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投8号任一法官 | 第三届上海法院十佳青年评选|上海法院|原告|法官|法院|高院

任一，男，1981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上海交通大学法律硕士，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审判员，一级法官。

他勤勉履责尽责，近五年来主审结案945件，权重工作量达1,077.92件，较好完成审判任务。他潜心案例研究，审理的2起案件分别入选高院2016年度、2019年度“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在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合同效力以及承运人错投物流险等争议问题领域作出有益的司法探索，另有2起案件分获2017年度上海法院“100篇优秀裁判文书”、2019年度上海法院“100个精品案例”。他曾参加上海法院威斯康辛培训班赴美进行交流学习，汲取域外法治经验。他热心法治宣传，赴辖区街道进行金融法律风险防范和法律知识普及讲座6次。曾荣立“上海法院个人三等功”1次，获上海法院嘉奖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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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口法院优秀青年法官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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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

成长故事

“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

——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

我是一名法官。不同于少年立志，从小到大，我似乎从未憧憬过有一天自己会从事这个职业。

离得最近的一次，或许是高考前大我九岁的表哥问我读什么专业，我说没想好。他郑重地对我说，读历史挺不错的。我感到一阵纳闷，表哥高中毕业之后就进厂子干活了，怎么一下子这么阳春白雪。他接着说，做“历史”赚得可多了，他们厂子碰到一个纠纷，请“历史”过来花了好多钱。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他说的是律师，用我们老家话读起来都差不多。

我来自江苏江阴，一个普通的县级城市，我的父母、亲戚和朋友家中没有一个是从事法律行当的，所以法律的概念对于一个懵懂的高中生来说是那么的陌生，陌生得从未将它作为人生的一个选项。

1999年7月，高考结束。当年是先考试再填报志愿，学校组织同学们再做一遍试卷进行估分，我估下来是549分。志愿填报时，我和家人在两个专业间摇摆：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另一个是省内211大学的热门专业。交大历年分数线比省内大学高，也比我估分高了三、四分。爸妈问我估得准吗，我想了想回答，上下十分，向上的可能大。在父母的建议下，我最终选择填报交大。

查分热线开通以后，我感到人生的第一次煎熬，拨打了五十多次查分号码都无法接通。当我终于听到话筒里传来“总分556”的声音时，我觉得一只靴子落地了。

不久，邮政EMS寄来了交大的录取通知书。第二个月，家里的电话费账单多出了100多块。再接着，我来到了上海。

这是我与上海的缘分。

“种一棵大树，最好的时机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

——佚名

进入大学，一切按部就班。到了二年级，一个名为“西南高校跨校辅修”的计划出现了，允许在校生选择另一高校的非本专业课程，利用周末休息日的时间学习。鬼使神差一般，我报名了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学专业。

从此以后，每个周末，我都往返于闵行东川路和长宁万航渡路。那时候地铁五号线还没有开通，进市区都要搭徐闵线，所以周末我反而睡不了懒觉，在室友此起彼伏的鼾声中悄悄起床。至莘庄换乘1号线，再转2号线到中山公园，才能确保不会迟到。

从酷暑到寒冬，教室里同样选择这门课程的小伙伴越来越少，我却一路坚持了三年，直到修完全部14门法律核心课程。华政课堂里，教授们以深厚的理论和鲜活的案例，为年轻学子叩开法学殿堂的大门，给予一把理解复杂社会生活的钥匙。我感受到了法律的严谨、思辨，也埋下了一颗法律梦想的种子。

时间一晃就是毕业季，在交大的菁菁堂广场前，伴随着无数学士帽飞向天空，在毕业的歌声里，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法律就是我的恋人，我需要进一步的法律学习。

经历了头一年的考研失利后，第二年，我顺利地考入交大法律硕士专业，继续在“闵大荒”进行第二阶段的学习。这一时期，法学院高水平的师资力量，滋养着孜孜以求的青年学子，促使我心无旁骛地学习，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在研一的暑假，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司法考试，我和班级大多数同学一样在图书馆挥汗如雨。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我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成绩下来之后，我第一次深入地思考自己想成为怎样的法律人。是高薪吗？似乎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是高位吗？可法治要打造的恰恰是权力的笼子。

我思索良久得出结论，法律的魅力即在于具有明确的规则，对规则的守护即是对正义的守护，而在规则未明之处，则以良知守护。“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我更愿意成为一名良知的守护者。所以从学校毕业，当面临工作机会选择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报考法院的职位，手握法槌、肩扛正义才是我的最终追求。我很幸运，最终被虹口法院录取。

这是我与法律、与虹口法院的缘分。

“站在痛苦之外规劝受苦的人，是件很容易的事”

——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我在虹口法院最初的七年，是在执行庭工作的。没有穿上法袍，没有在庄严的法庭里敲响法槌，这是我理想中职业的模样吗？甚至在当事人称呼我为“任法官”的时候，我问自己，我是一名法官吗？不需要过多去探究事实的真相，也无需分析复杂的法律关系，所要做的似乎仅仅是将判决主文里的金钱给付转换为申请人的真金白银。

然而，真的如此简单吗？

在道交赔偿案件里，我见过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双下肢截肢，在出租屋里卧床等待安装义肢，生命才展开便已蒙上阴影；在追索抚养费案件里，我见过年轻的母亲怀抱着婴儿，控诉着不负责任的前夫，声泪俱下；在相邻纠纷案件里，我见过一对老夫妇因为和邻居在共用空间上的矛盾，十多年来空置黄浦江边的公房，诉说着有家不能回的艰辛；在继承案件里，我见过血缘至亲之间因为遗产分配在执行谈话室里反目成仇、大打出手……

当这一切的场景真真切切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一种沉重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如果执行不到位，那么正义永远只在当事人的家门口徘徊，无法到达。执行法官，要做那个敲开门的人。

在执行生涯中，我总是提醒自己换位到申请执行人的角度，想尽办法兑现判决内容。曾经在春节前的一周时间里，我蹲守过三个被执行人，顺利将他们带回法院，并对其中两人采取了拘留措施，以致拘留所的人看到我都打招呼“呦，又来啦”。三起案件最后都圆满执结了。回顾执行岁月，是在凌晨等着电话蹲守被执行人，在出差路上的红眼航班里制定着执行计划，在逼仄的楼道间调解邻里纠纷，在腾退房屋的现场守着搬场公司打包。其中的酸甜苦辣，唯有经历过方才知晓。但我也清楚地知道，这一切的艰辛与判决书背后的故事相比，又实在是那么微不足道。

执行工作的历练，让我见识太多生活的心酸和不易，深深体会到“判决如下”的内容对当事人生活的影响和改变。同时，执行工作也让我更加洞悉人性的复杂和追寻正义的不易，正义天平的砝码有任何些许的倾斜都可能改变正义的轨迹。

“我从今开始守望，至死方休”

——乔治·R·R·马丁《冰与火之歌》

2014年底，我调入金融审判庭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也对我提出了新的要求。接触的法律纠纷不再是“广”，而在于“专”。上海肩负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任，虹口辖区内也有多家金融机构的上海分支机构落户，金融审判任务重，影响大。

刚一到庭里，我就面对审判系统内上百件的存案。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开的第一个庭，就是一个复杂的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虽然庭前做足了准备，拟定了完整的庭审提纲，设想了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但现场状况仍让我手忙脚乱，大冬天穿着法袍的我急出一身大汗。

压力之下，唯有迎难而上。金融理论学习、案件庭审准备、类型案例检索和复杂文书撰写，成为了我提高审判技能必须要跨越的山丘。在最紧张和繁忙的“磨合期”，有富有经验的书记员跟案，庭内的“老法师”也不吝指导，这一切都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外部助力加上自我学习，我渐渐找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

在近六年的金融审判中，我审理的三起案件入选2015年度、2016年度、2019年度高院“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另收获了一篇2017年度上海法院“四个一百”优秀裁判文书，以及一件2019年度“四个一百”精品案例。2019年度，我荣获高院个人三等功。

然而，金融审判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案件并不是以上获奖案件，而是一件撤诉结案的普通保险纠纷。在这起案件中，我曾经思考的问题——法官职业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了更深层的涵义。

案情是这样的，原告是某在校学生，两被告是某长途汽车站、某保险公司。原告通过该车站在微信上的购票平台购买汽车票时附带购买了人身意外险，但当原告想要退保时却被告知需连同车票一并退票，并且会产生退票手续费。于是，原告起诉要求解除保险合同并退还保险费10元。

事实并不复杂，《保险法》也规定了投保人随时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按照这个思路，我完全可以直接下判，几乎不可能有上诉和改判风险，月底结案数据+1，完美！可直觉告诉我，原告起诉的目的并不那么简单。在我的追问之下，原告告诉了我实情，事实上原告想要通过个案诉讼来纠正该车站“店大欺客”的做法，希望车站能在销售页面提供保险产品的完整介绍以及便捷化解除合同的链接。

知晓实情的我面临着选择，究竟是简单回应原告的诉请，还是直面案件所呈现的矛盾冲突？原告对车站销售所提的具体要求，涉及市场经营自主性的问题，并不能直接通过司法手段进行调整。无论怎样，后一项选择无疑更为复杂并考验司法智慧。

然而，这不正是法官职业的使命吗？法官并不是法律冰冷的执行者，更不能是法律技巧的操弄者，他所作的裁决基于公义，包含着社会价值的判断和引导。于是，我选择迎难而上。市场行为无法由司法直接调整，那么就通过市场主体自身努力实现完善。为此，我多次与车站负责人进行谈话，明确指出其营销过程中存在的瑕疵，动员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在我的努力之下，车站最终向原告给出了书面的整改方案，承诺梳理和审查原有投保流程，改变其中不合理的做法。原、被告达成庭外和解，原告撤回了起诉。

虽然这个案件并没有留下振聋发聩的判词，更不是什么“十大案例”，但当我看到被告的整改方案，我感受到这份职业带给我前所未有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