确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此类心照不宣的“可乘之机”确保了现代外交体系的存续和价值。
然而，虽然现代外交体系在半个多世纪的“考验”下屹立不倒，但近年来却在短期利益考量、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的影响下出现加速沉沦的颓势，为国际秩序的未来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外交的“沉沦”
虽然有着“高大上”的外表，但“外交是一种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而说谎的爱国主义艺术”，国家开展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国家利益，而对短期利益的一味追求往往会诱导某些国家“见利忘义”、破坏规则。
同时，“唯有实力才是国际关系中表达意志的手段”，近年来强权政治的加剧和单边主义的盛行也对外交体系的沉沦“贡献良多”。
这一过程集中体现在外交的工具属性日益赤裸化、两大公约频遭践踏、外交决策的激进化和首脑外交的低质化之上。
外交在本质上是一国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但其底线是不能以任何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做交易。
然而，“外交换美元”的现象在近年来频频出现，其中，马其顿断交事件和太平洋岛国图瓦卢的“敲诈外交”最具“特色”。
1999年2月，面对台湾当局十多亿美元援助的“天降横财”，马其顿共和国“鬼迷心窍”地宣布与台湾“建交”，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更亵渎了自身的荣誉、尊严和品格。
“一代更比一代强”，2011年9月，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出人意料地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个不被国际社会认可、格鲁吉亚声索的“国家”突然建交。
迫使格鲁吉亚政府支付数十万美元的费用以换取图瓦卢与上述两“国”的断交，此种“敲诈外交”令国际社会“大跌眼镜”。
在马其顿、图瓦卢等“先驱”的带领下，包括瓦努阿图、瑙鲁、尼加拉瓜在内的许多小国都开始尝试“以外交换美元”。
将自身的国格和他国的领土、主权和尊严“明码标价”，使“高大上”的外交逐步转变为赤裸裸的牟利工具，严重践踏外交基本原则。
在强权政治回归、单边主义盛行的今天，作为现代外交体系基本规范的两大公约也正处于走向破碎的道路上。
以美国为代表的某些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驻外使领馆大肆支持和鼓动他国反政府势力、为相关人士提供特权外的非法庇护，严重违反不干涉原则和两大公约对其职权的规定；
另一方面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的使领馆加以秘密监控并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私自拆检他国外交邮袋，公然践踏两大公约对使领馆馆舍和档案文件不可侵犯的相关规定。
在近期发生的休斯敦领馆事件中，美方在预定时间前一个小时便撬门进入中国领事馆，这是对领馆不受侵犯权和中国主权、尊严的直接藐视。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如此“斑斑劣迹”将严重削弱两大公约的合法性，进而扩大外交领域的“囚徒困境”，使现代外交体系所面临的崩溃风险“水涨船高”。
此外，随着全球政治极化的加速和右翼、非专业型领导人的不断上台，外交决策和首脑外交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以特朗普为首的右翼领导人热衷于制定单边主义、以邻为壑、注重即时利益的外交政策，这将使其国家的外交行为变得越发激进并对规则愈加藐视。
当前，美国政府实行对华全面压制政策，轻对话而重遏制，这使其对华外交逐步成为抹黑和攻击的打压工具，事实上是对外交手段的懈怠乃至放弃。
在首脑外交方面，非专业型领导人极易因其对相关外交礼仪和常识的生疏而“贻笑大方”，进而对国家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2017年5月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曾一把推开黑山总理为自己开道，引来舆论对美式霸权的联想和批判。
2020年2月特朗普访印期间，他竟在万人集会上宣传美国同巴基斯坦的“好关系”，一度使场面陷入尴尬境地。
而在2019年5月的诺曼底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曾走错席位并将文件暴露在记者的镜头之下，遭到了全世界的嘲笑和讽刺。
在“黑天鹅”们逐步蚕食全球政坛的怪诞年代，各国外交决策恐将愈加激进和无序，而首脑外交的“人间喜剧”也将更加频繁地上演。
这一过程不仅意味着全球政治互信的削弱和现代外交体系的沉沦，更象征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自我毁灭。
因此，在工具属性日益赤裸化、外 交决激进化、首脑外交的低质化和两大公约合法性严重削弱的影响下，现代外交体系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下行压力”，而时代大背景的“火上浇油”更使外交的未来之路难以在中短期内实现逆转。
外交的未来之路
在全球政治极化、自由主义式微、单边主义回归的时代潮流之中，被裹挟的现代外交体系难以在中短期内逃过沉沦的命运。
美苏冷战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大国竞争如火如荼的时刻，外交的“斗法”只会愈演愈烈。
今日之世界正站在新冷战的起始点，而外交的沉沦却已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当外交的“慢性病”遭遇冷战的新诱因，其走向衰败的趋势就变得无法阻挡。
可以预见的是，美苏两国在冷战年代动辄通过关闭对方领馆、驱逐外交人员等方式发动“外交羞辱”的状况也同样会在未来的新冷战中重现乃至升级。
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主导大国而言，适时适度的外交斗争能够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发挥疏解民族主义情绪、降低军事冲突风险的良好“疗效”，但这一过程应在坚守外交基本原则、持续保持对话协调的前提下进行。
“在考虑国际问题的时候，不陷于眼前或过去的仇怨，思索即将到来的新世界的性质，这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标志。”
无论何时何地，安全、财富、信仰、公正和自由都是世界政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未来的国际社会必须将沉沦中的外交重新带入正轨。
这一筚路蓝缕的艰难路途既需要国际社会树立规则意识、对“规则破坏者”采取一致行动，也需要各大国主导重构外交体系、裨补旧制度在细节上的阙漏。
例如，当某个国家公然派遣警察非法闯入他国使领馆时，全世界各国应共同发出抗议照会，以迫使“规则破坏者”悬崖勒马，从而维护外交制度的合法性。
外交是人类文明演进的珍贵成果，不仅蕴含着全世界各国人民企盼永久和平的美好愿望，更体现了各个主权国家的彼此尊重和平等相待，维护和发展外交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未来的外交转危为安、逆势而上之时，动荡不安的国际秩序也将脱离窠臼、为人类的普遍福祉“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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