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罗友枝 历史学人

作者:[美]罗友枝

奴仆贵族

尽管清朝贵族的爵位与欧洲贵族相同,但与欧洲贵族不同的是,他们更坚定地臣服于皇帝。大清贵胄没有自主权。他们的财产由官衙管理。军事资源也是如此:17世纪末18世纪初,八旗贵族个人对牛录的掌控让位于官僚体系的掌控(参阅第三章)。

爱新觉罗氏各支脉、著名满洲家族和其他八旗家族的历史表明,皇帝对贵族经常加以监管,根据自己的最高利益采取赏罚措施。如果说旗人是旗主的奴仆的话,贵族就是他们的主子—皇帝的奴仆。清朝贵族是奴仆贵族,他们的权力完全来自皇帝。

西方学者关于侍卫及其在清朝国家体制中地位的相关研究,忽视了对清朝制度的分析。不过,最近的一部中文著作指出,侍卫是征服精英获得提升的一个渠道。侍卫是负责皇帝安全的卓有声望的精英团体。他们的服装表明了他们的特殊地位。侍卫可以穿明黄马褂,戴花翎。在清初,只有内廷官员可戴花翎。1661年的一道上谕允许这些高级官员、侍卫和额驸在帽子上佩戴单眼花翎(花翎被分为单眼、双眼和三眼三级)。同样,明黄是皇帝专用色,如未获得特别允许,即使是亲王也不能使用。侍卫在公开场合始终陪伴皇帝左右,因此要通过马褂和帽子使他们与众不同,这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

侍卫起源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当时所有的贵胄都有自己的私人卫队。努尔哈赤用包衣、重要盟友的弟弟和儿子、宗亲和著名武士充当自己的卫兵。“侍卫”(hiya)不但保证了努尔哈赤的个人安全,而且在公开场合执其旗号,在可汗与军队将领之间传递文书并保卫皇宫安全。

皇太极时期,“侍卫”获得了自主权并建立了指挥体系,其内部分为三级。皇太极封赏了陪伴他父亲左右的那些人的子嗣。他自己的卫兵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包括包衣和皇室宗亲。这些“内大臣”一般由蒙古和满族英雄及爱新觉罗氏充任。内大臣在战场上充当先锋,他们在将帅与军队之间传递信息,或者接替倒下的将领的职位。皇帝也委派侍卫精英充当特使前去拜会蒙古部族首领,到明朝和朝鲜行觐见之礼,或者充当蒙古额驸、皇室王公或其他重要人物的护卫。皇太极规定,他的侍卫人数要双倍于八旗贝勒的侍卫人数,其级别也要高于后者。侍卫的级别也被纳入军事职级系统之中,所以“内大臣”与梅勒章京(meirenjanggin,八旗高级职位,后来改称副都统)地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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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刊发,选自《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美]罗友枝/著,周卫平/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

1644年后,侍卫的招募范围有所扩大,八旗官员的子嗣亦包括在其中。但从17世纪50年代开始,大多数侍卫都来自上三旗、八旗贵族或皇室宗亲。随着皇帝权威的增长,侍卫的组织架构也在17世纪末发生了变化。1652年新设了最高职位—领侍卫内大臣,官拜一品。一般情况下,由皇帝亲选6人(上三旗每旗2人)充任此职。领侍卫内大臣负责上三旗侍卫和亲军的所有军务。他们负责570名侍卫的招募、培训和升降级事务,分派日常任务和皇帝出巡时的护卫任务。

内大臣(高级助手,二品衔)和散秩大臣(次级助手)是领侍卫内大臣的重要下属。后来共有6位内大臣,上三旗每旗2人。散秩大臣一般是“恩封”的,授予蒙古额驸、功勋卓著的将领、征服英雄的后代和皇室宗亲。为防止皇帝本人对这个重要安全机构的绝对控制权在侍卫不断官僚化的过程中受到侵越,康熙时期又增设了两个高级侍卫官职。他们不受领侍卫内大臣管辖。第一个是御前大臣,统领御前侍卫和乾清门侍卫。御前大臣由满洲和蒙古王公的子嗣(通常是皇帝的姻亲)或宗室充任,由皇帝钦点。负责内廷安全的这些精英卫队由此在组织上与负责紫禁城外朝安全的卫队分离开来。

御前大臣——这个职位原本没有定额,到了清末,则改为始终由4人充任——昼夜不停地轮流侍奉皇帝左右。虽然他们的名誉和非正式权力因时时伴君而高于领侍卫内大臣,但其职位在官僚体系中没有级别。同样,乾清门侍卫也来自上三旗的杰出的旗人、王公子嗣和皇室宗亲。另有两个名义上的职位—御前行走和乾清门行走,是通往乾清门侍卫和御前大臣的晋身之阶。这两个职位一般由宗亲或八旗贵族充任。

紫禁城被置于最严格的安全管理条例之下。皇帝不允许任何一个官衙控制皇宫的全部防务,而是精心创设了职权互相重叠彼此牵制的一系列机构。侍卫守在进出内廷的各个大门口。大殿侍卫和乾清门侍卫是宫廷卫队的精英。作坊、库房和嫔妃寝宫由上三旗的包衣卫队单独守护。夜间大门关闭后,巡夜人来回查看内廷的各个大门。这些机构的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此外,领侍卫内大臣、高级官员和八旗都统也要巡夜并检查侍卫值班情况。1813年天理教叛党攻破皇宫以后,这些检查措施得到了加强。

享有进入乾清门特权的官员极少。进入内廷参见皇帝的王公和文武大臣所带随员人数都有定额(依级别而定)。工匠和仆役更涉及安全问题,所以经常引起皇帝的注意。所有工匠必须佩戴腰牌,腰牌每三年更换一次。有份奏折报告说,1773年共为内务府各部门发放了3668块腰牌,并请求再增加100块。从1777年开始,相关条例规定,每个工匠进门时必须登记,并向皇帝报告,这个条例到1819年仍在执行。2由于担心失窃,进出紫禁城的货物也受到严格监控,货物清单必须呈送守门侍卫查验。

侍卫的职责逐渐变得多起来。许多侍卫在宫廷的其他重要部门有兼职。御前大臣兼管奏事处,内大臣和散秩大臣兼管武备院、上驷院和奉宸苑。由于烹饪与安全直接相关,侍卫奉令在内务府大臣的统属下守护御茶膳房。侍卫还担任庆典、早朝、国宴、大婚及在坤宁宫举办的萨满教仪式的安全保卫工作。

上述内容皆为他们的日常职责。他们的额外任务可使我们了解,皇帝们在实施其政策时如何用内廷侍卫来补充外朝官僚机构之不足。内廷将领最有可能被分派与侦察、情报搜集和军事战略有关的任务,例如1677年皇帝谕命内廷官员考察长白山。长白山是传说中满族人的发祥地,一直未载于地图,隐身于无人居住的茂密森林中。皇帝命内大臣武默讷和三名侍卫前去“瞻视行礼”。武默讷是皇室远支,已经担任侍卫很长时间了。他于1677年6月3日离京,22日抵达吉林将军府。他花费了一些时间寻找向导,后勤工作也费时不少,因为侍卫和随行的卫队所需要的大量物资要靠河道运输。

萨布素——他是满洲旗人,后来在对俄战争中赢得声誉并荣获晋升——奉命率领从宁古塔调来的二百名官兵支持从7月1日开始的勘探活动。7月10日开始,勘探队在环绕长白山的密林中砍出一条通道,16日进至长白山麓,建起营帐。侍卫们爬上山顶,祭拜各个山头,目睹了祥瑞之兆:七只野鹿从山顶上失足跌落,摔到营帐旁边,为饥肠辘辘的官兵们提供了食物。勘探队于7月17日开始回撤,9月17日抵达京城。皇帝接到他们的奏折后降旨礼部和内阁:“长白山,祖宗发祥重地,奇迹甚多,山灵宜加封号,永著祀典,以昭国家茂膺神贶之意。”

中俄边界冲突期间,侍卫还在东北地区担任侦察任务,并帮助搜集编绘《皇舆全览图》的相关资料。他们裁决官僚之间的争端,如1688年的黄河保护计划争端;他们调查贪污腐败,如1820年的通州官仓案。1753年,乾隆皇帝派一名御前大臣调查满洲旗人违法86迁居外城的传言。1826年新疆的一次暴动被镇压后,皇帝委任那彦作为钦差大臣前去考察新疆局势,他同时派遣一名乾清门侍卫作为“皇帝耳目”一同前往。侍卫被分派了各种各样的任务,与康熙皇帝对包衣的使用类似,不同的是,侍卫是训练有素的士兵。

许多人漫长的职业生涯是从侍卫开始的。1669年任命的六部非汉族尚书、理藩院尚书、都察院非汉族都御史都是从侍卫开始做起的。著名的佟氏家族的许多成员都是从侍卫做起逐步升官的。富察氏也许是通过担任侍卫而赢得皇帝恩宠的最佳实例。担任侍卫的第一位富察氏是哈什屯(1663年去世),他原为努尔哈赤的前锋,后成为皇太极的侍卫,1644年被晋升为内大臣。在多尔衮死后发生的清洗活动中,他未受牵连,得以幸存。他因侍奉福临有功,荣获男爵爵位。哈什屯的长子米思翰担任户部尚书,主持议政王大臣会议(他在康熙朝担任内务府大臣)。到1674年去世时,他已成为皇帝最信任的重臣之一。

米思翰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个是从侍卫开始官宦生涯的。他的长子马斯喀因在平定噶尔丹之役中功勋卓著而进入议政王大臣会议。他的三子马武担任侍卫,曾随皇帝出征噶尔丹,但随后(1709年)因在皇帝病危期间与其他内廷官员参与允禩集团的密谋而失宠。后来,他先后担任内廷和八旗官职,并于1721年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四子李荣保承袭了米思翰的男爵爵位,前后担任过多种侍卫官职,最终升为前锋参领和护军参领。1709年他因马武而失宠,死于1710年。不过,他的女儿成为皇后(1736年)以后,他被追封为一等公。

在内廷和八旗任职的富察氏第四代有傅良、保祝和傅清。傅清开始时也是侍卫,历任八旗多种官职,包括在西藏担任了四年的副87都统(1744—1748年)。1749年,西藏内部发生危机,傅清被任命为西藏昂邦。傅清和他的同僚拉布敦做出的谋杀统治者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决定引发了暴乱,清朝官员的府第悉遭攻击。傅清竭力自卫,最后绝望自杀。两位昂邦的死亡使清朝加强了在拉萨的军力。傅清有个著名的弟弟叫傅恒。他以皇后的兄弟这一有利条件担任了侍卫,在内廷获得快速提升。到1748年,他已是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最大的功业建立于金川之役(1748年)期间,为此被封为二等公,并获双眼花翎。他也是赞成平定准噶尔的重臣之一,该次战役把伊犁和新疆地区纳入了清帝国的版图。虽然他在缅甸的最后一次战役没有获胜,但1770年去世后他被追封为郡王。

乾隆时期,富察氏的第五代通过担任侍卫而获得高升。他们是明仁、明瑞、明亮、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和福长安。他们使富察氏的荣耀达到了最高峰。傅恒的儿子福康安和福长安都担任着内廷和中央政府的高级官职。福康安是因其在第二次金川之役(1773—1776年)中的军事行动而引起皇上注意的,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担任过数省总督。他作为行政官员的名声并不佳,但被公认为“清军中最能干的将领之一”,协助平定了甘肃(1784年)、台湾(1787年)和西南(1795—1796年)的反叛。福康安统率清军成功地击退了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1792年)。他是唯一一个非爱新觉罗氏却荣获亲王衔的满族人。

由于侍卫特别是那些内廷侍卫,是在皇帝的亲自监督之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提升和丰厚赏赐。在皇帝看来,侍卫是能够在行政官僚体系中体现皇帝意志的另一条途径,这增加了帝王统治的弹性。从八旗精英的角度来看,进入侍卫行列可获得高升的机会。