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86年冬天,我妈去河套砍了一天柳条。包产到户了,粮食、烧柴不再由生产队统筹分配,偏偏我爸这一年夏天弄猪饲料时不慎粉碎了自己左手的4根手指。我妈就趁着我爸被一家油坊请去指导修理榨油机的时候,自己披挂上阵,拉着爬犁、揣上斧头奔了河套。

我妈虽然长在农村,但当姑娘时没干过啥重活。和我爸结婚后,因为生养我们姐弟4人,出工断断续续,后来做了妇女队长。在家里,养猪养鸡做饭收拾屋子的家务活我爸都帮她分担。我妈自个说,她不管在外还是在家,都是“瘸子打围——坐山喊”,指挥之功大于亲力亲为。

那天可能是她42年人生里出力最多的一次,回来就浑身没劲,肉疼,梳头都抬不起胳膊。我当时在县医院当护士,一个月后才从住院的乡亲那里听到这消息,赶紧请假回家。见了我,我妈诧异:“不是星期礼拜的,你咋回来了?”

我看她果真如乡亲描述,眼睑浮肿还呈紫红色,脸色晦暗,病恹恹躺在炕上,便埋怨道:“有病还能忍着?连我都不告诉?”

“啥病啊,没那么邪乎。真有嘴快的,都传你耳朵里了?”她起身下地,张罗给我杀鸡。抓住的鸡从她手里逃脱了,再抓,菜刀又从她另一只手里掉落。她看着一地鸡毛,叹了口气:“唉,等你爸回来再杀吧,我快成废人了。”

我觉得不对劲——要说胳膊酸痛无力可能是累的,怎么可能累成眼睑浮肿变色?我妈说:“那是冷风给吹的,我一身身地出汗,都让风给吹干的,围巾包着头,就露个脸,可不就给吹变色了?”

傍晚,放学回家的弟弟妹妹们,加上我爸和我,劝说半天,五嘴不敌双唇,我妈坚决不肯跟我走:“找什么大夫找大夫?我心里有数着呢,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能有啥病?歇一歇准能好。”

我知道,她是怕看病花钱。家里当时虽吃穿不愁,但刚盖起来的大砖房花光了所有积蓄。种地收入供得起弟弟妹妹上学,眼下我爸手又残了,能不能继续种地还不知道。她的理想是我工作了就自给自足攒嫁妆,不要给家里花钱。

我忐忑不安,回到县医院,去找全院最权威的内科专家咨询。他说见过不少农村人农忙时累死累活的,能吃能睡没病没痛,一到冬天闲下来就浑身是病,这疼那疼,也查不出个所以然,“你母亲可能还真就可能是累伤了”。

但半月之后,我妈被我爸“押”到医院来了。因为她不仅没能“歇”过来,双臂活动范围还越来越小,双腿也没劲,走几步路就得歇一阵儿。化验、拍片、做心电,当年能用的检查手段都用了,未见指标异常。我妈长出了一口气:“我就说没病吧,明明养一养就好了,非得折腾我。”

不过回家之后,虽然鸡鱼肉蛋的好生伺候,但我妈还是不见好,手指小关节背面还出现了红斑。渐渐地,蹲下如厕,也得靠我爸抱扶才能站起来,四肢肌肉碰哪儿哪儿疼。她身型肥胖,个儿头不到1米6,体重却有150斤,全仗着我爸身强体壮。

正上高中的大弟弟不顾我的反对,说什么也不肯再去上学了:“反正我考大学也没啥希望,爸的手废了,妈又病成这样,我哪还有心思把成绩搞上去?”

我妈没反对,只长叹了一声:“这都是命啊!”

此后,这句话成了她的口头禅。

我爸和大弟连扶带背,又把我妈多次送进城看病。我们院的专家求遍了,未能确诊,又去另外两家医院求同学帮忙,依然查不出病因。有专家说她是神经官能症,还有专家怀疑她是臆病,期间吃了知名中医开的中药,病情稍有缓解,但很快又会反复、加重,最后人都卧床不起。我想带她去省城,她坚决不同意,说省城路远,汽车火车得折腾两天,不死在半路上,也未见得能查出啥名堂。

我妈在村里人缘儿好,天天有人来看她,立筷子立鸡蛋烧纸驱邪的,请大仙儿跳大神儿的,一拨儿又一拨,偏方邪药也吃了不少。每一次,我妈都说“好点儿了”,我参不透这话是她在安慰那些主动相帮的村邻们,反而觉得她真像是心理疾病,给点暗示就能见点效,也就不再张罗外出求医。

转年夏末秋初,在床上的我妈又添了低烧、胸闷、吞咽和呼吸困难的毛病,体重掉了40斤,身上的皮肤松垮得一抓就能抓起一把,脸上皮肤都成了皱纹,看着令人揪心。我接她来住院,依然查不出名堂。那时农民看病完全自费,我妈舍不得花钱,天天闹着出院。我找遍专家来会诊,一样一样尝试对症用药,可她喘气儿却越来越费劲。到最后,我们科主任摇摇头,暗示我应该准备后事儿了。

我爸也做好最坏的打算了。然而,没想到却峰回路转。

2

我们医院分配来一个刚毕业的姜医生,有天过来串儿门“认认同事”,见着我妈的情况,问长问短后说:“我实习时在省医院见过跟大姨类似的病人,症状不完全相同,但也差不多少,那人确诊是‘皮肌炎’。不如先按这个病治治试试?”

治疗并不麻烦,也不费钱:当时两元多一瓶的“强的松”,由少至多渐渐加量,一日3次口服,一瓶能用十来天。

服药后,我妈一天比一天见好,先是肌肉触痛减轻,吞咽和呼吸渐渐顺畅,然后四肢力量一点一点恢复了,慢慢能下地走路、能蹲站自如、能举臂活动。一个多月后,虽然依旧乏力、走不了远路,眼睑和手指红斑也未消退,但生活能自理了,能吃能睡。

我们万分惊喜。可我再查阅医学资料,越深入了解皮肌炎,心里越是恐慌:这是一种病因未明的自身免疫缺陷性疾病,不仅仅肌肉和皮肤会产生病变,还伴发多种脏器损害和恶性肿瘤,激素治疗只能缓解病情,根本无法治愈,累及吞咽肌、呼吸肌,就有生命危险。

我不禁后怕。

“命不该绝总有救!”我妈总结,“你说你整天奔着老专家去,哪成想一个毛头小伙儿比老专家都厉害。你不找他,他自己找上门来。命里该着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我并不迷信姜医生。激素几乎万能,初次使用,对什么病都有一点功效,我不信我妈这么倒霉会得上皮肌炎。我费尽口舌,又哀求又吓唬,终于说动我妈跟我去省城求医——我要带她去做肌电图,我多么希望姜医生的判断也是个失误。

现如今是个二甲医院都拥有的肌电图机,在1987年的深秋,我却领着我妈在省城跑了4家大医院才找到。我挂了擅长皮肌炎诊疗的专家号,结果证实,姜医生的诊断正确。专家私下对我讲,他行医30年,这个病也才遇到过几十例,经过治疗后5年生存率能达到60%,10年生存率10%左右,活过15年的凤毛麟角。

我妈对我非常不满:“明明按人家的法子都快治好了,你偏不信,非把我折腾零碎了,把钱折腾光了,你才甘心。”

我食不甘味,寝难安眠。虽说激素暂时控制了病情发展,但长期使用,强大的副作用难免,一旦控制不好,病情反复,内脏再有损害,我妈就性命堪忧——就算是能够挣脱死神的威胁,病痛的折磨也难熬啊。

我妈倒是豁达地劝我:“愁啥?不就是治不好吗?现在你都上班了,你小妹也能离开妈了,还有啥好愁的?活到哪天算哪天呗。”

此后,我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熬得过它我就活,熬不过它我就死。”

可她“熬”得漫不经心。

因为担心她,起初那会儿我十天半月就回家一次,每次都发现强的松剩余数量不对,其他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以及钙片、维生素之类的辅助用药,也对不上数量。一问,她吃药竟然全凭“感觉”——难受时就擅自加大激素的用量,稍有缓解就减量,甚至不吃,其他药更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我气得数落她:“什么都能省,吃药还能省?再说我都买回来了,不吃才是浪费呀!”

“是药三分毒,浪费了也比吃进去有害强。本来有一样激素就够了,你就不该给我买那么多药。”她振振有词。

我压住火气,耐着性子跟她讲“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跟她讲激素应用的注意事项和随意增减药量的危害,跟她描述不遵医嘱可能发生的种种状况,她依然跟我犟:“你不用讲大夫说啥说啥,他们又不是神,说的未必都对。真神的话,也不会那么长时间看不出来我得了啥病。”

我一筹莫展。我爸和大弟农忙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闲时还开油坊、豆腐坊,小弟小妹在离家8公里的镇上读书,也是早出晚归,谁都没条件监督她用药。没人看着,我妈就“阳奉阴违”,答应吃完药躺炕上歇养,却见不得鸡鸭鹅猪挨饿,见不得屋里不整洁,心疼家人回家后吃不上现成饭,总是拖着病体干家务。

因为她不听话,家里怨声载道,我一回去,他们就齐声控诉我妈的种种“罪状”。我妈就总说自己“我心里有数”:“我又不是没文化,我也懂科学道理的,不会蛮干。你们该咋地咋地,别把我当个病人。”

我因为她的执拗上火,几乎每次回家都同她吵,有一次说狠话把她给气哭了:“咋的?得个病我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还得事事受你们摆布?你安心在城里上班得了,别回家来管我!”

我爸只好劝我:“算了!你妈爱咋地就咋地吧!也许她心里真的有数呢。”

3

那一次,我气得一连俩月没回家。等我再回去,我妈又恹恹地在炕上躺着,眼皮的浮肿和紫红更甚于从前,没了之前跟我吵架时的那股横劲儿。我爸也没下田,端汤递水地伺候着。

我吓了一跳:“又不能动了吗?”

我妈立即下地走,硬要“表演”给我看:“没事儿,只不过这几天阴天,略微有点难受。”

我压住火,一看,强的松已经不是我买回家的那种,按常量,我买的还应该剩余一整瓶呢。事实面前,我妈不得不坦白:最近周身乏力肌肉疼痛都加重了,又出现了低烧、呼吸困难,已经用到极限量十多天了,喘气不费劲了,其他症状却没有好转。但她觉得能挺过去,不想让我耽误工作。

距离确诊刚刚一年半,这么快病情反复,我心里的火腾腾往外冒。见我生气,我妈满脸委屈。我也不忍多说,也知她为了不给家里增添负担、不给我添麻烦。我说带她回医院,她又开始讲条件:“让姜大夫给我治,我才去。”

这明摆着故意给我出难题——姜医生在外科,不可能把她收进外科病房。我妈便以此为由坚决不住院,一番检查,除去皮肤肌肉症状,已经出现了肝功异常。

我让姜医生吓唬她:“肝损害可不是闹着玩的,再严重下去就有生命危险,以后可千万遵守医嘱,不能胡乱停药。”

我妈唯唯诺诺,说要痛改前非。可是经过一段规范用药,她依然没能恢复到此前最好的状态,依然浑身不适,天天低烧,人没精神。

我趁机劝诫:“今年不要再买鸡崽鸭崽鹅崽猪崽了,以后也都不要养了,市场上什么肉都能买到,何必挨那个累呢?”

我妈答应得好好的。可是半个月后我再回家,家里的一铺大炕上除了留出两人的卧位,全是装鸡蛋鸭蛋鹅蛋的纸壳箱子,上面还盖着棉被。我爸说:“你妈又来精神了,正在实施发家致富计划。”

我妈拍着一本《人工孵化技术》,兴致勃勃跟我说:“孵出小崽儿来,能卖出去就卖,卖不出去就养着,不过是盯着温度计翻一翻蛋,又累不着我。”没等我发出反对的声音呢,她紧接着又说:“老天爷都帮我,我就不能再活成个废人了!”

见她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架势,我又气又恼:“老天爷咋帮你了?又有人来给你搞神神鬼鬼的那一套了?”

“这回可不是。”我爸抢先描述,“这回可真是老天爷帮你妈呢。”

原来,前阵子,穿村而过的公路上,一辆疾驰而过的大卡车上掉下来一个大纸箱,被几个七八岁的孩子捡到拆开了,里面有50盒“狼疮丸”。过去的中药大蜜丸,每一丸都装在蜡封的白色的塑料球壳里,孩子们就拿它们当作“子弹”,互相扔来扔去。

恰巧村里的赤脚医生路过,看药盒上面写着“清热解毒,凉血,活血化瘀,增加细胞免疫功能。用于系统性红斑狼疮,系统性硬皮病,皮肌炎,白塞氏病,结缔组织病”,便“没收”那些药,除了扔没的一二十丸,连拆散的也都给敛起来,将近500丸,全部搬到了我家。

我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说明一日服用两丸,没想到还真有效果,一周多时间便退了烧,皮肉触痛、周身乏力也渐渐缓解,就连脸上、手上紫红色的皮疹都消失了,又恢复到了患病以来的最好状态。

我拿着药去药店询问,我们那儿从来没卖过这药,我又托各地的同学帮忙,也没找到哪里有卖。待回家仔细读了说明书,确实算是对症,既然有效,也就再试试看吧。

狼疮丸吃了大半年,期间我妈自己又停掉了激素,我看病情没有反复,也就默许了。那段时间,我妈几乎与正常人无疑,肝功化验各项指标都有所改善,她甚至乐观地以为自己被治愈了。

药丸快吃完时,我舅舅出差特意绕道长春寻到了制药厂家,结果被告知:这种药已经停产了。我们的失望无以复加,我妈却信心满怀:“都停产了却还有这样一箱不知来路的药从天而降,我肯定死不了!”

村里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说我妈好人有好报,我妈以微笑面对乡邻的善意,私下却对我说:“真若好人好报,我就不该得病呢。不过,不管是好报歹报,只要不死,就往好里活吧。”

4

狼疮丸无以为继,停药后一年多病情也比较平稳,我劝我妈重新服用小量激素维持,她却坚信不吃药也没事了,“别花那些冤枉钱”。待到眼皮又浮肿发紫,走路也开始吃力,才不得不恢复用药,凄然慨叹:“奶奶个腿的,这皮肌炎算是跟定我了!”

好在,自服用狼疮丸之后,无论病情怎样反复,持续低热和吞咽呼吸困难这种凶险症状再没出现过。

我以为吃过“不听话”的亏之后,我妈在治疗上应该遵从医嘱了,每次回家都给她带药,除了基础治疗药物,鱼肝油、蜂王浆、护肝片也没少买。怕她不吃,我总是强调这些药很贵,可以预防激素副作用,可以提高免疫力,千万别再浪费了。我妈每次都劝我下次回来别带药了,是药三分毒,她觉得肝功异常都是吃药吃的。我就吓唬她:“不想吃也得吃!不吃的话,病情肯定会一天天加重的。”

我结婚后,我爸偷偷跟我说:“你这都自己过日子了,就别老给家里花钱了。以前那些药,大半都让你妈送给用得着的人了,还有不少过期扔掉的。”

我听得火冒三丈,我爸又叹:“你们娘俩,一个犟着不吃,一个犟着非买,一个比一个犟!真拿你们没办法,唉。”

这一声长叹,压灭了我的火气。那之后,除了我妈特别指定,我没再给她额外买过药。

我妈自己摸索出了一套让我提心吊胆的服药方法:根据眼皮颜色和身体感受服用激素,5毫克/片的强的松,她有时1天吃3片,有时3天才吃1片。我一再告诫她服用激素不能骤加骤减,她依旧振振有词:“你们教科书上说的也不一定就全对,你看我根本也没像你们书上说的那样啊。”

我妈翻阅过我扔在家里的卫校教材《内科学》。“吃激素能吃成‘满月脸’、‘水牛背’、‘水桶腰’,这是你们书上说的吧?我呢?我正好是把这些都给吃没了。”我妈说这话的时候嘎嘎大笑,仿佛觉得自己很是了不起。

我心中无奈——消瘦是皮肌炎的临床表现之一,我妈已经从一个肥胖的妇人病成干瘪的小老太太了。

四五年断断续续的治疗中,我妈依然固执,而我却因工作和家庭慢慢减少了对她服药的关注,没有了起初那般坚持,还因“狼疮丸”的事,多了一分侥幸,少了一分警惕。

1991年,我有了孩子,回家的次数渐少。农村刚刚能装程控电话时,我就给家里装了一部,但我妈从来都报喜不报忧,什么时候问都说:“我挺好的你不用惦记,我不能帮你带孩子也不能给你添乱,我把自己照料得好好的就是帮你了。”

幼儿难养,我的重心放在孩子身上了,花在我妈身上的心思就也少了。自己做了母亲,也更能理解她那些“善意的谎言”了,不再像从前那般跟她争辩。

直到有一次夏日里回家,看见她坐在院子里用一种焦黄的水洗胳膊,再看她的手臂,腋窝、肘窝处成片地溃烂,我吓得不行:“啥时候开始这样的呀?”

我妈说:“这都快好了。好几个月了,先是冒出了一些紫红色的小点点,挺疼的,后来就破了,淌水流脓的。”

我心里一紧:这是“皮损症状”眼瞅着加重了。但是我妈还是不肯跟我去医院:“去了你们还能有啥好招呀?你们医院压根都没治过这种病。”

我知道她还是怕花钱,那时家里日子好了,但她总觉得渐渐长大的两个儿子娶媳妇会是无底洞,且得攒钱呢。

那黄水是她用黄连煮的,洗泡之后,她还在皮肤创面上敷龙爪花或仙人掌砸出来的汁液,甚至还敷过鸡蛋皮内膜。因为吃过的狼疮丸里有蒲公英成分,她还常年喝蒲公英泡的“药茶”。

后面大约五六年间,这种皮损症状好了犯,犯了好,我妈就这么自作主张地用“药”,也不知道是什么起了作用,还真就渐渐好了。但我妈的肝损害进一步加重,肾功也出现了异常,胃酸反流,天天烧心,心脏也开始有频繁早博,周身乏力和酸痛,在阴天尤其严重。

她常常蔫蔫地躺在炕上,只有人找她来玩麻将时,才有精神。麻将桌上一坐小半天,顶多中间喝点苏打水压压胃酸,输钱赢钱都谈笑风生,若非眼皮又紫又肿,一点也看不出异于常人。我爸说:“打麻将就是你妈的良药。”

好在那些年我们家生活平静,小弟初中毕业后也回家种地,能让我爸从责任田里“退休”,专职做家务伺候我妈。种地机械化后用人少了,大弟就进城在一家工厂做临时工,后来转成了正式工人,再后来又下岗经商。小妹妹高中毕业后也随我在城里打工、嫁人。

小弟娶妻生女后,我妈我爸除了帮他照顾孩子,就是打麻将,村邻们都爱往我家“凑局儿”,有时客厅里能支起两桌,每天我妈都能在麻将桌上乐呵乐呵。逢年过节我们回家,最重要的事也是陪着我妈打麻将。麻将桌上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确是分散了对病痛的注意力,我妈自己也说:“小来小去的不舒服,一上桌儿我就能好。”

还有就是,我妈患病也没影响她“当官儿”——从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到村委会的妇女主任,后来还连任乡里区里的“人大代表”。因为我妈能说会道,村里的家庭矛盾、邻里纠纷,都爱找她给“说和”。我和弟弟妹妹没少调侃她“官儿迷”,嫌她爱管闲事,都劝她“辞职”,少操心。我妈总是又无奈又骄傲地回应:“你们以为我愿意干呀?可是大家每一届都选我,不干不行呀!”

乡亲的拥戴和赞誉,让我妈觉得自己“还有点用,不是废人”。见她乐此不疲,我们后来也就懒得管了。只要她高兴,什么都由着她。

其实后来想想,我妈找这些寄托,也是让我们少操心点她这难捱的病痛时光。

5

2000年,镇上一位33岁的少妇在家人陪同下找到了我家。她患皮肌炎近一年,四处求医,在北京、上海都住过院,病情总是反复,听说我妈是相同的病却十几年间比较稳定,就来“取经”。我妈毫无保留地跟她说了这些年的经历,彼此互留了电话,经常沟通交流。

我听说后,也给这个女人打过几次电话,询问她在大医院的治疗经过——毕竟,医学在不断进步,我也想带我妈出去寻求新的治疗方案。

可我妈又心疼钱,也不想折腾我们:“新方法要能治好,她会来问我呀?可别折腾我了,坐飞机也是折腾,我这样就挺好,哪也不去。”

3年后的冬天,那个少妇因并发恶性肿瘤、多脏器功能衰竭,在我们医院去世。怕我妈受打击,我没敢告诉她,她后来自己知道了,虽然很难过,却并不灰心沮丧,反而庆幸:“跟这孩子比,我知足了。白捡了多少年呢!想养病,就得心宽,别总寻思那点病才成。这孩子还没等病重呢,就整天担心病重了咋办。担惊受怕地熬日子,还有个好?”

2004年,小弟家的侄女到了学龄,村小学都合并到了镇上,我妈不放心孙女来回奔波,中午又吃不好饭,就想去镇上陪读。我在学校旁边买了一处平房,给俩老一小安了家。

镇上生活比村里方便,我妈很快与左邻右舍打成一片,继续着有滋有味的“麻坛生涯”。我爸负责一日三餐、周末送孙女回家,也见缝插针地每天搓几把。

头些年我常给我妈采一管血带回医院化验,监控肝功、肾功等生化指标。看着她肝肾损害一天比一天严重,我又开始逼着她吃各种药物和营养品。我妈后来干脆就拒绝采血:“查不查的有什么用?反正也没有特效药,查它干啥?还让你担惊受怕。放心,只要能打麻将,我就死不了!”

我只能暗暗观察她的状态。说来也怪,以肝功化验来判断,她应该出现肝硬化肝腹水了,但她却并没有异常表现。于是,她又“狡辩”:“人体就是个神秘机器,别以为你们学了医,就能事事搞得明白。”

工作越来越忙,精力有限,有时我也只能“听之任之”。想着家人、生活都不需要她操心了,而且面对重症病人,医生常常说要放宽心,心态好才更容易战胜病魔——我妈骨子里的那份乐天这些年应该帮了她不少,有些事就随她吧。

2006年冬天,一个晴天霹雳把我们家平静的日子炸得稀碎:侄女放寒假随弟妹去了山东的婆家,因为院里还堆着没卖掉的黄豆,小弟就没跟去。在一个深夜,他在睡梦中被煤烟夺去了生命。

猝然丧子,我妈哭得捶胸顿足,后悔没回家看粮让小儿子也走,后悔没督促小儿子入冬时清理烟道。整整三天,我妈不吃不喝,不停地哭诉后悔。我生怕我妈撑不住,回家奔丧时带了不少急救药物,更怕她一旦没了心气儿,忧思过度,皮肌炎也会愈发严重。

然而,第四天早上,我妈就坐起来喝粥了:“总算还留下两个呢,这要是这娘俩没走,一家三口都闷在屋里了,不也得受着?”

我松了口气。

办完小弟的后事,我在城里买了套房子,把老老小小都接了出来。十多晌责任田租给了亲戚,托人给侄女找了学校,安排弟媳打工。我妈叹气:“人算不如天算,(小弟)不愿进城,到底还是进城了。”

我一直担心我妈受此打击病情恶变,没想到我爸倒先被击倒了:脑血栓失语偏瘫。多方治疗基本恢复如初后,又因心脏病频发晕厥,做了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

我妈那段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听话,我让她吃啥药就吃啥药,说“不能同时倒下再给你们添乱了”。村邻打来电话关心,她就跟人说:“放心吧,我能想得开。想儿子时,我就想以前跟他一起时开心的事儿,我就觉得他还活着呢。要是想到他没了,我就安慰自己说,早晚有一天我还会跟他在天堂里团聚的,这么一想,我也就不难过了。”她还唠叨我爸:“咋心疼他也回不来了,总难过干啥?咱还得为了别的孩子好好活呢!”

在我妈的开解下,我爸渐渐恢复如常,捡起了一日三餐的工作。也跟着我妈参加各种娱乐活动。我妈又在小区里认识了一帮老姐妹,除了在院子里的遮阳棚下和小区的活动室里打麻将,还边走边歇气儿地逛公园、打太极拳、围观广场舞、跟着一群老年人唱唱歌。他俩也经常回村里走亲戚或是参加红白喜事,村里也常有人遇上烦心事儿,就打电话跟妈唠扯唠扯,说完心里就敞亮了。

等我搬了新家,二老自己过日子更加随心所欲。我们四家人平时各自抽空回去,周末都齐齐回家团聚,有的买这买那做吃做喝,有的陪着爸妈玩麻将。我妈很是知足,整天说自己能活得这么长远是享了儿女的福。

其实,我知道,她说知足,是宽她自己的心,更是在宽我们的心。

6

终于,我妈还是没熬过病魔。

2014年初夏,她忽然开始“恋床”,整天就想躺着,自己还纳闷:“我咋就从心里不愿意玩麻将了呢?”

问她哪里不舒服,又说不难受,但给人的感觉是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我要带她去医院,她又不肯,让她把激素加量,还是没精神。有天小区里一个老姐妹病逝,她非要去送别,我不放心,陪她去,发现她走路步态不稳,当即拉着她直奔医院。

结果,发现了脑瘤,是转移来的,再查原发灶,居然在肺上——可我从来就没见过她咳嗽咳血,仅仅喝水时偶发呛咳。

这一次,我没敢再调侃她“得病都不按套路出牌”,我隐瞒了实情,带她求医、住院,也只说要把她“调理”到麻将桌上去。

其实已经无力回天了。

我这时很是后悔:后面这些年,我妈可能早就习惯了疼痛,或许身体有恙,但绝不会多提起。而我也习惯了她的经年患病,习惯了她的隐忍、乐观,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竟然已经掉以轻心到连每年基本的查体都没带她去做过。

虽然我没把悔恨和难过表现在脸上,但我妈却似心知肚明,说:“都玩了20多年麻将了,我玩得够本儿了。”还冲我笑:“我不怕死,就怕遭罪。真到了要死的时候,别救我,让我痛快地走。”

没多久,我妈在昏迷中平静地离开了。她走后这5年多来,尽管我总是想她,却也只梦见过她一次,是在我爸罹患牙龈癌术后又复发,我正愁肠百转的时刻。

梦里,我妈笑着对我说:“愁啥呀?这世上,哪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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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别告诉她》剧照

作者:白衣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