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准确来讲是现代化消灭了儒家生存的基础造成了儒家的死亡,而不是儒家灭亡导致了现代化在中国的传播,这一点需要弄清楚。

其实儒家或者儒教的传播是亚洲范围性质的传播,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才信奉儒家思想,儒家发源于中国山东,在汉朝时期儒家在政府的支持下向中国内陆扩散之后,此后儒家士大夫靠着自己的努力把儒家带入了中国的四面八方,儒家向北经过东北传播到了朝鲜、日本,向南散播到了越南,几乎整个东亚都是儒家的信徒,而且传入中国内地的佛教、伊斯兰教都完成了儒学化。其实这样可以看作是孔子完成的千秋霸业,他用思想控制了东亚地区。

直到今天,外国某些学者喜欢用“儒家资本主义”来称呼东亚的现代化发展。但是儒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在20世纪到21世纪期间基本上趋于消亡,只有一点还残存。实际上是现代化改革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由此塑造了新的思想文化,儒家理学派和他代表的三纲五常根本无法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所以最终还是会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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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城市现代化生活的人十分有经验。城市生活的人是单个家庭为单位,如同一个个微粒,每个家庭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家庭成员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一个家庭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这样的个人单位面对公司和政府等组织时力量极其微弱,不足以反抗。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链需要劳动力以这样的方式存在,方便于剥削和压迫,榨取劳动者的价值。

而儒家赖以生存的宗族关系和皇权政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破坏了,这种建立在农业经济模式下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制度被解体,经济发展的变化导致社会思潮的变革,进而引发政治动荡,于是儒家政治也被废弃,这等于宣告儒家的死亡,一个无法在群众中传播的思想如何能够传承繁衍下去,他只能在学术界讨论,放存在象牙塔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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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儒学

日本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传播地。日本在江户时代有着汉学、朱子学等儒家思想。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是日本儒家思想成为显学的时代,日本有一套独有的儒学培养体系:

日本德川幕府在江户设置幕府直属的大学,由德川幕府的世袭儒官林家主持,原本就是日本保护下的朱子学私塾,1790年成为官学,并且是日本各藩优秀儒学教授的培养基地。日本地方的各个藩国有着自己的藩校,藩校是日本统治阶级武士阶级的教育场所,除了武艺培养外,其思想教育就是以儒学为代表的汉学为主,在藩校做教授和助教的儒生地位都比较高,他们除了为藩国的大名讲解儒家书籍之外,也会成为大名的政策顾问。

在地方日本也有所谓的乡学和私塾,其中乡学有儒学学习内容,福井藩采用康熙圣训十六条作为乡约,日本的私塾也是千奇百怪,各个私塾的特点也不一样,除了儒学之外,还有私塾教授有兰学(荷兰传播的西方知识)、兵学。其中京都古义堂比较有名,伊藤仁斋前后有弟子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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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受到日本德川幕府的推行,就在于儒家朱子学也就是朱熹这一派学说得到了德川幕府的赞赏,作为武士政权中控制日本最为紧密的德川幕府就看中了儒学维护统治的关键性作用,儒学比较有影响力的事件就是《大日本史》的修撰,这本按照儒家思想修撰的历史书籍对于明治维新时期倒幕战争影响十分大,倒幕战争到明治维新时期“尊王攘夷”、“大政奉还”、“王政复古”的思想源泉可以追溯到这本书籍。

其实儒学也在被扭曲化,儒学对于武士道的影响十分大,日本武士道的始祖山鹿素行为了给武士道寻找思想框架,于是就把儒家朱子学里面“忠节”、“武勇”、“义理”加入武士道的修炼之中。在日本分裂为很多派系,其中阳明派影响力比较大,阳明派的吉田松荫在儒家的基础上提炼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吉田松荫在长州藩的松下私塾培养了高杉晋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明治维新元老,这些人深受吉田松荫的熏陶,这使得明治政府到昭和时代儒学被严重扭曲,变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理论依据,不过军国思想在二战战败后消亡,这种扭曲的儒学也就消亡了。

日本在黑船撞开国门之后,日本开始了现代化的道路,倒幕战争虽然让日本现代化具有基础,但是这种现代化具有大量的封建残余势力,但是二战的战败,美国对于日本进行改造,日本的现代化再度重来,在这场战后的重建中,儒学被现代化解体,只能存在于学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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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儒学

朝鲜半岛靠近中国大陆,所以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比较重,儒家其实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大约是卫满朝鲜时期,但是并未取得显学的地位,也不是居于国家统治地位的学说,到了朝鲜半岛的新罗政权时期,儒家的地位上升,新罗锐意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儒学作为唐朝文化的一种流入新罗,同时科举制度的引入也促使朝鲜半岛的读书人学习儒家经典。

到高丽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因素比较大,高丽号称“佛教王朝”,但是儒学在南宋时期发生了变化,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出现并且在元朝传入了朝鲜半岛,高丽的成均馆授课开始讲诉《四书集注》、《朱子全书》的理学即朱子学,也搞出了两个理学代表人物:高丽末期宰相郑梦周、李氏朝鲜开国宰相郑道传。这两人对于朱子学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氏朝鲜开国之后独尊儒术,这使得儒学成为朝鲜半岛500年的意识形态。

李氏朝鲜的两班作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他们进行文武官员科举考试的依据便是儒家经典,这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两班贵族的意识形态,行为处事的准则。统治阶级的思想自然散播到了社会各个层面,朝鲜的社会结构也变得十分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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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的统治阶级即地主叫做两班,两班实际上分为京城两班和在地两班,从国家科举考试出发,只有两班子弟有权利参加正规科举 ,但是朝鲜王朝的国土狭小和人口不多,所以科举成功并且当上朝鲜王朝官员的人员数量有限,整个朝鲜八道除了汉城之外的地方官吏没有一千个官员,这使得处于劣势的在地两班根本没有能力当上官员,他们可以彰显自己特权身份只有儒学这一强力的武器,所以这些在地两班的地方中小地主成为朝鲜地方的实际统治者。

随着两班的发展,社会下层人员为了向前进步,也逐渐想要成为两班逃避国家的赋税,于是他们拼命让自己成为“幼学”,也就是没有出仕的儒生,《韩国市民讲座》记载幼学占据的两班人口比例在1678年是42%,到了1786年到了95%,而两班占据人口比例在17世纪是9%到19%,到了19世纪是39%到80%。儒生的比例如此之高,可想而知整个朝鲜半岛对于儒学的信奉到达怎样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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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高度儒学化使得儒家思想在韩国甚至完成了宗教化,比如东学党,东学就是与西学即西洋学相对立,属于东方的学问,是教祖崔济愚于1860年创立的宗教,实际上是中国三教合一思想的体现,主要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东学党现在被叫做“天道教”,在韩国信徒很多。

所以儒家在韩国社会到达无法削除的地步,即使两班宣告衰落和终结,但是儒家思想始终存在于韩国的底层社会,因为朝鲜王朝时期它与社会完成了重叠,所以在20世纪后期韩国大力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家赖以生存的地方社会宗族逐步走向瓦解,儒家也日渐衰微,成为研究的一种思想文化。但是儒家的糟粕文化依旧在韩国传承的特别严重,至今依旧流传,而且韩国的儒学至今还是最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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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

中国儒学不必讲解历史,因为在中国儒家思想已经被清算了,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知识分子极端仇视儒家思想,他们认为是儒家思想搞坏了中国,所以强烈反对儒家思想,要废除一切儒家思想搞出来的东西,儒家学说成为旧社会的象征物,儒家的始祖孔子成为罪恶的象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儒家更是被彻底清算,孔子变成了孔老二,他的一生也是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所有儒家的东西包括宗族社会的象征宗族的祠堂都被摧毁,这一次清算使得儒家从社会结构上被清除。

而且中国的底层社会经过了改造后几乎消除了儒家依托的宗族社会,除了某些地方还存在一点宗族社会之外。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日益现代化,工业革命像火车撞毁了旧社会的一切,包括儒家思。今天几个学者研究和几个学者搞得新儒家运动,但是这些东西几乎无法引起群众层面的反响,所以儒家实际上已经走入了消亡阶段。

世 界 通 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