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夏天，小赵总会想到上世纪90年代，一顶蚊帐的陈年往事。他在十几岁时，因刑事案件被判刑，当时临近退休的“法官奶奶”虞雅芬，经常去探望缺乏家庭关爱的他。
小赵刑满释放后，虞雅芬又多方奔走，帮他找到了一处关护基地。当时基地的条件很差，夏天满是蚊虫。那个年代，法官经济条件也不好。虞雅芬收集到一批劳防用品——口罩，将口罩里面的纱网一一取出，花了几个通宵，将它们一张一张缝接起来，制作成了一顶“口罩蚊帐”。当虞雅芬将这顶“蚊帐”送到小赵手中时，小赵瞬间热泪盈眶，发誓一定会洗心革面，再也不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这样“破圈”的“法官奶奶”在上海并非个例。上周五，为纪念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十周年，该院创作了微电影《饺子》，根据真实案例改编，讲述的是一名因过失犯罪的少年小强在“法官妈妈”鼓励呵护下，最终考上大学的故事。今年，生活中的“小强”已经大学毕业，顺利找到工作。
这些故事的结局很暖心，但未成年人犯罪的数字却很扎心。据统计，每年全国约有4万名未成年人被判入狱。如何让这些折翼的“小鸟”重新起飞、拥有自己的一片蓝天，对少年审判的法官们而言，考验的不仅是法律专业能力，更是责任心、同理心、心理疏导、家庭纠纷调解等综合素养。
上海的少年审判领全国之先。早在1984年10月，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在上海长宁区法院创立。和其他犯罪案件不同，少年审判“案结”并不代表着“事了”。未成年人犯罪，表面上是孩子的问题，根子往往在于家庭教育的偏差、乃至缺失。为此，上海法院全面推开家事审判改革，将少年庭更名为“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让少年审判职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反而言之，少年出问题，也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少年审判的改革，让法官们不仅将关注点放在案件审理本身，更对案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未成年人成长等给予持续关注。比如，上海二中院少年庭成立后，积极运用社会调查、法庭教育、心理干预评估等少年审判特色工作机制，探索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方式，判后开展对未成年犯的回访帮教，严格做好轻罪记录封存，体现少年司法的人文关怀，帮助未成年犯悔罪服判并最终重返社会。
2002年7月，长宁法院少年庭在全市法院率先推出社会服务令制度
上世纪，有人曾把青少年犯罪问题称为：继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后的世界“第三大公害”。所幸在全社会各方努力下，近10年来，上海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逐年下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从10%下降至近1.5%。
但新时代里，青少年犯罪、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尽管许多法官都有过将困境儿童领回家去、轮流照顾的经历。但随着案件数量的增多，法官们也坦言，靠个人力量毕竟杯水车薪，一套完善的、长效的社会救助和关爱机制亟需建立。比如，对适用缓刑外来未成年人的关爱帮教，对游离在家庭和学校教育“中空地带”困境儿童的长期帮扶等。
要破解未成年人出现的新“困局”，功夫远远超越法庭之外。全社会行动起来，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和归结点，通过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孩子们花季就浸润在法的世界中，将法律放入自己的人生行囊，护佑他们成长，最终成为平安社会的基石。
新民眼工作室
作者 | 宋宁华
编辑 | 黄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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